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楼，常常因乏人问津而渐渐被遗忘。云南昆明一座5年前便停工的烂尾楼盘，因有了人气而备受关注。
今年5月以来，30多户居民陆续住进昆明巫家坝CBD的一个烂尾楼盘。他们都是六、七年前在这里买了房的业主，大多是在昆明打拼多年的普通人。各自生活的现实境遇，加上今年疫情的影响，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突破对生存空间的底线，住进烂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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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了半辈子积蓄，被迫住进烂尾楼
这个烂尾楼盘名为“别样幸福城”，位于巫家坝CBD西侧，是昆明市官渡区2011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2015年初，该项目4号地块陷入停工，其中包括12栋主体已封顶的楼房，1243套住宅。
昆明“别样幸福城”四号地块，5年前烂尾。
在烂尾的毛坯房之间玩游戏的孩子们。
住进不通水电不通电梯的“别样幸福城”几个月了，业主们似乎已习惯这里的生活。闲时他们聊天打牌，唱歌跳舞。只是他们心里仍盼着哪天真的能收楼，体会真正的幸福。
烂尾楼里的一副对联。
拮据的单亲妈妈再租不起房
陈艳春是第一位搬进“别样幸福城”烂尾楼的业主。她是单亲妈妈，身上背着每月4000块的房贷。
搬进烂尾楼以后，她在里面养鸡、种菜，还做大锅饭。业主中有人对她既佩服又心疼，不时给她送去生活必需品。
陈艳春在烂尾楼楼下开辟的菜地里施肥。
陈艳春祖籍四川，小时候常年跟着做水果生意的父母生活在西藏，因为喜欢昆明的气候，七年前决定来到昆明定居。
2013年初，她在当地朋友推荐下在“别样幸福城”买下了一套60平米的一房一厅。
买房以后，她一直住在“别样幸福城”周边的城中村里。这一带由于毗邻当年的巫家坝机场，距离昆明火车站直线距离只有4公里，是很多初到昆明的外地人选择的落脚点。
过去7年，陈艳春的家庭经历几次剧变。女儿刚满一岁，丈夫跟她离了婚；父亲在4年前的一次车祸中受重伤失去了劳动能力，治疗费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今年年初，她跟朋友合伙开的小餐馆，在疫情的打击下彻底关了门。
陈艳春的女儿穿着新买的美人鱼泳衣。
今年5月18日，陈艳春的出租屋合约到期，因手头拮据，无力继续支付房租的她最终决定搬进烂尾楼。
烂尾楼在起风的夜里显得格外阴森。“大风在外面刮得呼呼作响，空地上人头高的野草像活了过来似的。”
夜里的“别样幸福城”四号地块。
刚搬进烂尾楼的头两个星期，陈艳春住在小区工棚里。头几天，她几乎都要熬到早上6点才敢闭眼睡觉。这个小区楼层设计，一层是地下室，二层以上才是住宅。因电梯不通，她连楼都上不去。后来搬进来的人多了，合力把各栋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搭好，才可以搬进楼里面。
后来陈艳春从市场买了十几只小鸡，养在工棚外面的空地上。当时昆明正值雨季。第二天晚上，一场大雨把小鸡淋死了一半，她大哭了一场。
烂尾的小区还没修排水系统。5月底，一场连夜雨淹进了陈艳春睡觉的工棚。陈艳春醒来发现水已快涨到床头。看着被水没过的墙面咕噜咕噜冒着气泡，陈艳春心里一沉。她意识到自己买的房子这些年来已经历了不少风吹雨打，如果再不复工，可能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
住进烂尾楼一周后，陈艳春把长在楼下空地的野草除了，在上面种了菜苗。菜苗很快就长出了新叶，烂尾楼焕发出一丝生机。
陈艳春开辟的菜地。
陈艳春最近在一家足疗店找到了工作，夜班经常要上到凌晨4点。平日里女儿托管在幼儿园，周末才带在身边。
每到周末，她就把自己住的那一栋的“大堂”收拾得一尘不染，给沙发铺上罩子，在桌上摆了百合。夜里，对面巫家坝CBD发出的蓝色灯光会映在百合的花瓣上。她说：“每次回家看到这道光，就好像看到希望。”
陈艳春在收拾自己那一栋的“大堂”，给沙发铺上罩子，在桌上摆了花。
