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卫生巾，我也是之前偶然看到才知道原来网上还有卖散装的。”在网友的感叹后，“月经贫困”（买不起卫生用品）迅速引起关注。散装卫生巾引起关注，与极低的价格不无关系。从初潮到停经，女性们承受着显而易见的身体和经济压力。行业报告称，这是一个价值400亿元的市场，从南都记者的采访看，一名女性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从200余元到千元不等。金额看似不大，但对不少女性来说，这仍是一笔不小的压力。而看不见的社会压力，也在影响女孩们的生理健康。为留守和低收入家庭的女童们提供生理健康支持的公益组织发现，因为缺少性教育和家庭收入不高，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成为女孩们应对月经的选择。
十二岁，宋薇第一次来了月经。惊慌失措的她弄脏了床单，起床后用被子盖住了血迹就去上学了。她一直记得，那天晚上回家被妈妈骂了一顿。初潮的经历，让宋薇觉得来月经是件羞耻而费钱的事情。她告诉南都，虽然一家人生活在县城中心，也不属于很贫困的家庭，但自己的父母始终对生理健康方面的教育讳莫如深。在家人看来，卫生巾的价格太贵，加之认为女孩子来月经是“羞耻”的，因此舍不得花钱给宋薇买卫生巾。在初潮后的几年里，宋薇一直是把卫生纸叠起来当卫生巾用。“太贵了，父母不重视，不给钱买，没有人正确引导。”宋薇说，“那时候我们县城普遍都是卫生纸叠起来用，学校也没有正确指导过。”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同学和姐姐的引导下，宋薇慢慢开始使用卫生巾了，但她始终觉得卫生巾是很贵的东西。她还记得那时候有些卫生巾用起来比较闷，长时间不换就会有很大的异味，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如今，宋薇已经三十岁了，在做编辑工作。她有条件花钱买卫生巾，但依然“舍不得充分地用”。
一家超市货柜上摆放的卫生巾，各种品类卫生巾价格差异较大，单片价格从0.73元至3.49元不等。理论上，一片卫生巾可使用3~4小时，若月经量较大可能1~2小时就要更换。南都记者 刘嫚 摄“没有真正像人家规定的那样，每四个小时换一次。”宋薇说，“我是使用比较节俭的，量少的时候一般半天用一片，为了节俭，有时候还会往里面垫纸。”不仅如此，宋薇买的卫生巾一般都是普通的或者偏低价的牌子。在宋薇的观念里，十几块、二十块一包的卫生巾已经属于“昂贵”的范畴，偶尔会买一次，但不会经常买。大多数时候，她选择在商家搞活动的时候囤很多卫生巾，这样就能用上一年半载。比起宋薇，还在读书的高洋或许幸运得多。从来月经开始，高洋用的大多是超市里能买得到的品牌卫生巾。但她也坦言，自己往往是等超市打折了就囤两包。“（一个月的花费）怎么也得四五十吧。”高洋说，“虽说买得起，但是还是觉得作为必需品是贵了。”后来，高洋又听说某品牌的液体卫生巾很好用，便趁双十一、618这样有活动的时候网购了许多。“好用是真好用。”高洋有些无奈地说，“用完以后觉得普通的都不行。但是贵也是真贵。”大四学生张小雅一直记得，一个月前自己和朋友站在货架前，掰着手指计算哪一包卫生巾更便宜。她一直觉得每月的卫生巾是笔不小的花费，而目前因实习需要支出的昂贵租房费用更是让她觉得卫生巾几乎属于“奢侈品”的范畴。她时常与朋友调侃说，每月买卫生巾的钱已经是“巨款”级别了。“如果在量多的时候，可能一天就要用到5片日用卫生巾，至少一片长的夜用卫生巾。”张小雅说，“一天花在卫生巾上的钱，已经够我吃一顿饭了。不是说买不起，但就是觉得贵，还不得不买。”事实上，宋薇在十多年前遇到的困境，今天依然在不少女童身上上演。一年数百元的卫生巾费用，仍是很多女孩难以承受的负担。UU公益创始人清幽原本做“一对一”助学项目，为贫困儿童提供书包等物资支持。项目进行中，有女生提出缺少卫生用品，在随后的走访中，清幽发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她告诉南都，农村留守女童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大多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缺少生理卫生知识，她们很多时候羞于谈起身体的变化。清幽发现，当月经到来时，女孩们只能“有什么用什么”，毛巾、草纸、用完的作业本、破布条都可能是她们的选择。清幽有个印象很深的案例，一名女童原本用草纸应对月经，但骑车时草纸掉了出来，孩子只能蹲在路边哭。“大部分女生都是自己想办法，如果追问她们用什么应对月经，她们也不会仔细回答你，有的女孩听完就会哭。”清幽说。除了缺少必要的知识，经济压力也限制着女孩们的选择。清幽介绍，女童一年在卫生巾上的开销为300多元，对于她们来说，这笔钱更需要用来购买文具、吃饭、坐车，“绝对不会去买卫生巾”。“我的家在农村，家庭条件比较差，经常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自卑，看到年迈的爷爷奶奶，我真的不想开口向他们要钱买生活用品。”一位女孩告诉清幽。学校的女性老师也会反馈，村里买不到合适的卫生巾。小卖铺货架上摆着的卫生巾，大多有和大牌相似的标签，但使用体验堪称“劣质”。这也威胁着女孩们的健康。看到这种情况，清幽在五年前发起了“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为女孩们提供“青春礼物”——免费卫生用品和生理心理指导。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一的美国女孩要么提前辍学，要么就是因为无法负担起经期产品而被迫旷课或辍学。据“英国计划”（Plan UK）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时，英国14岁至21岁的年轻女性中，仍然有49%的人因为经期而缺课，每10位女性中就有一人买不起卫生用品。非洲女性教育家论坛（FAWE）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肯尼亚中学八年级前女孩的辍学率达到了65%，贫民窟女孩想要获得卫生用品往往只能依靠结婚或是性交易。咨询公司FSG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在全球范围内，超过5亿女性无法获得管理月经的“一切所需”。