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里的别墅，不就是韩国的一个缩影吗？

文/孙兴杰

韩国电影《寄生虫》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包揽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奖项，这部电影从上映以来，获奖无数，甚至有人说，《寄生虫》其实不怎么需要奥斯卡大奖，因为它已经满载而归，但是奥斯卡急需《寄生虫》，以证明自己能够与时俱进。即便如此，《寄生虫》还是因为获得奥斯卡大奖而火爆全球。

虽然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也是实至名归。这部电影代表着韩国电影的崛起，导演奉俊昊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导演，在这部电影的背后，其实是韩国电影整体的抬升与崛起。娱乐产业、体育产业在韩国已经成为越来越强势的“软权力”产业。

笔者是在《寄生虫》获奖之后，抱着好奇心去看了这部电影，虽然不是专业影迷，但是能够从电影中有很多的反思，回味无穷，至少在看完之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一部电影的成功可能来自于拍摄技术和手法的创新，也可能来自于演员的精彩演绎，但是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讲故事”的能力。近些年来韩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片，一些很耐看的电影，比如说《铁雨》、《太极旗飘扬》等，这些影片其实是一种关于国家的叙事，有批判，更有反思与建构。《寄生虫》的成功在于讲述了一个能够为世界接受的“韩国故事”。

《寄生虫》的故事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在一个空间的相遇，一家穷人本来住在破屋陋室之中，机缘巧合，金基宇通过朋友介绍给朴社长的女儿做家庭教师，从而进入了别墅，进入了富人的世界。令他目眩的是，这栋别墅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房子的主人朴社长应该说是富豪中的富豪了，一栋房子折合人民币1亿元。富人的生活不可能与穷人绝缘，需要司机、保姆、厨师、家庭教师等。金基宇一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朴社长家中的司机、保姆都赶走了，一家四口以工作的方式进入了朴社长的别墅。当朴社长一家外出的时候，金基宇一家“霸占”了主人的房子，在宽敞的客厅里喝着威士忌，想象这就是自己的家。正在此时，被解雇的前任保姆（管家）雯光回来，才暴露出这栋豪宅的惊天秘密，原来它有个很大的地下室（为了防止空袭而修建的避难所），雯光的老公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生活了4年3个月17天。雯光最终发现了金基宇一家通过欺骗而霸占了她的职位，于是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两个穷人家庭共同竞争富人提供的岗位，而朴社长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不断发酵，最终在朴社长儿子多颂的生日宴会上爆发出来，这不仅是穷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还有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伤害。

在两个多小时的影片中，奉俊昊将不同的线索编织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活的场景，有些情节看起来荒谬，比如说金基宇幻想娶到朴社长的女儿多惠，甚至设想到时候找两个演员来扮演自己的父母。这种荒谬感的背后是，金基宇考了四次都没有考上大学，除了欺骗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途径来实现阶层的跃升。影片中说，一个保安的职位有500个大学毕业生去竞争，这是韩国社会，尤其是青年人面临的血淋淋的现实。笔者去韩国出差的时候，开出租车的年轻人可以说很流利的英语，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否也是大学毕业生。金基宇一家全部失业在家， 他们通过欺骗获得了工作机会，甚至幻想可以住进富人的别墅，但是金基宇的父亲（金司机）在刺杀了朴社长之后，逃进了这座别墅的地下室，回到了他原本的“家”——地下室。曾经雯光的老公为了躲债而在地下室生活了多年，金司机说这是一座凶宅。

看上去富丽堂皇的别墅，为什么是凶宅呢？因为它是两个世界的拼接，朴社长以及后来购买这栋别墅的外国人并不知道地下室的存在，而地下室是穷人的居所。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一个豪富与赤贫组成的大厦是不稳定的。《寄生虫》里的别墅，不就是韩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吗？

朴社长代表着韩国的新经济阶层，进一步说是财阀阶层，以三星为代表的大财阀主宰了韩国经济命脉，就像章鱼一样把触角伸到了各个产业。财阀经济之下，小生产者或者创业者的空间逼仄，雯光的老公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躲避追杀而到了地下。金基宇一家全部失业在家，如果不是金基宇同学的慷慨，介绍做家庭教师的机会，他们只能在自己的破房子里折披萨盒。影片中，朴社长一直对金司机的味道颇为敏感，朴夫人也是如此，差点儿在车里呕吐，夫妻讨论了金司机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最后的结论是“乘地铁的人都有这样的味道”，其实这何尝不是“穷人”的味道。韩国早已是经合组织国家，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但是影片呈现的是在急剧竞争之下的失败者的贫民窟。雯光的老公对于地下室的生活还是很满足的，每天都在感谢朴社长，直到死之前他还是感谢了朴社长，因为朴社长就是他的“宿主”。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加速的时代，技术在迭代，每个创业公司成功的背后都有一大批失败者，韩国的财阀政治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几任总统都提出了经济民主化的口号，支持中小企业，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反而，总统被财阀“俘获”。在竞争逻辑之下，很多跟不上节奏的人就成为社会的失败者，由此导致社会关系被扭曲，我们知道职场还算是比较平等（至少是理论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家庭服务属于非正式就业，其实是主仆关系的呈现，朴社长一家可以换掉自己的司机、保姆、厨师和家庭教师，这种关系何尝不是一种寄生关系？朴社长是最大的宿主，他漂亮的妻子其实也是“寄生虫”，不会做家务，做饭难吃，依靠朴社长的“爱”可以做全职太太。在这栋别墅之内，朴社长一家为穷人们提供了寄生的机会，但是反过来，他们一家的吃喝拉撒也要靠穷人照顾。在穷人看来，这些富人比较天真和善良，因为他们没有穷过，所以不知道穷人生存的艰难，为了生存，善良只是第二位的。走出别墅，朴社长也是“寄生虫”，寄生在国家的机体中，韩国财阀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补贴或者特殊优惠是分不开的。

《寄生虫》背后是急剧变迁的韩国社会关系的扭曲，寄生关系是一种非正式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社会关系。全球化叙事之下，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穷人的无望和艰辛被遗忘掉或者过滤掉了。而在过去两三年中，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这可能也是《寄生虫》受到追捧，获得大奖的重要原因吧。《寄生虫》讲的是韩国的故事，但是具有普遍性，在印尼雅加达，有上百万人住在地下室、桥洞下，这是个被遗忘的世界。《寄生虫》是关于韩国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一种韩国的“叙事”，如同巴西电影《中央车站》、《上帝之城》一样。这些影片也是一个国家对于自身的深度的批判与反思，击中了时代的痛点，从而变成了世界性的“叙事”。

《寄生虫》也是一种国家的隐喻，从故事情节来说，讲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对撞，但是从影片的场景中我们也能看到韩国国家叙事中的“特性”。韩国学者将朝鲜半岛视为“分断体制”，韩国处于东北亚和世界的“双重边缘”，韩国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依然没有确立起明确的国家身份。寄生虫，不仅是影片中的人，还可能被视为韩国这个国家，别墅的主人从南宫贤子到了朴社长，后来卖给一个德国人，这似乎也是近代以来韩国跌宕起伏的历史境遇。别墅的地下室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空袭，而雯光对来自北方的政治笑话逼真的讲述，也代表着这种威胁已经成了社会的潜意识。寄生虫，居无定所、脆弱且有害的依赖关系，比如说美韩关系。在电影《流感》中，影片最后简单粗暴地触碰到了美韩之间的“寄生”关系。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所副所长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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