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1天输掉1/3月收入！千年赌博村，如今大变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曙光里政鉴 Author 蒋小天
西岙村治赌背后，是一个乡村如何重新走向振兴的故事，也是一个社会基层治理的样本。近年来，中央高层高度关注农村赌博现象，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明确提出，对农村赌博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在长街镇党委书记薛晓龙看来，农村赌博事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需长期治理，久久为功，“农村要发展，既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治理农村赌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村民生活富裕，精神文化需求被满足，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彻底根治赌博。”
西岙是宁波乃至浙东地区最古老的村庄之一。
千年赌博村
西岙，古称西洲，自东晋时期建村，距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张美丽从小就听说西岙村爱赌博，乡里乡外出了名，甚至外地的赌客也纷至沓来。
张美丽的丈夫此前在外务工，自己常年在家务农，闲暇时无聊就要打麻将，“一把两块、四块的麻将，一天能输掉三四百元。”丈夫当时一个月才挣一千五百元，得知老婆赌博，家里爆发争吵，张美丽不爱和老公吵架，因为“心情不好肯定要输”，但往往上一秒承诺不打麻将，下一秒就又去了棋牌室。
村里贫穷落后，又没有娱乐活动，“越穷越赌”“越赌又越穷” ，张美丽身边都是“赌徒”，“两夫妻为了赌博吵架，有的为了还赌债把店卖了，有的为了躲债，过年过节都不回家。”
西岙村党支部书记陈万甫介绍，2018年以前，西岙村赌博之风盛行 ，村里赌博的传统甚至可追溯至千年以前。过去，西岙村村民以打鱼为生，闲暇时爱玩牌。根据西岙村《陈氏宗谱》记载，自1252年始，村里流行民俗正月十八“行大龙”。每年秋收后，村民开始制作龙灯，筹备鼓亭、龙旗、龙牌等仪仗，待到来年正月十八日晚上八时，两条各由四十人肩扛的巨大龙灯，在阵阵鞭炮和锣鼓声中，分别从祠堂、从龙场（坛）抬出，村民以此表达信仰，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平安。
陈万甫告诉南都记者，根据习俗，“抬龙”结束后，乡里乡亲聚集在一起赌博娱乐渐成风气，村里的祠堂、庙宇，成了聚众赌博的主要场所，甚至方圆百里乃至外地的赌客都要过来赌一把。
西岙村民俗，正月十八“行大龙”。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西岙村迎来了历史上的一次关键转折，从西岙村走出的企业家陈国宝听闻村里人因赌博迟迟难以摆脱贫困，主动联系家乡干部，表示愿意带领村中的青壮年走出乡村谋生，筹集资金为家乡建设出力，但前提条件是，村民彻底扭转赌博陋习。
赌博阵地成为公共文化空间
自2018年始，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铺开，在中央政策的背景之下，企业家的心愿与政府的决策此时汇聚在一起，第一步，就是要让村民创收，有稳定的收入，有具体的事做， 放弃幻想在牌桌上挣钱。
西岙村大批的年轻人在陈国宝的带领下，前往上海、宁波打工，甚至创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西岙村也逐渐走上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乡村经济之路。一些有赌博前科的人也在地方帮扶下，在乡贤的带动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张美丽很久不打麻将了，如今开了一家早餐店，深夜12点就要起床，四点开始营业，一天能卖出1500个包子。直播带货，微信接单，忙得像打转的陀螺，提及过去沉迷麻将，张美丽笑言：“现在忙着挣钱，打麻将没意思。”
“村民有了正经工作，不再有赌博的闲工夫，西岙村不仅经济生活好起来，社会效益也有了提升，成了当地有名的旅游村。” 长街镇党委副书记陈模省说。
乘着乡村振兴的政策东风，西岙村治赌的另一招，是加大对公共设施的投入，丰富村内的文娱活动，彻底移风易俗。
据陈万甫介绍，2018年，经乡贤建议和政府部署，村内筹集80万元将村内赌客经常聚赌的村庙改建成梦鼎书院，书院内设读书会，并专门设立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中考、高考成绩优异的学子，弘扬读书风气；村里先贤留下的祖训也被找了出来，成为贴在村里的禁赌宣传语。
村内祠堂被改造为文化礼堂，成了公共文化空间。金轩 摄
以往的赌博主阵地——村内祠堂被改造为文化礼堂，成了村委的驻扎地，用长街镇宣传委员葛瀚文的话说，这是赌博阵地成了公共文化空间。在村委的主导下，村里组建了广场舞队，舞龙队，张美丽加入后，舞台从“麻将桌”变成了广场舞，每逢节假日，舞蹈队去邻近村里表演，去城里参加比赛，成了张美丽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比一比哪个村跳得好，有获得感，心情也好。” 张美丽说。
西岙村头的公交站点，方便游客入村。
据长街镇党委书记薛晓龙估算，西岙村过去五年内，公共设施建设投入资金大约是三千万，其中乡贤捐赠资金就有约两千万元，党员干部更是带头下乡送服务，送演出，用文化建设反哺乡村发展。
如今，每逢村里重要的节日，村里不仅有戏曲表演，还有游园会、烟花秀，日常活动中增设篮球比赛，象棋比赛，广场舞比赛，这几年正月十八“行大龙”，大家聚在祠堂，不敢赌博，也慢慢不再赌博，由各村文艺代表队组织的“村晚”成了重头戏，陈万甫告诉南都记者，丰富的文娱活动，进一步挤压了村民赌博的时间和空间。
“责任量化，不能逃也不能推”
西岙村的转变背后，是宁波近年来治理农村赌博的缩影。据宁波市公安局副局长钱秉湧介绍，在当地农村，个别村镇“赌风”盛行，一些偏僻山头、民宅、农户成为赌徒的主要选址地，有的借用红白喜事等场地掩护赌博，一些山林野地出现职业化赌场。“农村赌博不仅仅是赌博，还可能衍生出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甚至抢劫杀人等违法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钱秉湧说。
据介绍， 2018年起，宁波公安机关就曾加大力度严打农村赌博违法犯罪，近年，以公安部开展的打击治理农村赌博的“清风”专项行动为抓手，进一步 加强案件侦查办理，但仅仅打击赌博违法犯罪始终 难以彻底根治农村赌博。
“以前主要 侧重打击，看起来见效很快，但是打一次、两次不可能解决问题，要真正实现形势好转，必须要从治理入手，改变村民的思想、习惯，才能真正长治久安。”钱秉湧坦言，过去数年，宁波的地方官员已在思考，如何通过治理赌博助力乡村振兴，公安部门作为主管部门，该如何最大限度挤压农村赌博违法犯罪的空间。
