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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声很大!“不惩罚,很难见效”

南都评论 南方都市报 2024-04-07


南都街谈

给老师减负的关键,在教育部门之外

撰文:刘远举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教师反映,现在的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因为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


教师负担,继学生负担后,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老师负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系统内的形式主义。比如,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工作留痕要求的表格、材料;过多的会议和发言;各种打卡、点赞;迎接各种检查,让老师不胜其烦。


老师体制外的去处很少,并且教师技能的适用范围比较小,转换行业不容易。这就决定了老师面对形式主义,没有多少谈判能力。比如有的学校要求教师的教案必须手写,老师做好了电子版本的,不能打印,还必须手抄一份。换到其他行业、公司,这个要求根本执行不下去。


老师负担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他部门的工作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很多与教学工作毫不相关的社会工作落到教师头上,是因为虽然老师在体系内是一个弱势者,但却是班级这个小社会的绝对权威。


这两个因素,使得教育系统对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他部门就会看上这个影响力,想用它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当这些工作通过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协商传递到教育部门后,就会一层层地下达,成为基层老师的工作内容。老师也成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过多的负担首先会影响到教学工作,其次,那些有谈判能力的资深老师,为了回避这些形式主义、社会任务,很可能跳槽到形式主义少、薪酬高的教育领域的单位,导致教育行业的逆淘汰。减轻老师负担,基层教育部门要确保在自己体系内不搞形式主义、对横向部门的请求予以拒绝,这样才能有效果。


给老师减负的呼吁已经很多,但这个呼吁如果不转变为“给老师增加负担者受惩罚”,则很难见效。只有当一地主官禁止这种部门合作方式,教育部门才能从其他部门的工作任务中解放出来。城市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不能随意找教育系统协助。


另外,给老师减负,家长的作用也很重要。家长们需要明白的是,老师的精力就这么多,多做一些社会工作,多搞一些形式主义,花在教学上的精力就会少一分。最后,老师没办法完成的教学工作,就会成了家长的责任。


家长要认识到学生搞社会工作的不合理性。任何一个城市搞文明城市创建,不可能有人跑到街上找市民抽背创建内容。但这却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他们要背下创建内容,以应对可能有的抽背。很多家长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毕竟,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种默认,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其他部门的工作,通过教育部门进行。


只有当家长说,我的孩子没义务配合,老师才能真正减掉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工作。


南方都市报(nddaily)、N视频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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