中科大少年班毕业，援藏16年，他意外遭遇车祸，倒在“播种未来”的路上

钟扬（1964-2017），1979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导。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去世前为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他生前曾说，把一件事做成功可能只需要1万个小时。他在中科大少年班学无线电，后来却成为武汉植物研究所教授。他说，“我算过，自己在中科大确实花了1万个小时在学习，这与成绩高低无关，你付出的时间必定在将来有所收获。”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种植了十亩红树林。2009年，著名植物学家钟扬和同事们亲手种下它们。钟扬说，这是他“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但他再也看不到茂盛的红树林长满上海的海岸线了。

据复旦大学消息，昨日（9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作为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植物学家，西藏是钟扬几十年科研生涯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援藏长达16年、在青藏高原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的植物学家会突然离世。

2001年，钟扬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成为西藏大学的教授。此后十几年，他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时间待在西藏。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帮助西藏大学培育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无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复旦大学，钟扬的课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

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拉琼于2011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成为钟扬的博士研究生。拉琼告诉南都记者，恩师钟扬工作一直非常拼命，“完全不要命的，在青藏高原上，整天陪着学生搞研究”。

钟情西藏

一年在西藏要待150天以上

“青藏高原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时任复旦大学生科院教师的钟扬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后，又成为第七批援藏干部，先后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十多年间，钟扬先后15次自费进藏，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在林芝、日喀则，在那曲、阿里，都留下了他和学生采集野生植物标本和DNA样品的影子。高原生活的种种困难，只有钟扬自己知道。

刚到西藏时，钟扬花了整整5年来克服高原反应，后来体检时，他发现高原环境还是对自己的心肺功能造成了损伤。尽管如此，钟扬每年仍要去西藏大学工作150天以上。有时，他一天要在海拔相差4000米的两地工作。

援藏16年的钟扬，每年在西藏的时间超过150天。

为什么要去西藏？在钟扬看来，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多米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植物随处分布，极具研究价值。钟扬曾说，“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曾说，植物最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

为取桃核

发动同事3天啃掉5000个毛桃

如何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培养出一支西藏地区的地方队伍显得很重要”。去西藏后，钟扬觉得，单靠一个人干不行，西藏的同行研究生物多样性有天然优势，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在户外考察做研究的钟扬。

钟扬和同事在野外。

收集植物种子是研究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一环，钟扬给自己的目标是，每个标本收集5000颗种子，而按照学术规范，两个样本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有时，钟扬一天就要走800公里，每走50公里，看见一个种子，赶紧收集那几个，装上麻袋，然后开车去另一个点。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他想办法采摘了两麻袋毛桃。为了把这些毛桃核完好无缺地取出来，他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净。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他认为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援藏期间，钟扬的实验室培养出了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钟扬曾说，他的梦想是把西藏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

因为研究领域类似，都做青藏高原植物研究，都在西藏工作，且年龄也差不多，中科院昆明植物园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与钟扬相识。

杨永平告诉南都记者，他和钟扬早年曾合作研究青藏高原植物，2007年至2012年间，他们在青藏高原采集植物种子，他主要在藏北，钟扬主要在藏东南。

在杨永平眼中，钟扬是个身体很好、知识面很宽、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他钟情于西藏”。他说，除了采集种子，钟扬还做青藏高原的植物适应、演化研究。

杨永平是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考生物生态组的牵头人，他告诉南都记者，如果钟扬没有去世，也会参与到青藏高原二次综合科考中来。昨日下午，杨永平得知钟扬突然离世，非常遗憾和惋惜。

多才多艺

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1987年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与钟扬成为同事。

江明喜说，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91年秋，他和钟扬一起到武汉附近的斧头湖做水生植物调查。白天，他们穿着雨鞋、踩着泥巴做调研，晚上住在湖边小学校园里。尽管条件非常艰苦，钟扬还是很乐观，大家都被他带动起来。

“他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他科研能力很强，对科研、对生活都很有热情，他永远是个乐观的人”，江明喜说。

播种未来的人——热衷做种子收集的钟扬。

江明喜眼里的钟扬还多才多艺。单位组织活动时，他还和钟扬表演过相声。早年，武汉植物所流行打桥牌，钟扬也特别喜欢，且水平很高，“他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人”。

江明喜说，在钟扬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期间，表现出了极高的领导才能，“他头脑敏捷，讲话很到位，考虑问题很准，看问题很有深度”。更让江明喜佩服的是，钟扬作为援藏干部去西藏大学教学，在西藏做了很多工作，并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

对于钟扬在西藏做的种子采集，江明喜称，这对将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经济发展很有意义。“全球气候变化后，很多物种会不适应原来环境，一些植物就会往高海拔地区迁徙。现在西藏很多植物适应了高海拔、高纬度环境，将来全球气候变化之后，现在收集、保存的种子就是将来我们的种源，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性格老师

招生不考察英语只看兴趣

钟扬时常教育学生“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郸路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他乐于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讲的《生物信息学》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名牌课程、复旦大学生科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曾有同学在BBS上发帖说，“钟扬老师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

在学生的眼中，钟扬永远精力充沛。复旦大学生科院一位毕业生告诉南都记者，毕业多年，他还清晰地记得每周日晚，钟老师实验室里飘出香气扑鼻的饭菜香，“他总是工作到半夜两三点，一起做夜宵吃是他们实验室的传统。”

今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钟扬表示，从复旦大学到西藏大学后，由于精力有限，在复旦的研究生招生量逐年减少。

目前，钟扬已培养出了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五个藏族博士中有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大学指导的藏族植物学博士生，还是西藏大学理学院第一个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拉琼也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钟扬招生学生只看他是否喜欢做植物研究。

在考察学生时，钟扬有个特别之处：对藏族学生不考察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喜欢做植物研究就会招。西藏大学生物系的一名在读生告诉南都记者，钟杨教授在西藏大学学生中的口碑很好，“他作为长江学者能支援我们学校很不容易。我在学院的宣传墙上看到过他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草帽，顶着大太阳在野外搞研究。听学长说过他是个谦虚、随和的人。”

今年，西藏大学生物系教授索南措刚考上了钟杨的博士生。她告诉南都记者，钟杨在选博士生的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学生对科研的热情和兴趣，“我和他认识十年了，他是个特别亲切的人，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

科研工作繁忙，但钟扬每年都会去给中学生们上生物课，还坚持写科普文章。他曾说：“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很遗憾。”在今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钟扬讲述了自己通过收集一颗颗普普通通的种子来造福苍生的故事。

钟扬的演讲：《种子方舟》

（视频来自“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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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那么多种子，对普通人来讲意义何在？钟扬在演讲中给出了他的回答：

“没有人会在乎是谁采集的种子，但如果一百多年后，这个植物灭亡了，只要找到一个种子或少数的种子，就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

“在我们植物学界，那就是真正叫希望的种子”，钟扬说。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采写：南都记者 吴铭 见习记者 毛淑杰 秦楚乔 张雅婷 实习生 詹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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