2023年9月，公安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赌博治理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凝聚治赌合力，创新工作机制，推动多元共治，不断筑牢农村禁赌治赌防线。
“中央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这种重视力度此前从未出现。”钱秉湧说。
南都记者注意到，自七部门印发文件后，2024年，宁波市委在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构建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之后，市政法委、公安、农业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细化5 项工作目标，25项工作措施，69条具体任务清单。
自上而下的文件精神，关键是在基层得到一以贯之的落实。在薛晓龙看来，近年西岙村成功治赌，得益于综合打击治理， 经济环境改善，乡风文明逐渐培育，但在实际工作中，关键仍是调动多个部门，多方力量参与，而背后取决于基层治理的力度和精度。
他告诉南都记者，在长街镇所在的宁波宁海县，县域内镇、村两级党组织书记明确为农村赌博治理的“第一责任人”，赌博治理成效不仅纳入基层党建和村务考核，也纳入乡镇考核体系 。“只要农村赌博做得不好，甚至一票否决。”薛晓龙说。
层层传导的压力，让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也感受到变化，长街镇派出所民警金凯峰明显感知到农村赌博治理力度增强。据介绍，去年以来，镇里的党委干部、社区民警、村干部，每个月都会召开禁赌会，通报全镇各村的涉赌警情、参赌人员情况并研究方法对策。
宁海县某派出所所长也透露，现在村书记压力大，“一个季度内，有村子发生一起赌博，村书记就会收到一张提示单，发生两起或两起以上，就变成抄告单，每张单子直接关联绩效评估。”
打不是目的，治才是根本
近年来，全国多地的农村赌博现象屡次引发公众关注，中央高层高度关注农村赌博情势，中央一号文件多次要求，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
自2022年起，公安部连续3年部署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博违法犯罪“清风”系列专项行动。去年5月底，公安部启动建立农村赌博监测机制，在农村101个涉赌情况复杂的县（区）设立监测点，常态化监测警情、案件等信息，掌握农村赌博态势，提升打击整治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去年9月，中央政法委七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强调凝聚治赌合力，创新工作机制，推动多元共治。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这是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加强治理农村赌博的信号。今年10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会同多部门有关司局于宁波召开全国打击治理农村赌博工作现场会。会议披露，今年以来，全国打击治理农村赌打掉的犯罪团伙、抓获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 警情持续下降，农村赌博违法犯罪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也是在这场会议上，宁波公安提炼以“党建统领、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一村一式、多元共治”为特点的“宁波市治赌十二条”的经验于全国推广。
南都记者注意到，不止是宁波，多地都在采取不同的举措治理农村赌博现象。近期，河南封丘县更是公开通报7起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参与赌博被惩处的典型案例。
当前农村赌博具体现状如何？据宁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应必蛟介绍，农村赌博呈现地下赌场、六合彩等隐蔽性越来越强，反侦查意识越来越高等特点，打击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有组织性的职业化赌博行为仍是少数 。
多位受访者也提及，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农村赌博的基本面是那些难以达到治安处罚标准、更不及刑事立案标准的娱乐性“赌博”行为，地方普遍采取宣传教育，移风易俗等方式规劝村民自行远离赌博。
南都记者了解到， 《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涉及赌博的刑事犯罪，则依据《刑法》 第303条，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采访中，受访者的普遍共识是赌博不仅是一种依靠法律规制的社会问题，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曾深入调研乡镇赌博，他曾表示，乡村赌博使赌徒心态在乡村社会蔓延，农民幻想一夜暴富，习惯及时行乐，不劳而获成了普遍的意识形态，同时侵蚀着基层政府和执法机关的公信力，让原子化现象更为严重，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
他认为，有效治理乡村赌博，必定涉及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吕德文提出，要关注乡风文明建设，以及规范化、合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多元、更有品质的公共文化或休闲方式，同时为了让农民有事可干，当地要提供经济或产业上的吸纳机会，让农民参与其中并获得回报。
某种意义上，浙江基层治理农村赌博的举措，正是上述建议在社会中的有效实践。
在薛晓龙看来，治理农村赌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要持之以恒，耳濡目染，让村民意识到赌博对人生、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同时转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培育乡风文明，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治赌之路，最后形成基层治理经验，“只有基层治理好了，农村赌博的现象才会根本好转。”
南方都市报（nddaily）、N视频报道
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发自浙江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