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特斯拉，能活下来的还是传统车企！”为什么有专家这么说？

11月5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举办的2019（第十七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

高培勇：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能全部指望逆周期的政策调整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发表《高质发展与中国经济新思考》开幕演讲，他强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来源于多方面，我们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企业竞争力，而不是全部指望于逆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整。

高培勇重点提及，目前，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和因素是多方面的，即“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叠加”，或者说“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周期性与结构性矛盾相交织”，因此“我们只能对症下药，不可能指望有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用良药”。

在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时，很多人寄希望于宏观政策的变化，但高培勇纠正道，宏观政策的调整至多能对冲周期性、短期性、外部性因素，但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的行动才能缓解或化解。

高培勇认为，正如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及的内容，当前最需做的一件事就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要提高竞争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将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度增长严格的区别开来，并且在其中画一条明确的分割线”。

同时，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培勇解释道，旧发展理念紧紧围绕GDP的规模与速度，而新发展理念更强调质量和效益，“以效益和质量替代规模和速度，或者再退一步讲，至少在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上，加上质量和效益”。

而“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基本要义是告别需求管理，或者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加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培勇表示，过去，中国经济的需求管理主要依托于政策调整，但供给侧改革是要从需求侧移步到供给侧，从紧盯需求总量转为聚焦供给的结构和供给的质量，从追求短期平衡转移为追求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从主要依靠政策的调整转为深化改革。

因此，高培勇建议，要站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之上来讨论问题，要跳出政策调整，着力于深化改革，同时，各个层面亟须告别以来宏观调控、强调需求管理的惯性思维，“要从高速增长的语境移步到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从理论到实践，这都是理念、思想和战略的深刻调整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付出十分艰巨的努力”。

最后，高培勇总结到，要聚焦于改革，要把关注点由政策调整转化到深化改革上来，或者要由政策调整叠加深刻改革，“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出现似是而非的决策，才可能避免导致一些南辕北辙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经济形势、背景条件下，要实现高质发展，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我们首先要提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能力”。

姚洋：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开放仍然是中国创新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以“中国经济的创新路径思考”为主旨发表演讲如是说。

姚院长表示：“开放是我们国家未来技术进步主要的方向。”过去二三十年的技术创新都是开放来的，其中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初，我国高铁技术的最大难题是零基础。为了攻克这样的难题，我们购买、集成了日本、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的技术，再对这些技术进行本土化，而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国高铁基本上全部实现国产化。而这样的成功，“如果没有起先的开放，购买别人的技术，关起门来能做到吗？也许再干20年恐怕也干不出来”。

同时，高铁技术的本土化侧面印证了我国发展也能走自主创新道路。姚院长认为：“我们要搞自主创新，但是是以开放为基础的这种自主创新。”

“而要搞自主创新就不得不谈产业政策。”姚院长表明，他觉得产业政策要不要推行，一定要看这个项目。明确的技术路线是项目的关键点。因为只要技术路线明确了，只要把人和钱投入到位，就能把项目做成，产业政策就是正确的。比如，芯片产业。我国芯片技术的路径非常明确，但缺的就是经验和高成品率。此前，芯片成品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光谷的紫光存储器芯片就能进入实用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是看准了砸下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姚院长坦言：“对于绝大多数创新来说，恐怕还是得让市场来干。”创新的风险极大，不能让政府来担，应该让市场上分散的千千万万创新者来担。例如，阿里巴巴这样级别的企业，其创新的成功风险可达三千分之一。

当前，中国面临着两大挑战，也可以说是机遇。第一是愈加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正在进行中的美贸易摩擦。姚院长认为，这也许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次平等对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把我们看成一个竞争对手是给我们一个平等的待遇。另外，可以乐观地预测，美国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国商界并不愿意跟中国脱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离开了中国这个市场，很多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活不下去了”。

第二是中国正在进入创新的“无人地带”。当前，中国正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未来创新的路径是未知的。我们正在进入“进入无人地带，无人地带就是前面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了，那你就得让市场分散的这些创新者去创新”。

姚洋说，政府在宣传鼓励创新方面，还是应该把握度。其实政府即使不去说，我们的企业也是在创新。　

“新能源汽车产业我们补贴那么多，你最后发现能够成功下来的，活下来的其实还是那些传统的车企。非传统车企能够成功，恐怕只有特斯拉这一家，我敢打赌。其他的都是传统车企。传统车企利用它的技术优势，再加上电池技术，就很容易超过所有的PPT造车的企业。”

赵晋平：中美贸易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状态，我们必须作出新的选择

中国企业如何打破壁垒，冲出重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在会上发言表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这个过程中资源和能源还是需要借助国际市场获得的，但同时我们的企业要进行开放式创新，提升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

“我们长期对外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当然这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关系一定是需要平衡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进口是更多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需要，也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出口和经济，包括就业增长的机会。”

赵晋平首先指出，全球经济已经为贸易保护主义付出沉重代价。他举例，连续4个月，美国进出口增速都是负增长。2019年10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全球贸易展望报告，它将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由4月份的2.6%下调为1.2%，整整下调了1.4个百分点。

基于这样的状况，赵晋平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符合世界期待。赵晋平认为，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中美经贸磋商历经坎坷，但却始终未能使中美经贸摩擦结束持续升级趋势。他强调，如果能尽快取得积极进展的话，将会避免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已经出台的这些加征关税的措施还继续下去，我们看到像IMF预测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会为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下行的拉力。”

赵晋平预测，中美贸易将逐步转向新的“亚洲贸易模式”。他指出，目前形成的亚洲贸易模式是，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提供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去进行加工、组装，最后形成的产品还是要送往美国、欧盟、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市场，它的产业链是在许多国家中进行分布的。赵晋平表示，在未来，中国可以对这种贸易模式进行调整，通过对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设备、核心零部件的出口，在这些国家经过一定的加工、组装和深加工之后形成的产品，再次出口美国。

但是，赵晋平还指出，贸易保护主义要打压的是全球的供应链，尤其是打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升趋势，而中国企业恰恰可以在这当中起到积极作用。赵晋平以中国对越南的投资为例，2019年上半年整整增加了2.6倍，而一些过去的越南引资大户下降的幅度比较大，这表明了中国企业更多的选择在周边国家布局的方式，通过这种产业链的延伸来应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可能给中国本土出口所带来的压力。

赵晋平表示：“我们虽然讲中美贸易关系努力要使它重回正轨，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状态，我们必须作出新的选择，这种新选择通过我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积极发展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适应全球经济环境的需要，这恰恰说明在这样一个供应链调整过程中中国企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推手，这也许意味着我们未来作为企业的选择它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赵晋平强调，以史为鉴，中国企业必须坚持走市场多元化之路，加大开放式创新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面临重要机遇。赵晋平从WTO在10月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中总结到，服务业作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支柱。

另外赵晋平还谈到，我们应该跨上数字贸易增长快车道，这也是我们企业未来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赵晋平最后表达了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期待，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期望在第二阶段磋商中，达成推进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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