这相当于全球育龄女性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从公开信息来看，中国近年来尚无对此方面情况的权威统计或全面摸底，但从多家公益组织的调研来看，留守女童和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女童中，不少孩子确实仍面临“月经贫困”的问题。“这种孩子肯定是有的，我们帮扶的人数远远不够。”清幽说。在专业定义中，“月经贫困”（Period poverty）指的是，女性因经济负担能力不足或受落后观念等因素制约无法在经期内得到足够的卫生用品，而无法有尊严地度过生理期。如果说卫生巾的缺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则常被忽视。在清幽的观察中，农村地区部分老师也缺少生理卫生的观念，甚至不好意思给孩子们上生理卫生课，以至于常改为自习。“知识匮乏，孩子也不愿面对。”清幽在开展公益生理卫生课时，有的孩子都快把头藏进抽屉里了。由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马军担任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发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15-19岁青少年婚育率意外反弹。除男性比例偏高等原因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教育。“尽管在过去20年中，由于教育促进政策，中国教育中的性别和地区差距已大大缩小，但经济困难地区的教育参与仍令人担忧，特别是对贫困的农村女性而言。”研究者表示。较之城市女性，农村女性的早婚和生育风险更高。“因为她们的教育水平更低，贫困地区的传统性别规范依然存在。”研究者分析。“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刚开展时，很多农村学校对此并不热心。对于这些农村学校，相比书包和直接的经济支持，“卫生巾”和“性教育”很难对外宣传。甚至公益机构的男性志愿者，刚开始也羞于给孩子们送卫生巾，不少人要求匿名。但清幽也表示，随着项目的持续开展，近几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变。贵州省务川县民族中学医务室的护师文娟对贫困地区的 12～19岁青少年抽样调查发现，80.0%的学生对有关青春期及生殖健康知识有需求。其中，男生对性、手淫、遗精、避孕方法、预防性病 /艾滋病传播措施、男性生殖系统的内容更感兴趣, 而女生对月经问题感兴趣。“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很受欢迎。”清幽告诉南都，在开展“关爱贫困女童生理健康”项目后，机构收到的女童来信明显增多。“在我难过的时候我知道了UU公益，它教会了我来大姨妈是正常的事，不要有什么难过的......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觉得这个不好了。”在一封感谢信中，一位女孩写道。买不起卫生巾、缺少性教育，这些隐匿在大山深处的问题随着“散装卫生巾”冲上热搜而再次引起关注。如何为女孩们提供帮助呢？目前看，世界多国已采取一定措施。例如，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澳大利亚将取消原先对女性卫生用品所收10％的商品及服务税（GST）。美国俄亥俄州此前通过一项提案，取消了众议院对月经产品的州销售税。早在2010年，印度政府就批准了女性生理卫生方案，向1500万青少年女孩提供卫生巾。通过这一方案，为中标的卫生巾给予价格补贴销售，每片售价仅为1卢比。2018年，印度宣布取消极具争议的、高达12%的卫生巾税。值得关注的是，新西兰政府在今年6月表示，将向全国各地的学校提供免费的女性卫生用品，以解决“月经贫困”问题。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曾披露，新西兰9岁至18岁之间近95000名女孩生理期只能呆在家里，原因是买不起卫生巾和卫生棉条。苏格兰更进一步，承诺在在公共场所免费提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据媒体报道，苏格兰从2018年就开始在大中小学免费提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2月25日，苏格兰议会批准一项计划，允许在社区中心、药房和青年俱乐部等公共场所免费提供经期卫生用品。南都记者关注到，取消或降低卫生巾等用品的税费，在微博上引起不少网有的关注。在清幽看来，全民免费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她也期望能为18岁以下的女孩们免费提供卫生巾等用品，保障她们的生理健康权利。“因为她们还是孩子，是即使有钱也不好意思买的年龄。”从南都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有多家公益机构为农村女童开展物资、教育等生理卫生服务。但在全国范围内，仍有较大缺口。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也存在较大压力。以清幽所在的UU公益为例，今年的筹款缺口为三百多万元，可为一万多名女孩提供卫生用品和生理心理健康关爱。“捐了一年，第二年孩子们期盼的眼神问今年还会有么。这时候，我都很想哭。”清幽说。社会观念也在影响女孩们获取健康服务。一些女孩因为卫生问题或使用劣质卫生巾等原因患上了妇科疾病，但女孩们却不愿去妇科看病。“这是特别让我苦恼的一件事。”清幽表示，女孩们会担心被同学家长碰到，认为自己“怀孕了”。她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除了物质上的支持，孩子们更需要精神上的关怀，例如把“妇科”改名为“女科”、让受“重男轻女”影响的女孩感受到“爱”。（为保护隐私，宋薇、高洋、张小雅为化名。除署名外，均为采访对象供图）
南方都市报（nddaily）原创报道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实习记者 杨天慧
摄影：南都记者 刘嫚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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