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即将碾压美国，但如果人口出现问题，我们将失去这个机会
全球来看中国的生育成本是最高的，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房价跟收入比是最高的，城市化、大城市控制用地、住宅公寓不足导致房价高，随之生孩子的成本就也就提高了；还有就是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
我们不要认为中国碾压美国是一个天方夜谭，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口是美国的一半，那个时候也有碾压美国之势，只不过后来日本人口出现问题了。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孟庆伟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和成长，而许多观点认为，这种发展和成长与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密不可分。
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老龄化不断加剧，一场针对“人”自身“可持续性”的改革时代正在来临。
携程的掌门人梁建章曾经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期间，不断尝试建立各种人口模型。作为国内知名的人口学者，多年来梁建章一直关注人口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此领域有所建树。如今，他正在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在压力忧心忡忡、奔走呼吁。
30年后创新能力将减弱
《中国经营报》：现在针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各方面的声音特别多。十九大报告中也正式把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上了日程。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你如何看待目前这个阶段？你对人口红利的观点是怎样的？
梁建章：看待人口红利问题有不同的维度，从总量来说，人口红利已经开始逐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限，每年可能就1%左右。但如果从20~40岁的年轻人口的维度看，下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可能是3%-5%，这个下降的速度是比较严峻的。如果从大中城市未来10年以后的发展来看，就非常悲观了。
因为大城市平均一个夫妇才生一个孩子，虽然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施行，但很多人选择不生二胎，还有很多人不结婚，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严峻，其实这是中国最艰辛的一部分人了。
这代人目前没有问题，但当5-10年之后，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呈现出的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只用半代人的时间，就会看到我们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年轻人正在迅速减少，中国的创造力会下降。
《中国经营报》：现在很多企业家关心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
梁建章：这个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说明中国的生产力在提高，科技发展提升了生产效率，所以不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要从中国本身的竞争力还有创新的活力来看待人口问题，创新活力在中国是非常旺盛的，因为中国确实过去享受到了人口红利，未来还有一段时间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
但是，人口问题的影响往往具有延迟性，目前的低生育率可能会影响20-30年后中国的创新能力，这是很严峻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有一些专家曾提出过一种很人文的观点：比如说一个年轻人需要赡养4个老人，那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应对这4个老人上，或者说应对赡养他们的经济负担上，那他这个人的整个创造力就会下降很多。你说的创新力是从人口的角度说的吗？
梁建章：这不是一个根本的因素，创新活力最好的阶段是在人的30-40岁，这个时候的老人还相对健康，但到了40-50岁，压力会随之而来。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现在老人也可以活到80-90岁，那么年轻人还有一段长时间的创造期。
《中国经营报》：你说的创新力是从哪个角度来观察的？
梁建章：一个是数量减少，人口的创造力以及企业家创新能力往往在30岁左右，学术上有很多的成就也是在30-40岁这个阶段取得的，这个阶段工作的经历越往上走，人也越有承受风险能力，也越有创造性的思维。
另外，如果社会整个老化的话，年轻人的机会就会减少，他承载风险的能力就降低，就不太愿意去创业，需求都在往下走，那经济就会发展缓慢，就像现在的日本一样，不光人口数量少，它的活力也会下降。
中国其实是非常有机会成为全球创新力最旺盛的国家，而且今后几年也会看到创新力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营报》：你刚说到，人口问题出现会有一个滞后性，你觉得现在跟人口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制订和研究，是否也有滞后性？
梁建章：虽然人口问题有滞后性，但是可预测性、确定性是很高的，因为现在出生多少人口，未来工作人口、大学生、创新人口的数量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如果从长远考虑的话，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立刻行动。之所以以前公共政策没有这么快行动，主要一个原因是人口数据不是太清楚，国家统计局和计划生育部门的数据往往是不一致的。
另外，人口少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影响，之前认识得不是太清楚，比如说将污染、交通堵塞、上学难、资源紧张等问题都归结于人口多，这都是一些误区。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人口问题，包括东亚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很明显的。新加坡好一些，因为它有很多的移民来源。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外部环境是否也对生育率产生着影响？
梁建章：我昨天分析了一下TOP，全球来看中国的生育成本是最高的，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房价跟收入比是最高的，城市化、大城市控制用地、住宅公寓不足导致房价高，随之生孩子的成本就也就提高了；还有就是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
《中国经营报》：中国女性就业率很高，全世界排名前三。
梁建章：对，中国女性就业率高、受到的教育程度和收入也高，也比较独立，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同时，对教育的投入、精力，包括托儿所这些公共福利的需求确实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综合来看，中国的生育成本比日本、韩国高，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那么生育意愿就会很低。
人口格局决定国家竞争力
《中国经营报》：在人口问题上，经常会将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政策是否会影响两国的竞争态势？
