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阳红米出山记

从昆明出发，溅满红色泥浆的微型面包车在昆石高速上一路狂奔。200公里之后，下了高速就没那么轻松了，车子穿越雨雾，省道再转县道，为了躲避路面不断扩张的水坑和塌方，司机只能在本来就不宽敞的路面左右腾挪，想要不晕车的最好办法就是跟着车子一起摇摆。

昆明到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距离375公里，已经开了五个多小时。要到达哀牢山上的哈尼梯田，还得在40多公里的山路上盘旋一个多小时。这已经是到达元阳的最快办法。“火车没有汽车跑得快”，“云南十八怪”的俗谚里这样调侃山路之难。

山路的另一端，海拔1800米的高原梯田上，种植着“最古老的稻种”——元阳红米。如果不是搭上互联网，哈尼人怎么也想不到红米饭能走出深山卖个好价钱。2017年9月，元阳梯田红米上线天猫淘乡甜旗舰店，1.5万斤红米，12个小时全部卖光，成交量相当于70亩梯田的产量。

身着传统服饰的农户在梯田劳作  

这只是元阳红米走出深山的第一步。红米热卖的背后，却不是阿里巴巴讲述电商流量为王的故事。一碗哀牢山上的红米饭如何翻越千山万水卖进城市，物流基础设施的搭建、当地人思想观念的转变才是转折点，电商生态、红米产业链的孵化则是更远的未来。这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的故事，在真正的贫困面前，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学习敬畏自然、农业和农民。阿里巴巴想做的那件疯狂的事，是离开阿里巴巴，元阳梯田红米仍然可以自食其力。

看天吃饭

农历七月属龙的这天，牛角寨镇平安寨村的马友明起了个大早。

早起下了一阵雨，山里笼罩着厚厚一层云。这一天恰是哈尼族家家户户吃新米饭的日子，58岁的马友明和老伴一早就下地收谷子。平安寨村至今保持着集体耕种的传统，加上隔壁马安寨，两个寨子历来是一起干活。110多户人家轮流犁田、栽秧、收割，互相帮忙。马友明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外打工，地里最忙的时候也不会特地赶回来。“如果请小工，收入就会降低。”马友明觉得自己还干得动。

下午四点多，天微微放晴，和老伴收工。马友明顺便从水田里捉了几尾鱼，回家招待客人。按照世代传下来的规矩，今天是个好日子，收新米祈祷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从这一天开始，寨子里开始陆续进入收割季。和前些年不一样，这两年马友明心里特别稳，从前是看天吃饭，现在红米能卖个好价钱。

种植红米的元阳县平安寨村村民马友明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马友明算了笔账，家里将近10亩红米，一亩按大概400公斤亩产，光种植红米一项家里就能收入2万到3万块。在贫困的元阳山区，这是个不小的数目。种红米让村民看到了直接的经济收益，“红米品种是粮食公司免费配发，长出来的红米也是粮食局统一收购，不用像白米、苞谷要想办法卖。”马友明解释说。

山对面的牛角寨村，李文和马友明一样，加入了合作社“1+1000”计划。所谓“1+1000”，是以1个元阳红米示范基地，帮助1000户农民精准脱贫。县粮食局提供优选红米种子给农民，制定生产标准，种植过程中提供指导，收获时高于市场价格统一收购，帮助农民获得稳定收入。

当初合作社到村里搞培训，村民们都很怀疑。“大家不相信红米能卖高价，不如自己赶街卖，把钱装到兜里踏实。”李文是村长，带头从自己开始。“如果赶街天卖，给两块就卖，1块8也都卖。和供销社签了合同，谷子就能卖7块一公斤。”眼见为实，慢慢村民们的态度有了改变，“村上80多户，现在一半加入了合作社。”

种了一辈子红米，70多岁的哈尼族老人李平清也从来没想过红米能飞出深山。红米是哈尼人的传统口粮，传说红米种子从天上来。祖先有一只看家神犬，见哈尼人生活的地方贫瘠而没有产出，便从天上给哈尼人找到了黄金谷种，不料在泅渡银河时，挂在身上的谷种被河水冲走。只有尾巴上侥幸粘留了两颗带回来。从此哈尼人便拓荒开田种植红米，谷种成熟后秆叶通红，长出的稻穗如玛瑙一般，哈尼人也把红米视为珍贵的“红玛瑙”。

