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议国家增设一种“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坚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在全国政协委员方来英看来，传统基于“病种”的直报系统不足以应对新发传染病，应建立基于“症状”的报告机制。

他同时建议，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缩短报告线，减少信息衰减。方来英还提出设立国家防疫官制度的建议，以特殊的职业设计、待遇保障，为公共卫生体系吸引人才。

方来英现任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他曾任原北京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参加过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全过程。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他的采访：

以法律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的权利义务：

缩短报告线，减少信息衰减

南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在你看来当前的直报系统有哪些亟待完善的地方？

方来英：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在2003年之后建立的大疫情网，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是一代代卫生人努力的结果。

到了后疫情时期，我们要考虑疫情带给我们哪些新的启示。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一直在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一种新病原体刚出现时，我们往往不知道传染源是什么。这种情况未来还会出现，人类该如何迎战？

从直报系统看，传统的直报系统更多以病种为上报单位，也就是霍乱、埃博拉、鼠疫等。我认为，如果今后的直报系统还是建立在对病种的监测、报告上，可能会有问题。

在病原体尚不明确时，我们可能可以发现，一个地区出现某种症状的病人突然增多。例如，呼吸道疾病常见的咳嗽、发烧等；或者是消化道疾病的一些症状。

我们有必要建立基于“症状”的观察、报告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如果一个地区短时间内出现大量某种症状的患者，就要引起高度警惕。此时，基于这些信号就可迅速展开病原体调查，做到早期发现传染病。

南都：如何提高直报系统的效率？

方来英：对于报告系统、信息系统来说，层级越少效果越好，所以应当尽量扁平化，避免信息在中间环节衰减。从信源看，也是越广泛越好。过去我们技术条件有限，今后，我们要考虑将现代技术集成进信息系统。

我认为未来的报告系统应该是开放系统，不仅仅包括信息报告，还要整合进分析、评价、鉴别等功能。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的数字化技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比如，医院的临床信息、疾控中心的信息、市场信息能不能相互打通。实际上，市场信息的变化对识别传染病很有帮助。如果某类患者大量出现，网上相关信息的搜索就可能增多，零售药店的药品销售数据也可能会有相应的变化。

这些可能与一个地区的流行病学变化有关系，通过整合这些信息，就可以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在综合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上报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与此同时，可以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缩短报告线，减少信息衰减。

当然，我们也要对医生提出要求。比如，医生出诊时发现异常状况，有义务将信息上报。传染病信息报告是“宁宽勿窄”，报多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筛除，但不报告要承担责任。

我相信，随着技术的发展，将直报系统开放化、扁平化以后，会加快我们的监测和反应速度。

不能简单将疾控中心行政化：

疾控中心要做大量研究、指导工作

南都：那是否要给疾控中心行政权或者行政化？

方来英：我认为不能简单将疾控中心行政化。在传染病防控的特定情形下，疾控中心可以拥有一定行政权力，但不能让其像行政机关一样运行。如果都变成行政机关、执行机构，谁来负责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呢？

在防控病毒传播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没有一支国家队，这涉及到公共利益。公共卫生的前两个字就是公共。疾控系统目前已有明确的定位和职责，不能因为一场疫情就全盘否定。如果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今天还能开两会吗？可能大家都还待在家里。

疾病预防控制是个大概念，当然，传染病因为特殊的社会破坏力，肯定是疾控工作中的重要主题。但人类也不仅受到传染病的困扰，我们还有代谢病、慢性病等。在这方面，疾控中心可以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基础工作、指导工作。

南都：是否要提高疾控中心的话语权？

方来英：拍板和话语权并不相同。拍板是决策过程，决策要涉及到不同的层级，哪些东西是疾控中心可以决策的，哪些东西是卫健委可以决策的，要明确。对于重大决策，应当是中央领导才能决策的。

一个机器要正常运转，每个零件都要在正确的位置完成自己的职责。疾控中心的职责是什么？这次疫情初期，我们迅速完成病毒基因测序并向全世界报告，这是疾控中心应该做的。

南都：你此前提出可以设立区域疾控中心，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方来英：特别简单，病毒是跨地域的。疾病流行不会说走到五环就不出城了，所以要加强地域之间的协调机制。只依靠上级机关做协调有时候力度是不够的。

南都：比如国家疾控中心的协调力度就可能不足?