梁建章：印度跟中国差的还是比较远。如果真的要跟印度竞争，那也是40-50年以后的事了。
中国跟美国在今后几年的竞争态势将越来越明显，比如在创新方面，而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要超过美国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我们不要认为中国碾压美国是一个天方夜谭，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人口是美国的一半，那个时候也有碾压美国之势，只不过后来日本人口出现问题了。现在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1/3，年轻人只有美国的1/4。
美国的企业人才是来自于移民的，那实际上相当于它的竞争力放大了1倍，也就是说相当于美国实际上不是3亿多人口；而且美国也不光是美国，而是整个英语系国家的集群。
所以，美国可以从这么大的范围寻求人才。而中国有14亿人口，如果中国照目前的生育率发展下去，年轻人口平均只生一个孩子的话，那中国人口问题未来肯定会超过美国。
在创新投入方面，过去我们投入的金额比美国少，但投入的人才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今后你也会看到，中国会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10年、20年以后，如果中国没有鼓励生育，或者没有吸引全球人才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其实很难的。
在一段时间超越美国以后，可能美国就会反过来，到那个时候，印度也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印度的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其大学生的数量大概是中国的1/3左右，但40、50年以后，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生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硅谷创新的氛围和北京相比，有哪些异同？
梁建章：中国整体的创新力是非常旺盛的，美国跟中国也是现在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国家，中国一点都不比美国差，美国的大学可能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但中国的大学改进速度也非常快。我觉得中国跟美国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创新都是前沿性的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比美国快，但现在总体来说跟美国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会非常快地追赶上的。
《中国经营报》：高福利、少子化，是不是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
梁建章：欧洲有几个不同的点，最糟糕的是南欧跟东欧，经济发展比较差，政府提供的生育福利和对于家庭的支持也比较少，所以他们的生育率比较低，而且他们也面临人才外流的问题，他们陷入了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些漩涡。
德国是个特例，德国人自己生育的少，但经济不错，还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才过去。北欧是高福利地区，包括法国，福利政策以及对家庭投入的支持程度、投入的资源是非常高的，所以它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生育率，各方面都是比较健康的。
具体而言，法国福利比较好，他们的幼托中心都是免费的；俄罗斯最近两年很重视生育问题，在生育方面给予财政支持，生2-3个孩子就会有住房支持，比如赠送别墅。从公平性角度来讲，应该从税收角度去奖励家庭生育，因为生的人口多的话，未来的税源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对政府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公平的抉择。
《中国经营报》：中国人长期的计划生育理念是否延续到了海外？华人在美国生育率也很低吗？
梁建章：在美国，华人生育率比其他族裔的低，但是比中国高，因为那边房子也比较便宜，生育成本相比中国较低，同时还有其他公共政策配套。
企业将继续投入学前教育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生育率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会对我们目前的这种人口结构带来本质性的影响？
梁建章：想要实现可持续的改变，就要生两个孩子了，不生两个的话，人口总量会越来越少，总有一天人口优势就会消失。
《中国经营报》：官方统计显示，2017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出生人口占比提高，从2016年的40.02%提高到51.2%，但同时，一孩出生数量及其比重出现下降。应该怎么看待这两个一升一降？
梁建章：现在二孩的生育率只是因为补生了，补生的情况很快就会过去。所以二孩从数字上讲肯定是比一胎少，一胎在下降，说明整体的生育状况在未来会很严重。
《中国经营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73%，其实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高，女性的现状，对生育率的影响有哪些？是否需要比较明确的政策支持？
梁建章：根本上是要给钱的，当然可以让企业来给一些福利，但是企业也是靠市场竞争，它不可能比其他企业提供太多的支持，最终还是需要政府来解决。我计算过，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要到GDP的3-5%，甚至10%才会对生育产生一定的效果，抚养一个小孩，一年至少是几万块钱，在大城市可能会更高，所以政府需要很大的力度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政府不光是金钱上的投入，诸如像法国就是提供免费的幼托中心，中国需要建的话，最起码得建几十万个。此外，房价能不能通过增加土地供应降下来，对提高生育意愿是有帮助的，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中国经营报》：你之前关心儿童学前教育，其实也是在公司做了一些实践的，现在你怎么看？
梁建章：中国非常缺幼教中心之类的托儿所，如果政府没有资源的话，那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去做，尤其是在大城市，如果大的企业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对员工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个进度。
《中国经营报》：机器人应用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否会有一个自然的减少，大部分的机器人会替代普通的一些劳作？
梁建章：我从来不认为人口少，经济会崩溃，关键还是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力，现在创新在世界经济成分中的占比越来越高，现在的高科技企业，占世界整个上市公司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从事创新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人口少的话，它对整个创新的活力还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不认为中国会陷入其中，中国还是一个富国，中国也会成为一个高科技强国、一个世界创新中心，但如果人口出现问题的话，就会丧失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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