水碾房中的原生态工艺水碾米   

传说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红米栽种只能在海拔1400~1800米之间，直到现在哈尼人还用近乎原始的耕种方式，所幸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聪明的哈尼人借着山势发明了梯田，将山泉引入，施人工肥，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种植。“这么好的红米，平时自己也舍不得吃。”李平清现在还在种红米，他的想法很朴素，“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家里留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红米卖个好价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像马友明、李文这样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只是元阳极少一部分跑在前面的人。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眼下开始慢慢尝到甜头。更多的人还在看天吃饭，红米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产量不高很难运出去。农民只能在赶街天卖，或者卖给当地粮店。粮店仓容量小，收得差不多就不再收，农民的粮食就卖不动了。缺乏稳定增长的收入，更多的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元阳县是边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扶贫重点县。当地人出门仍然主要靠走，翻过眼前一座山要5小时。家里最好的衣服让给要出门的人穿，穿上一条新裤子，仍然是很多人的梦想。

背着红米跑中国

半夜起床，天蒙蒙亮赶到省会昆明，搭早班飞机去哈尔滨。元阳县粮食局局长李富贵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在路上，头天夜里十点多他还在梯田上聊工作。

李富贵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他甚至有点腼腆，讲话前眨眼，先微微一笑。不过李富贵是整个粮食局少数民族干部中，汉话讲得最好的一个，推销红米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身上。说是推销，其实也不那么像。用李富贵的话讲，就是去哪儿永远带着米和酒。米是元阳梯田红米，酒是红米酿的酒，没有量产。远方的客人来了李富贵就请他尝尝红米饭，“你试试咋个样。”“酒也是纯纯的粮食酿的酒，喝了不会上头。”更多的时候，李富贵一个人背着红米满中国跑，有点勇闯天涯的味道。

李富贵深深明白，让外面的世界知道红米，把销售红米的路铺出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困境。2014 年，由挂职副县长的上海财经大学井然哲教授搭桥，元阳县在阿里巴巴上做了一次团购，一次卖掉了1万斤青芒果。也是井然哲介绍，李富贵认识了现在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大农业发展部高级运营专家章新光。那会儿章新光还没有进入阿里巴巴，2012年他跑了几趟元阳，被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质朴的人深深打动。“这里同一个季节没有5分钟的景色是相同的，这个地方贫困很真实，不是因为当地人懒，是环境、交通的因素，好的资源运不出去。”

 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农业发展部高级运营专家章新光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真正打动章新光的还有李富贵本人。李富贵的办公室在元阳县一幢老旧办公楼的顶层，说是办公室其实是一个搭建的违章建筑。章新光夏天去找李富贵，在屋子里抽烟热得受不了跑出来，“好像进了一个假政府机构、假的粮食局。”在章新光的印象里，粮食局都是几层高的楼。

打通外面的市场只是一面，鼓励农民种植红米的积极性才是更重要的事。粮食局想出的办法是最大可能保留哈尼族人原生态的种植方式，还要保证农民的收入稳定增长。李富贵和现任的粮食局李副局长，2010年先后到任，现在还是老搭档。两人跑遍红河州13个县市，去了同样产红米的普洱江城、元江，优选出现在配发给农民的“红阳三号”。

红米种植对气候、海拔有要求，产量不高。有意思的是，哈尼族人不那么着急，至今还用农家肥，让元阳梯田红米保留了原生态的味道。李富贵担心一旦收购价格提高，种植户为了追求产量施用化肥就是本末倒置。粮食局想出了用经济的手段去保护原生态的种植模式：粮食局联合阿里每亩地保证400公斤的产值。农民加入合作社，按照粮食局指导和标准种植红米，保证不施用化肥，让红米自然生长。“到年底收割产量不足400公斤没关系， 也是给你400公斤的钱。”

在章新光看来，李富贵想出的这个办法很“伟大”。不是怀疑、不是斤斤计较，是从源头上保护农民。章新光去东北考察大米，发现汉族人和朝鲜人种的完全不一样。汉族人种的地里非常干净，没有一根杂草。朝鲜族人种的地就有很多杂草。为什么会有杂草，朝鲜人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吃的。自然之间万事万物相辅相成，把杂草除了是简单，但需要用农药去防止其他的病虫害。有杂草在，其他病虫害就不会发生”，章新光明白粮食局的做法是对的。