方来英：这涉及到组织设计的理论，而非简单的协调力不足。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点，如果能在区域内解决，没必要拿到中央、国家层面处理。

疾控可向医疗机构派出代表：

医生承担传染病报告任务就是一种“医防结合”

南都：为了加强医院的哨点监测能力，有一种观点要把医院的公共卫生科交给疾控中心管理。你怎么看？

方来英：医院公共卫生科的工作，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很多工作并不相同。一些观点可能只是在表面上理解公共卫生科的作用，觉得医院要承担公共卫生任务。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公共卫生的一大任务是把报告系统建设好。对医院来说，还要做好院内感染的控制工作，在门诊等场合做好健康宣教工作等，这也是为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不能将公共卫生和临床简单的切割或整合。比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医防结合”问题，这一定意味着要整合两类机构吗？恐怕不是这样的。医生承担传染病的报告任务就是一种“医防结合”的体现。

再比如，基层的社区卫生中心既承担诊疗任务，也承担疾病预防的疫苗接种等任务。所以不能绝对化的划分两类机构。

南都：如何加强公卫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联系？

方来英：我认为可以由疾控中心向本地的医疗单位派遣常驻代表，负责指导疫情直报和分析工作。我希望，临床医生可以和疾控人员做广泛的交流，这有助于大的卫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流畅运行。

疾控的工作人员要去医院了解临床，临床医生也要了解疾病预防体系。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这对提高我们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会很有帮助。

防疫物资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储备：

也要储备生产能力，短时间内激活产能

南都：这次疫情中我们还看到，物资供应一段时间没有跟上，医院初期的应对能力也存在不足。怎么加强应急状态下的应对能力？

方来英：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我们就要做好准备，要有一定预判。卫生系统面临的不仅仅是传染病，还有自然灾害、群体性事件、公共事件等。历史上的疾病流行甚至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兴衰。我认为医院不是仅仅解决看病的地方，它的使命其实是保障健康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医疗物资储备。但医院要储备多少用量，三天还是一年？这涉及成本问题、概率问题、效率问题乃至保质期的问题。我此前在政协开会的时候就强调过，我们需要调整对“储备”的理解。

我们不仅要有实物上的储备，更要有生产能力的储备。对于医院来说，可能只需要储备三天用量的物资。但我们要在这三天里，有能力充分调动产能，激活生产能力，满足一线需求。生产能力储备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也建议，国家可以划分若干个区域，针对卫生方面的战略物资，从产业链到加工制造能力再到最终的产品，提前做一些部署。从这次疫情看，我们已经有了应急的概念，下一步就是将其制度化，确定具体的机制，这不仅仅是医院甚至卫生系统要做的工作，牵扯到工业生产、物流运输等方方面面。

南都：疫情之中，如何能让医院兼顾传染病防治与日常的诊疗需要。你有什么建议吗?

方来英：我们在面对传染病时，整个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控制传染病的流行传播。这肯定是这个阶段要突出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有新发传染病出现时，我们对病毒的很多特性还不了解、无法快速区分感染者，而医院又是个极易发生交叉感染的地方。暂停日常诊疗的这种安排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也是我们打赢防控仗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不过，进入后疫情时代，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内容。比如，医院的布局设计如何更合理，每个医疗单元的设计如何兼顾“平战结合”等。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技术背景，我们也要根据新的认识和技术发展往前走。

建立国家防疫官制度：

吸引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人才

南都：你之前提出要建议国家防疫官制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方来英：疾控中心是一类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的制度在管理。但医学其实是一个市场非常活跃的领域。如何在疾控中心吸引一批能干的人才，恐怕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比如，可以设立一个特色的岗位，我起了个名字叫防疫官。

防疫官应当是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人。我们自然也要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待遇问题。现在大家一提到待遇就是工资，但其实还应当包括行政职级、职称、职业发展方向等。通过这种特殊的制度和职位设计，将一批人才聚集到中国预防医学的旗帜下。

南都：所以职业发展体系也应当是待遇的一部分？

方来英：当然是。现在很多在基层疾控中心、卫生系统奋斗的同志，如果他们心中有理想、事业有目标就待得住、扎得下去。相应的，如果在物质待遇、薪酬体系上都能与之相配，相信会有一批大批基层干部下到基层，进入疾控的体系为国效力。

南都：有分析认为，现在在疾控的经费保障上存在一些欠缺。如何增加政府的投入意愿？

方来英：政府对疾控的投入意愿，在于其执政理念，在于有没有将中央的指示和要求落实到位。我觉得也不能笼统的说疾控中心的经费完全处于困难状态。各地区、各层级的疾控中心承担的任务是有差别的，经费安排的形式也会有差异。

当然作为在卫生系统工作的同志来说，我们肯定希望多多益善。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干好。经过这场疫情，我相信工作做好了经费不是问题。做不好，就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了。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报道

南都记者 吴斌 宋承翰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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