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怎么做，年轻人才肯生孩子？
中国人口形势越来越不乐观。
据国家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逼近14亿大关，达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中国经营报》记者对比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发现，2018年新出生人口较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第一年的1786万低263万，较2017年的1723万低200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较实施“全面两孩”前一年的2015年（1655万）还低132万。
针对目前的人口形势和持续低生育率，诸多专家学者建议应该进行前瞻性的政策调整和干预。
出生人口不及预期
“2018年新出生人口数量证明了此前我们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的预判，但也没想到降这么多。”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院王广州告诉记者。根据王广州此前的研究预测，“全面两孩”实施后，2018年的最低出生人口预测为1651.18万。
人口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告诉记者，2016年做出的判断是，2017年出生人口达到高峰，2018年开始下降，随后快速萎缩。但目前来看，情况更不乐观，因为2018年就大幅萎缩了200万，比预计时间早了一年，下降幅度也超出预期。
不仅是学者，出生人口的下降也同样超出了有关部门的预计。黄文政表示，在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曾预测了如果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8年的高、中、低预测出生人口数分别为：2294.3、2188.6和2082.4万人；若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则2018年的出生人口为1724.8万人。
“2018年1523万的实际出生人口比书中的低预测少了559.4万人，比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测还少了201.8万人。”黄文政说。
为何新出生人口明显下降？
记者注意到，此前各地父母生育二孩的意愿已基本释放完成，成为影响人口表现的重要因素。
例如，被称为最敢生孩子的山东，部分城市的二孩出生人口预期数量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青岛市公布数字显示，2018年1-11月份，青岛全市二孩出生减少29.0%；聊城数据显示，从2018年1月起截至11月份，聊城市上报出生64753人，其中二孩出生40782人，占出生总量的62.98%，减幅为35.83%。出生人口数量较2016、2017两年呈现下降趋势。
结合前几年数据来看，2016年我国开始推行“全面二孩”政策，当年新出生人口数即回升至1786万人，创下2000年来最高水平。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虽比上一年有小幅下降，但出生人口数仍处于1700万人以上的高位。二孩效应的释放，无疑会让此前出现明显上升的新生人口数再次回归下行通道。
此外，在二孩效应已不再强劲的同时，新婚夫妻生育一孩的意愿也受各种因素影响明显下降。2018年初公布的数据就显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而二孩数量反超一孩159万人，达到883万人。这是2016年推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二孩出生数首次超过一孩出生数。
两者效应的叠加，导致学界预测我国人口峰值可能会提前到来，从此开启中国人口的“负增长”时代。
如何鼓励生育？要让年轻人愿意生
全国妇联对10个省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仅占20.5%，不想生或者不确定生不生的则高达79.5%。80%左右的受访父母在考虑是否生第二个孩子时，首先考虑的是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孩子入园、入学、升学的情况，生活地区环境状况，孩子看病就医的便利程度等。
调查还显示，对于一些发达省份和城市地区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好坏、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影响作用更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21日接受新浪财经采访时表示，除了放开生育，还应提供学前教育、幼托、工作保障等领域的全方面政策，降低育儿成本，让年轻人愿意生。“我们在放开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应该有一些解除年轻父母后顾之忧的举措，就是说让他们养孩子的成本降下来。特别是社会应该支付的成本不应该让他们（父母）来支付。”
携程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认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日前，梁建章在接受虎嗅网采访时表示，要想鼓励生育，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真金白银”，就是采用减税和现金补贴的方式——最起码要用GDP的2%~5%，也就是近四万亿人民币来鼓励生育。
梁建章认为，有关养育的减税是一个好的开端，但目前的力度还远远不够。现在中国城市养育成本非常高昂，每月补贴额度至少要到上千元才能对家庭起到现实的帮助，并对提升家庭再生育意愿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经营报》评论员梁发芾持有相同观点，他曾表示，真正要打消人们的顾虑，让育龄夫妇没有后顾之忧地生育二孩甚至三孩，最关键的是国家要舍得投入，舍得花钱。
我觉得梁建章的研究和建议是非常值得重视和考虑的。鼓励生育必须在生育成本最高的医疗保健、保育教育等方面有巨大的投入，将这方面的成本确实降下来，或者说将这方面的成本由国家承担起来，至少由国家分担一部分，使生孩子不成为育龄夫妇的巨大负担，不会严重降低家庭的生活质量，那么，鼓励措施才能真正有效。
“强迫”生育是否可取？
去年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曾引起极大争议。
针对如何提高生育率，文章提出了若干建议，其中一条是：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
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了众多媒体和网友的反对。
梁建章在接受虎嗅网采访时也表示，生育权是个人和家庭的基本权利，生或者不生、生多少和何时生都应该是公民个人的选择。政策上可以通过减负的方式来鼓励生育，但不能以惩罚少生或者不生的方式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强制”生育。
日本同样面临人口危机，甚至一度出现“不生孩子很自私”的观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的回应曾一度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刷屏，并广受好评。
安倍认为，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但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适合生育的社会环境。
综合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ID:jjbd21)、每日经济新闻(ID:nbdnews)、虎嗅APP(ID:huxiu_com)、新浪财经等
本文编辑：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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