即使如此，李富贵也还是常常碰壁。国家对大米有明确的产品标准，红米却没有国标。要想对外把元阳红米的知名度打出去，阿里更强调先打品牌，保证优品优质。阿里请来合作商免费帮忙建立品牌，商品质量、产品标准丝毫不能让步。就算一个小小的标签要怎么贴也丝毫马虎不得。去年元阳红米被下架4个月，主要原因就是包装不符合国家要求。国家要求字体必须大于5毫升，包装设计没达到要求只有中间停下来，一点点改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章新光和李富贵们也会有争执，产品的质量和标准一点都不能马虎。直到现在，章新光也记得第一次和元阳县的少数民族干部们打交道，语言沟通首先是最大的障碍，“60%靠听，20%靠猜，再20%靠比画。”实在讲不通的事情就靠信任和确认眼神。

如此苛刻的要求，在当地人眼里看起来都有点吹毛求疵。哈尼族天性热爱自由、热情豁达，李富贵有时候也会想不通，推销红米原来会这么难。不过这些一点也不妨碍他睡一觉起来又精神抖擞地往外跑。去年“双11”，在牛角寨村红米厂坝子上，李富贵穿着民族服装上了直播，在镜头面前给全世界讲元阳梯田红米有多好，一点也没有发怵。

“阿里巴巴”是什么

作为阿里最早和元阳县接头的章新光，想的和李富贵、马友明也不完全一样。农民最关心的是怎么更多地把粮食卖出去，但阿里必须想得更长远。对于重点扶持的贫困项目，阿里日常会有流量扶持，但“阿里最不缺的是流量，很害怕的一个事情，今天阿里巴巴能给流量，明天阿里巴巴不给了呢”，章新光想让元阳红米学会自己跑起来，放到市场上也能经得起考验。

进入元阳的第一件事，是帮红米改包装。元阳红米一直当做主粮卖，都是10斤20斤的大包装。按照18元一斤算，消费者至少要花180元才能有第一次接触。原生态种植的红米营养丰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据中国文献典籍《饮膳正要》《本草衍义补遗》《本草备要》等记载，红米具有健脾暖胃，益气温中，活血消食，解生冷物毒，入营而破血，对跌打损伤都有良好的功效。如果将红米按照糙米、健康米的品类开发，更符合现代人养生保健的消费习惯，也有利于红米的价值开发。

定价格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农民认为红米特别好希望能卖一个高价，但阿里更强调优质优价。需要在价格和总量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定价过高销量上不来，整个项目种植面积就会受限。必须既让农民得到合理回报，也保证城市的消费者以合理价格买到好东西。红米的价格最终确定在12~16元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量能做起来，农民也得到实惠”。阿里做了一个测算，采取“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互联网”模式种植红米，以现在400公斤包产计算，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了50%。

在阿里内部，元阳红米是马云亲自点赞的几个项目之一。“不要光帮别人卖米，必须要赋能他们。卖解决不了问题，赋能才能解决问题。”为了让同事对红米更了解，章新光把红米带回阿里，煮饭给大家吃。马云也吃，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在基础没夯实的情况下，去做很多事，那样对消费者的伤害很大；其次不要被外面市场上的东西侵蚀掉，像现在的五常大米，一年产量70万~80万吨，市场上却有1100万吨。只要按照规划，一步步夯实基础，亩产一千美元也能够实现。”

亩产一千美元是哈尼人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因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贫穷落后的元阳一度被称为“江外”。全县44.76万人口，还有9.5万贫困人口。不过实现这一切并非不可能，“亩产一千美元不是用嘴巴喊出来的，需要做很多动作。”章新光正在和同事酝酿更大的计划：在普惠型元阳红米的基础上做产品分层，从普惠型消费者中筛选出高端消费者，满足有机、送礼等更高端的需求；红米的产业链也会再做延伸，种植红米的水田同时能发展稻鱼鸭生态，增加产值；以往被农民以六七百元一吨直接卖掉当饲料的的米糠经济价值巨大，米糠榨油，市场价能达到10元钱一斤。

去年天猫“双11”期间，元阳红米一天销售20万斤，相当于帮助500户贫苦户销出户均一亩梯田的红米。今年天猫“双11”，农村淘宝定下了目标，帮助元阳县销售40万斤元阳红米，还向消费者提供限时第二件半价的优惠活动。今年，农村淘宝还帮助元阳红米调整产品结构，推出了更高端的元阳留胚红米，提高商品品质和扩大消费人群，提升红米种植农户收益。

章新光和同事们今年还有一个小目标，先让2000亩红米实现亩产一千美元。为了这一天，阿里农村淘宝的小二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和菜鸟合作，元阳红米外销物流的难题正在改善：一是销地补仓，全国28个城市的仓库已经打通，大部分消费者下单直接从城市仓发货；通过整合资源，物流成本也在降低，以往从元阳发一单要15元，去年开始快递费降到6.5元左右。红米也在通过阿里铺向全渠道，线上有天猫、淘宝，线下大润发、盒马……消费者能在第一时间买到2018年最新鲜的元阳梯田红米。

