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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抢人暴露两大危机

国家小灶时代过期,权力与市场两不靠,天津未来在哪里?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 作者:罗天昊


抢人大战,举国烽烟。


近日,天津加入抢人大战,几天之内超过百万人申请落户天津,创造了城市抢人大战的高潮。

 

智者见于未萌。


天津抢人,犹如九转回旋的大江,突然奔出深谷,一泻汪洋。而在此前,天津因为其相对保守的户籍政策,以及断崖式的经济下滑,被部分人诟病。突然参与抢人,看则突然,实则必然。

 

五年前,当天津信心满满地步北京后尘,限车限房的时候,笔者即提出,天津不应学北京限购,而应反过来抢人。如今五年过去,笔者关于天津抢人的预言,变为现实。



年初,天津滨海新区GDP缩水3000亿之巨,不仅造就了天津经济总量的巨变,也造成了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地位滑落。天津从中国第五,成为中国第六。GDP增速仅3.6%,在十大城市中垫底。

 

经济下滑,只是表象,天津最大的挑战,其实在于两个,一个是政经周期变化,天津处于不可测一种,挑战巨大。天津在市场体系与权力体系中,都不是顶级,两边不落地,两不靠,处境尴尬。二是,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冲击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两不靠:权力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

 

天津的诸多方面,已经与北京看齐。当下,天津也已经实现汽车限购,外地车牌限行,事实上,虽同为直辖市,北京上海限购,虽争议巨大,但尚有资本,天津限购,则属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十年,天津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众所周知,天津的快速发展,主要是滨海新区带动,而滨海新区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资。这种依靠外来和尚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投资依赖巨大,更不具备产业安全性。

 

但是,中国的政治周期,一般以十年计算,过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国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国家战略的小灶。新的十年,国家战略重心已经转移。未来对于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等内陆区域将更为重视,长江经济带崛起,雄安新区崛起,粤港澳和杭州湾崛起,相信国家将投入更多。而天津的资源优势,即将被稀释。

 

2017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到1%,消费增长,不到2%。哪去了?没有那么多新的央企大投资来撑场子了。中央不再倾斜性扶持了,国家小灶没了。

 

央企大扶持,财政大投资,政策大倾斜,时代终结。

 

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同时,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天津的尴尬之处在于,在权力和市场两套体系中,都不占优势。

 

先看中国城市的权力体系。


天津虽贵为直辖市,但是身居北京之边,资源吸附能力远不如北京,中央部级机构,集中于北京,在110多家央企中,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扎北京,这两大因素,注定了北京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车也好,限房也好,全国人才只能迁就北京,无法绕行。天津就不行,限车限房,别人不来也可以。可以绕行。

 

北京纵使壁垒森严,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有800万,占比达到38%。高于天津。

 

在市场体系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则比天津更有优势。尤其是广深,民营经济发达,本土产业繁荣,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其独特的魅力,令千万人神往。

 

权力未至顶峰,市场未趋完善。


天津在市场与权力两大体系中的夹生地位,使其未来发展危机重重。

 

天津此前的限车限房,首先伤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够有买车能力的,主要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阶层,由此,很有可能导致外来人口的迁移,天津对于人才的吸附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这对天津的未来发展,将是致命的伤害。

 

乘它病,要它命。五年前,北京限车限房,患上傲慢自大症状的时候,天津就应该抢北京的人。与北京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抓住北京在汽车和住房方面限购的时机,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将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来。

 

天津现在才开始抢人,虽然是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是,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若五年前就开始布局,效果更好,而且是抢的是顶尖人才,而不是准一流人才。


抢人只是开始,开放车牌,开放房市,必然紧随其后。

 

雄安新区对天津的三大挑战

 

一片草原,两头雄狮,引人遐想。

 

同处京津冀,雄安新区对天津的冲击非常直接。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央企等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被分流

 

滨海新区的崛起,央企的投资功不可没。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承接北京功能的疏解。当下已经有很多央企表态,未

来将会投资雄安,甚至是总部迁址雄安。

 

若央企未来对滨海新区的支持力度减弱,将大大削弱其竞争力,对天津冲击巨大。

 

2、高新产业的竞争

 

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中的第三条,就是发展高新产业。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为中国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布局中,天津被赋予了重点发展高新产业的使命。

 

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在高新产业领域,对天津产生两重挑战。一是,部分北京的高端产业,可能要重点布局雄安新区,削弱对天津的支持力度。二是,雄安新区未来的高新产业,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天津的市场。

 

3、冲击天津经济地位

 

在京津冀各个城市格局中,北京和天津一度被认为都是胖子。而雄安新区的设立,冲击的不仅有北京,也有天津。北京和天津在中国城市系列中的经济地位,都将受到影响。

 

