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变道 无戏可拍 35岁男艺人录节目离世 暴露演艺圈的残酷现实

文/玉鹿

“再也遇不到王沥川了”。

11月27日，35岁台湾男艺人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期间，奔跑时突然减速倒地，最终因心源性猝死告别人世。微博热搜上，“再也遇不到王沥川”的感伤话题，集结了网友对高以翔的哀悼与惋惜。

2013年，高以翔出演情感剧《遇见王沥川》，扮演性格温柔又深情的建筑师王沥川，此剧播出后，高以翔成为万千女观众心中的“白月光”，但令人唏嘘的是，剧中人物与戏外人生的结局意外重合。

伤感之余，网友将愤怒的矛头指向《追我吧》节目组——深夜长时间录制、项目高危高强度、缺少前期培训、医疗救护及安全意识待提升……

事实上，业内人士表示，高强度录制早已是综艺节目的常态，影视剧遇冷的形势下，影视公司纷纷将业务转向综艺投资与运营，以加快资金回笼速度，这也致使艺人“无戏可拍”，争相上综艺。

“这年头演员都不容易了”，幕后从业者更自称“电视农民工”“综艺民工”：工作环境恶劣，熬夜录制是常态，人在现场却无尽等待，拍摄期间过劳肥……

光鲜背后，都在拼命。

投资转向 无戏可拍

在此次由浙江卫视出品的《追我吧》节目中，以演戏为主的高以翔并非常驻嘉宾，常驻嘉宾中，不乏演员出身的陈伟霆、黄景瑜。

曾以演戏为主业的艺人，越来越多出现在综艺节目上，这已成为公认现象。个中原因，有不少“无戏可拍”的无奈。

在某档综艺节目中，演员迪丽热巴曾表示，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有拍戏。可以想见，尚为热门艺人的迪丽热巴都半年没进剧组，其他演员的境况也并不乐观。

据《证券日报》报道，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国内电影票房同比下降2.21%，国产电影票房同比下降11.54%。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646部，比去年同期的886部减少27%；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24617集，比去年同期的35209集减少30%。

横店影视城官网剧组动态公告则显示，11月21日，开机剧组21家，2016年-2018年同期，开机剧组分别为39家、33家、38家，2019年开机率较2018年下滑近45%。

根据天眼查公布的数据，2019年以来，有1884家影视公司关停，具体表现为公司状态注销、吊销、清算、停业。

数据冰冷，艺人们心更凉，在近期的多档综艺中，多位中游演员都在嗫嚅称“一年半载没戏拍”，入行近20年的演员海清也在电影节上“求戏”。

无戏可拍，但综艺却没少上，资本层面，影视、传媒公司也越来越青睐投资、运作综艺节目。

即使今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的综艺节目数量略有减少，但相较2015年全年48档的网络综艺节目数量，光2019年上半年，网综数量就达到了49档，比2015年全年都多。“人民网-新闻战线”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网络综艺节目数量较2017年同比增长73%。

专注综艺节目品牌打造的某传媒公司高层杰瑞（化名）透露，相较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制作周期短，可控性更强，资金回收速度更快，审批流程也更快，如今越来越受传媒影视企业的青睐。

杰瑞表示，电视剧和电影的总体周期多半以年计算，“电视剧最慢，其次是电影，综艺最快，我们综艺甚至都做过3个月的。”

此外，对于腰部企业而言，只是投入资金参与综艺项目已远远不够，“说实话，现在纯靠投资的已经没人做了，亏得太厉害，也只有电视台和大型网络视频网站才有钱投了。” 杰瑞称，业内企业普遍“投资+运营”，参与到节目运作，以减少不可控性。

更强的招商能力也是资本追逐综艺节目的重要因素。曾从事某选秀节目综艺制作的凡森（化名）透露，2018年就上线的某档组合选秀节目，光是单一品牌的赞助费就高达7000万元。

“在所谓的影视寒冬中，综艺可以是帮助影视公司过冬的一类模块。”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也曾在接受《北京商报》采访时表示，“当下影视公司内容业务面临诸多挑战，综艺版块相对‘安全可控’” 。

在杰瑞看来，片约减少，综艺节目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上热门综艺也需要经纪公司较量一番，反而倒逼演员上综艺都更敬业了。就《追我吧》的项目强度和难度，杰瑞称，户外运动综艺“录制过程是比较累的，经常一个镜头过好几遍，甚至十几遍，几十遍” ，艺人同样也得重复来回跑，“以前明星肯定不干，现在这年头，他不干，大有人干，好多都没戏拍了” 。