不过章新光很清楚，把元阳红米真正带出哀牢山，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现在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了一小步。阿里在电商扶贫中有一个公开原则，“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这也是章新光和伙伴们一直坚持的底线，“坚决不推企业品牌，一定要把元阳红米四个字推出去。因为帮助企业推品牌，帮助不了一个县。”

二三月份插秧，农历七月哀牢山开始陆续收割季，眼下最新一批元阳红米已经在路上。马友明盼望着今年红米卖得更好，多攒点钱带老伴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他和老伴去了香港、澳门，那是他们走得最远的地方。不过马友明说，“好玩倒是好玩，就生活来讲，很不理想，吃的东西很不习惯。”新的一年，李文打算再多种几亩红米，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女娃在民族师范读书，儿子今年高二了，如果能考上大学也想供他上学。

有意思的是，虽然元阳红米已经通过阿里巴巴卖出深山，农民们仍然不了解这家公司究竟是做什么的。他们不用手机不上网，直接和粮食局合作。“红米卖得好，是因为政策好。”李文说，“阿里巴巴是怎么回事，我们晓不得，也不想那些，只要是把我们的粮食卖出去就好了，肚子吃得饱就好了。”“阿里巴巴是什么，是舂出来的粑粑（云南方言指饼）吗？”李文想了想，反问我们。

张翼：大型农户可以与互联网结合提高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经常前往乡村调研，在三农问题上，他有更多更鲜活的调研成果。

他认为农民的收入依旧受到土地政策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农产品与互联网的结合，应该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形成规模化、诚信化和安全追溯化情况下，进行有序推广。

《中国经营报》：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经常会做一些调研，近期的调研显示，一些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期望有所降低，尤其是某些低收入群体，其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有些悲观。

张翼：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农民和农民工那里。一家一户小规模种植的农户与农民工当中的重体力劳动者，或者农民工当中那些年龄较大但却没有特殊劳动技能的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有所降低。最近几年，粮价较低、肉价也相对较低，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集中在务工收入上。举例来说，玉米价格长期徘徊在0.7元左右，小麦价格徘徊在1.2元左右，生猪出栏价格也在6元与7元之间徘徊。生猪价格、鸡蛋价格、水果价格周期性波动，很难获得预期性收入。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流通领域先获益，而很难传导到生产领域。等农民开始生产，行情很可能会下行。

农民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不免成为在价格反应的弱势群体。农民看见别人今年种某个作物挣钱，他才种，结果往往是赔钱。在水果种植业中，周期可能更长，投资可能更大，赔钱的时候就可能更受损。

对于重体力农民工来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大，收入也相对较低。因此，在经济下行趋势下，这些人最先感受到压力，易于产生负的或较低的收入增长预期。

《中国经营报》：三农问题一直得到国家的重视，如果农业能够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是否可以改变农村种植的现状？

张翼：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唤起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可以通过家庭灵活的安排，将劳动力划分为种植与外出务工，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力的解放，推动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

但在工业化的影响下，如果继续维持小农生产的基本格局，就很难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一方面积极推动城镇化发展，鼓励农民工进城打工并顺利实现市民化，另外一方面支持种粮大户的经营，推动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科学化，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有些省份已经有40%以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有些省份已经有60%的土地完成了流转。

但山坡地、干旱地很难吸引到资本，这些地方还要靠天吃饭。没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的集中经营，就没有土地的集约化，也就没有农民的现代化终结，更难以使农民的种植与养殖收入得到根本好转。所以，当前的土地流转，是新的生产力解放运动。在产权、经营权、流转权、收益权等分置的情况下，土地的集约经营，才能节约劳动力，提高单位劳动投入产出，实现农业生产的安全化和可追溯性管理，在以中国的地养中国人的要求下，再一次改变农村的基本面貌。

《中国经营报》：农业现代化也随之受到影响？

张翼：毋庸置疑，土地的小块经营很难实现集中统一管理，因此也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们这些见证过上世纪80年代之初农村体制改革的人都知道，当初的土地经营权分配，实际是将整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首先划分为好地、中等地和差地，或者划分为川地和山地等类别的情况下，一家一户呈块状完成承包过程的。正因为如此，每户的土地被分割在不同的区域，几块是好地，几块是中等地，几块是差地。土地分布非常零散，就很难实现规模化种植。你家种玉米、他家种小麦。这家在收割，那家在播种，不一而足。因为单块土地的面积是很小的，有些面积可能一亩多，有些两亩多，人口越稠密的地方，那土地就更小，农机开不进去。农业现代化的推广受到的很大的限制。