6月以来，陆续有四号地块的业主搬进烂尾楼。他们都是在昆明打拼多年，把毕生积蓄投入到这里的普通人。现实就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突破各自生存条件的底线，住进没有水电、雨淋日炙的烂尾楼。
咬牙买楼 他成“最孤独的人”
受疫情影响，卯勇今年上半年几乎没有收入。两个月前，他带着老婆和儿子住进了自己买的烂尾楼。
那是一套位于18层、东北朝向的两房一厅。卯勇把床、桌椅、饮用水和煤气灶搬进了烂尾楼。每天夜里，他回到这里吃饭、睡觉。
住在烂尾楼的夜里，卯勇喜欢趴在窗户护栏上看远处灯火通明的巫家坝CBD。周边林立的楼群当中，似乎只有他一家亮着灯。这是他来到昆明的第13年零两个月，卯勇称自己为“昆明最孤独的人”。
卯勇老家在贵州威宁的一座大山上，那里至今未通公路。小时候家里种土豆和玉米，一大家人只够吃半年，他的三个长兄不得不早早外出打工谋生。四兄弟之中，卯勇最爱读书，小时候曾考过县里的第一名。家里都指望着他将来能考上大学。然而母亲、大哥和二哥的相继离世，使他不得不提早放弃读大学的梦想。卯勇还记得初二暑假跟着二哥去个旧的一个金矿拉矿石的经历。因为力气小，他每天要比别人多上下十几趟。躺在洞口休息的时候往天上看，才发现矿洞有十层楼高。那年夏天，矿里出了事故，二哥没能逃出矿洞。带着二哥的骨灰和3000块补偿费，卯勇一个人坐车回家，一路上“眼泪只能往心里流”。2006年6月，刚刚结束高考的卯勇只身来到昆明，很快就在菜市场找到一份搬运的工作。他从小吃惯苦，一个人能干两个人的活。工作不到一年，工资从300涨到800。来到昆明的第二年，他跟工作中认识的姑娘结了婚，两个人在巫家坝机场西侧的城中村安顿了下来。2014年，卯勇儿子5岁。为了让儿子来年能读上公立小学，他用所有积蓄交了首付，买下了“别样幸福城”四号地块12栋18楼的一套89.26平米的两房一厅。购房合同上的收楼日期为2015年4月。代金红的老家会泽（属云南曲靖市）去年曾因十万人异地脱贫的壮举上过《焦点访谈》。在脱贫政策的帮扶下，代金红所在的村子去年家家户户都走出大山，住进了县城里的新房。唯独代金红因在城市里有购房记录，而被排除在帮扶名单之外。因为在“别样幸福城”买了房，代金红错过了一套县城里100平米的新房子、孩子的教育补贴、全家人的医疗报销补贴，以及由政府安排的就业机会。他觉得自己一辈子什么好事都没赶上，是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代金红小学只读到三年级，20年前就从老家来到昆明打工，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代金红人生中的两个高光时刻，第一个发生在2013年：他在“别样幸福城”买了一套106平米大三房；第二个发生在2016年：女儿通过了云南师大附中的小升初面试。2017年，因为房子烂尾，代金红一家的昆明户口没了着落。受限于当时的政策，他不得不把正在读初二的女儿送回老家。学校老师替他女儿感到惋惜，劝他再想想办法。然而横亘在家乡和城市之间的那座大山，代金红至今还没能翻过去。今年年初，代金红的客户破了产，欠下的工钱彻底没了着落。6月中旬，他带着老婆儿子住进了烂尾楼。“但凡有点办法，都不想让孩子住进来。”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小区不通电，家里太阳能灯的亮度不够，影响儿子的功课。黄丽华最近看了新闻才知道自己买的房子“闹出了大事”。她原本以为，楼盘停工只是暂时的，过几年自然会好起来。自从看了新闻，黄丽华一夜一夜地睡不着。黄丽华今年67岁，昆明人，退休前是一名财务。2013年，她和老伴在“别样幸福城”全款买了一套一房一厅，作为给儿子的婚房。到了2016年，房子还没收，儿媳妇就跟儿子离了婚。儿子离婚后没过多久，黄丽华的老伴因病去世，临终前仍惦记着没收楼的房子。今年8月6日，黄丽华第一次走进自己买的房。房子的客厅和卧室都朝南，采光特别好。“要是没有烂尾，这房子住着多好啊。”她不由得感叹。她在新闻里得知住进烂尾楼的业主越来越多，自己也动了念头，特地来实地察看。然而当她看到楼道里漆黑的电梯井，心里就打了退堂鼓。黄丽华的儿子今年43岁，偶尔在外面接些包装设计的活，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前阵子为了还债倒腾信用卡，征信被拉黑了。母子两人在圆通山附近租房子住，每个月靠她的退休金维持着。