“艺人哪有那么好混，这年头演员都不容易了，这么拼，结果……”杰瑞感慨道。

过劳常态 隐形顽疾

而在综艺节目的工作人员看来，艺人不容易，一线、基层工作者更不容易。

有消息称，此次意外发生在凌晨，参加节目的钟楚曦、陈伟霆等演员都曾表示节目强度大，对体能要求高，录制后非常疲惫，就连参加节目的专业运动员李小鹏、邹市明都曾出现突发状况。

杰瑞和凡森都表示，除了节目设定之外，深夜录制已经是行业常态。“（艺人）档期如果排的比较满，就只能这样了。”杰瑞说。凡森也称：“录制节目是会熬夜连轴转，基本都在晚上，正常录制完毕都是快天亮了，白天做准备工作吧，有时候也会白天录制，但很少。”

曾在影视传媒公司专门为综艺节目做宣传策划的梅馨吐槽道：“我们开会能从凌晨2点开到晚上4点，有新节目跟进，连续3个月基本都这样，做电视的基本没有白天开会的，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就像录节目，也都是下午、晚上。”

至于为什么这么“熬”，凡森说，他在录制现场，“很多时候都是等待、等待、再等待。各种等啊，摄像等化妆，化妆等艺人，艺人的情况就更多了，节目组太庞大了，然后现在短视频、抖音各种正片以外的视频也要拍摄。”

录制过程日夜颠倒，工作环境也并没有眼见的“舒适”。以《追我吧》为例，该节目通常在深夜的宁波室外录制，今日宁波最低气温仅8度，且伴有小雨。凡森说，即使在棚内，深夜录制也十分煎熬。

令凡森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11 底，他在江苏无锡加入节目组，进棚录制，“棚是录制节目前才搭起来的，怎么形容呢，就像一个比较厚的大铁皮桶倒过来，大棚的内部空间很大，里面很冷。当时用来制暖的设备，好像叫做‘喷火龙’，当时用了10台喷火龙，但是依然很冷，选手上台就是正常服装，下台就会立刻披上羽绒服。节目组当时还用一个很大的桶装来热咖啡，给大家饮用驱寒，同时也是提神。”

梅馨回忆，录制期间，她在录像棚里“可惨了，一待一整天，都是灰尘”，因此她自称“电视农民工”，“你想那些明星辛苦，工作人员更辛苦，白天晚上没日没夜的干。”梅馨更直言，行业职工的基础保障问题，“根本没人在乎”。

多位业内人士都解释称，目前综艺节目多层面工作都会外包给其他公司，“项目的主要责任方应该会是自己公司，其他的包括摄像剪辑编剧，灯光音响设备等等，都是合作公司”，凡森说，他此前跟进的节目结束时，节目组外包的“那家音频公司的一个老哥就跟我讲，他马上又要去青岛进101第二季的节目组。”

正因外包团队流动性大、项目的周期短，一些小团队、小公司也借此苛待员工。梅馨说，一些小公司完全没有相关的医社保配套，跟完一个节目就结束了，如果后续再接不到活儿，说散就散，“很多都不给上保险”，有时候“录节目可危险了，影视强度太大了，而且不给交公积金，有的公司五险都没有”。

凡森也遇到过相似的烦心事，他刚入职的综艺节目外包制作公司， “真的是很没有诚意，薪资给不到位，应聘时说的一套，实际上又是另一套。”

今年6月，梅馨离开工作1年多的北京某外包公司，她在职期间，“工资也不如卫视节目组的”，月基本工资2600元，项目多的时候还好，“收拾好了钱就多”，但低的时候没谱，月收入也不过基本工资上下。而在这家公司期间，她几乎全年无休：“我过年在家，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三都在上班。”干上一份工作，她“收获”了“过劳肥”：“我胖了20斤。”

梅馨已经离开行业，去了某互联网公司当运营，“想换也是觉得怕身体扛不住了”，凡森也打算转行，原因也有“累”，他们都毕业于大学广播电视相关专业。高以翔的离世，让梅馨感慨道：“干电视真的太难了，高以翔去世了，可想而知幕后那些工作人员，天天不得累死。”

但眼下，在行业内，拼死拼活并不等于付出与收获成正比。2019年，湖南卫视的广告收入为60亿元，前年和去年，这个数字分别为100亿和80亿。有行业人士向“娱乐资本论”透露，品牌方们也开始精打细算起来，头部综艺6-7亿元的招商金额可以缩水到2亿元左右。

观众们的视觉疲劳也往往来得很快。杰瑞说，像《追我吧》这样，想做《跑男》的升级版，其实也是在通过高强度、高难度的活动来强刺激观众，但同样，“刺激过多容易疲劳，达到了不应期，需要换着法刺激。”

令人意外的是，此次《追我吧》的刺激，带走了生命，也带来行业乃至全社会的思考。

“折腾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综艺管控也很严，走些正能量的比较靠谱。”杰瑞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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