《中国经营报》：未来农民有哪些方式可以突破现有的收入模式？

张翼：第一，农民得在土地流转的大背景下才能提高收入。也就是说，只有形成健康的土地流转，形成机械化推广的客观条件，才能节约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劳动力。这样农民的数量才能减少。农民数量减少了，其种植的面积就会增加，其收益才可能提升。

第二，农民需要在自给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进程。生产过程必须瞄准市场才能赚钱。城镇化水平越高，农业的商品化需求就越强烈。农民就越需要通过消费侧的信号安排好自给的供给侧改革。中国在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在2050年要实现现代化。这个进度一旦步入轨道，人们对农业产品的安全性要求就会迅速提高。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迫使农业供给侧也随之而升级。要以中国的地养中国的人，就必须完成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城市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分级化、升级化要求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分级化和升级化。现在来看，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很难实现这个过程。国家相关部门不管多努力，也监管不到千百万农户的经营过程。仅农业产品的安全性，就很难完全达到预期。只有大型农户和互联网加在一起，才有利于市场的稳定性，产品质量与安全才有所保障，农业生产的可追溯性也才有可能。

第三是信息的可诱导性。生产出来，只是农业繁荣与农民增收的第一步，这只是必要条件。农民要增收，就需要建立起消费与市场的信息联系，例如借用农村淘宝这样的互联网电商平台，形成定制农业，形成安全农业，形成消费与生产挂钩的消费农业。只有建立起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诚信体系，农民的增收才具有可持续性。

魏后凯：农户可以做品牌促进网络销售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现代化，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随之而来，将推动城乡差距的缩小。

《中国经营报》：近期刚刚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缩小的态势，你是怎样看待城乡差距的？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魏后凯：城乡收入差距从2009年以后就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倒U型的关系，所有的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初期的时候城乡差距是扩大的，然后趋于稳定，最后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了发达的阶段，现在有很多国家农村的居民收入已经高于城市了。有一些欧美国家，农民的收入是比城市高，农村没有贫困，城市才有贫困，跟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反的。当前，我们已经越过了这种倒U型转变的拐点，进入一个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稳定缩小的新阶段。

《中国经营报》：我们也做了很多调研，比如说今年，有的农民丰收了，但是农作物的销售渠道还是依赖经纪人模式，农民在销售渠道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需求。

魏后凯：现在许多农产品产量已经基本能够满足需要，最关键的是如何优化品种结构，如何提高农产品品质，如何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从国家的战略来看也是一个好事，我们自己产业要发展，同时进口也要多元化。要打通产业链条，就是农民生产出农产品以后，要有一整套的销售服务支持，后续的加工这一方面的产业化服务也要加强。即使在生产环节，单纯依靠农民一家一户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通过互联网，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社会化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社会组织和发展公司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营报》：通过互联网模式打通销售渠道，实现亩产1000美元的可能性大吗？

魏后凯：要采用一些新的营销方式，可以通过电商，通过淘宝等平台，实现营销手段的创新。比如一个地方，通过网络把他们的产品销售出去，这样成功的案例很多。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养的鸡卖不出去，后来养鸡的农民把那些鸡及养殖过程的照片发到网上，因为他那个鸡是有机的，结果卖得很快，大家都把鸡订走了，价格也提高了。

虽然这是个技术性的工作，但是大家都可以尝试，农民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做自己的品牌，然后通过网络销售。

亩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不是很高。通过大棚种一些好的果品、蔬菜，效益很高的，有好多都是每亩收入上万，两三万元甚至更高的都有。但是，一般的大田作物可能效率比较低。如果是中药材、特色瓜果、花卉，效益就较好。还是跟农民种什么品种有关。反季节的蔬果效益就挺好的。

《中国经营报》：在理清渠道的同时，科学的种植方式，对亩产价值影响也很大。

魏后凯：如果用一些比较科学的种植方法，同样是种瓜，那瓜的质量会更好一些。有一次，我们去山东寿光调研，那里的有机西红柿，一个就能卖几块钱，送到宾馆里销售，口感相当好。西红柿是有机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口感就好，就不一样。

总的来说，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农业科技创新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农业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农产品的技术含量还不高。就是说，我们的农业研发的投入强度还是远远不够，难以支撑现代绿色高效农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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