雄安新区对天津经济地位的冲击,具体表象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总量,以及天津在中国城市经济总量方面的排位。预计雄安新区崛起之后,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央企的分流,将使其此前相对高速发展所依赖的权力和市场资源削弱,从长期来看,北京和天津在中国未来城市中的经济总量排位,将有所影响。


二是金融资源。2016年,北京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138408.9亿元,冠绝全国。天津本外币存款余额为30067.03亿元,排名全国第七,中国最强力的金融城市,不在市场中心珠三角和长三角,而在更靠近权力的京津。未来,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机构,将冲击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地位,削弱其金融资源。

 

天津的四大变局

 

利弊相随,利大于弊。


新的时代,也为天津带来了四大机遇。

   

1,做大京津冀,提升整体竞争实力,构建国家竞争均势

 

北京和天津虽都在中国十大城市之列,但京津冀却难以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肩,未来也将面临长江中游与成渝城市群的赶超。

 

雄安新区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增长极。

 

2016年,长三角的GDP总和超过14万亿,珠三角诸城市的GDP总和超过7万亿,而京津冀GDP总和只有6万亿多,且内部发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独大并且造成了周边广泛的灯下黑。

 

京津冀坐大,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格局,缩小南北差距。未来东北振兴,华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为依托。

 

在此过程中,天津在全国的战略地位,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2,重塑京津定位

 

京津虽并称直辖市,但是,在权力和市场两大资源的拥有方面,天津难望北京项背。


客观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乱。

 

此前北京兼备华盛顿和纽约的功能,雄安新区建成后,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创新等四大定位。“大纽约”将另有其人。去掉了经济中心,意味深长。

 

雄安未来将疏解北京的央企,医院,高校,银行等资源,公共资源被削弱后,北京对于人才与市场资源的强制性驱动力也减弱,天津的重要性将相对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展领域,自由度更大。

 

3,产业协同重朔天津,战略腹地再造天津

 

雄安新区的设立,将使天津与河北之间的产业协同,发挥更大效力。

 

虽然在高端产业领域,雄安与天津有部分竞争,但是总体而言,天津与河北的互补性更强。2016年,河北的人均GDP为4.26万,天津的人均GDP超过11万。约为雄安新区5倍以上,河北省2倍以上。

 

落差产生梯度,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方面,均有强大的互补性。

 

此前,因为北京的强大行政资源,河北不得不围绕北京,北京强制性资源被疏解后,天津的产业优势,才可以发挥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将河北变为最大的战略腹地。

 

4,百川归海天津港

 

等边三角,互为依靠。

 

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边三角形,在高铁半小时辐射范围内,一般的火车客运或者汽车,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未来,随着京津冀经济圈的迅速成长,无论是北京还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它城市,天津港是不错的选择。

 

成为北方开放之城

 

前有深圳,后有雄安,改革竞争,你追我赶。

 

未来,天津突围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开放之城。天津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之后的全国第二大自贸区,未来应该成为改革的抓手。

 

在未来,天津改革有三大机会。

 

第一个机会,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红利。


珠三角和长三角仍在前列,天津需承认这种差距,并奋力追赶,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天津还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贸区加快与世界接轨。

 

第二个机会,是善用成本优势,成为京津冀改革的先锋。


天津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远没有北京强大,改革成本相对比较低。在北京构筑户籍壁垒,人才壁垒,进行各种限制的时候,天津可抓紧时机争抢部分北京分流人才。更造成对于北京的制度优势,以车牌管制为例,天津不要学北京限牌,而是向全国全面开放,天津应有这样的气度与远见。

 

天津既有直辖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样有作为首都的无奈与约束,在改革领域更具灵活性,应该成为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个机会,是在改革遍地开花的时代里,实现局部领域的领先。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现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局部改革的先锋,天津应有闯将精神。

 

自贸区无论成败,都将吹响天津改革的号角,未来,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开放和博大的城市,这才是天津最大的机会。

 

未来,天津需要在三个领域实现突破。

 

一是经济发展模式。


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暂时照顾,但是,此前依靠大项目,主要依靠国企的模式,并没有带来民富,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震动必然巨大。天津对此需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加快发展本土产业,振兴民营经济。释放市场活力,对冲公共资源优势被稀释的影响。

 

二是完善市场体系和推动创新

   

自贸区只是破局契机,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长久而稳定的商业环境,并且激发市场活力。在简政放权,完善法治,鼓励创新方面,深入推进。

 

三是社会领域的改革

 

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经达到了全球发达城市的标准,具备了从经济转型导向社会转型、进行全面改革的基础。未来在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公平,实现民富,振兴民权等方面,可进行广泛的布局与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辖市是改革先锋,不是既得利益堡垒,需要富有活力、多元、开放和宽松的社会氛围。

 

抢人只是开始,改革刚刚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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