黄丽华小心翼翼地走出烂尾楼，无奈地说：“孩子四十几岁人了还没结婚，房子要是再不修好，一生就毁了。”每天早上起床，刘萍都会把窗帘束成一个对称的倒三角。窗帘的背后，是三面环绕的钢筋水泥外墙。刘萍和丈夫今年双双失业。丈夫最近回老家石林照顾父亲。她带着女儿搬进了烂尾楼。刘萍记得2013年交房子首付的时候，四号地块已经开始在挖地基。当时房子建的速度很快，几乎每隔一个礼拜增加一层，眨眼间就封顶了。2014年春节，她发现工地没剩下几个工人，以为工人只是回家过年了。售楼部的工作人员当时还耐心地回复她：“没事的，再等等，很快就会动工了。”2014年底，四号地块彻底停工。刘萍和其他业主开始四处反映情况。从12345热线到房管局、住建局、街道，甚至更高的政府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和部门他们都已逐层跑遍。刘萍和丈夫以前都从事旅游行业。原来一家三口在民航小区有套六十多平米的小房子，后来有了小女儿，刘萍希望一家人能住宽敞点，就把原来的小房子卖了，在“别样幸福城”买了一个151平方的大单位。那时候她42岁，想着趁着年轻早点把房贷还清，贷款只办了十年。买“别样幸福城”之前，刘萍特地去核实过楼盘是否五证齐全。她深信有政府颁发的这些证件，房子就是十拿九稳的。哪怕暂时停工，早晚也会有人出面解决。距离合同上的收楼日期已经过去5年，“别样幸福城”12栋未完工的高楼依然原封不动地伫立在巫家坝CBD的西侧的主干道旁。刘萍的希望已经在等待中一点点消耗殆尽。“每天闭着眼想的是这个烂尾楼，睁开眼想的也是这个烂尾楼，想搬进新房子都快想疯了，真的希望时间可以倒流。”晚饭喝了点酒的刘萍和高桃花（左）在手机伴奏下跳舞。高桃花之前跟女儿寄居在她照顾的孤寡老人家里，为了买这套房子，她跟唯一的亲妹妹前后借了13万，这笔钱她恐怕短时间内都还不上了，现在跟妹妹隔阂越来越大。住进烂尾楼的第三个月，刘萍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白天她和其他留守的人一起搭伙做饭。晚上她们会在工地门口聊天打牌，有时候甚至唱歌跳舞。然而烂尾楼里的美好是易碎的，天一下雨，小区就会变成泽国一片。刘萍今年48岁了，她意识到自己已没有能力再买第二套房。生活在烂尾楼里不是长久之计，她始终希望最后能有人管管她们，帮助她们住上一栋正常的新房。小区里，和刘萍有相似经历和想法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数是因别无选择搬了进来。今年38岁的定勇（化名）来自贵州毕节，目前一家四口住在烂尾楼，大儿子在学校读书，老婆白天在家带小儿子、带帮大家做饭，他晚上则出门跑跑代驾。李红梅今年50岁，昆明人，在城中村里有自己的宅基地房，房子是买给儿子的，她说儿子出身城中村，没房没车很难结婚。杨志兴是昆明人，今年54岁，以前跑过车、搞过建筑，烂尾楼里的几乎每扇门都是他负责安装的，业主称他为“烂尾楼里的工程部长”。今年6月，杨志兴不顾家人反对，一个人搬进烂尾楼。跟大部分业主不一样，他在昆明还有房子，搬进烂尾楼是为了给自己讨个公道。周琴在城中村开小卖部，丈夫开摩托车搭客。夫妻在昆明打拼十多年，一直住在城中村，一直梦想在大城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不再寄人篱下。张学英以前在自家楼下开超市，后来政府征地房子被拆，为了减轻女儿负担，和老公住进了烂尾楼。女外在外上班，她在烂尾楼里带孙子孙女。李学先来自云南楚雄武定，为了买这套房花光了家里老人的积蓄。他以前在一家玉石商店做销售，商店从今年大年三十开始关门，至今未开。目前他偶尔能接到一些跑车的活，“每个月还要还2300块房贷，住进这里以后压力减轻了很多”。烂尾楼中午的大锅饭。白天留守小区的人不多，他们就AA制吃起了大锅饭。有住进烂尾楼的业主称，2017年，“别样新福城”业主们集体向法院申请仲裁。昆明市仲裁委员会裁决，开发商向购买该烂尾楼盘的商品房业主支付每月1500元的逾期损失。几个月后，昆明中院又下发执行裁定书，称开发商未履行赔偿义务，且经查询无财产可强制执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目前显示，“别样幸福城”的开发商昆明佳达利公司及其相关的昆明晓安拆迁公司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