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究竟能耐几何？

毫无疑问，韩国电影《寄生虫》是今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

北京时间2月10日，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好莱坞杜比剧院举行，其中，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斩获了4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外语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非英语片获得最佳影片奖，而奉俊昊本人也借此成为在单届奥斯卡上，获得最多奥斯卡的人之一，与华特·迪士尼并列。

奉俊昊（图片来源：IMDb）

当天，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社交网络上祝贺，他表示，《寄生虫》的奥斯卡四冠王是过去100年里所有韩国电影人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后政府将进一步为广大电影人提供能够尽情发挥想象力并放心大胆制作电影的环境，同时，他本人也非常期待奉俊昊导演的下一部作品。

一时间，《寄生虫》和韩国电影这两个词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寄生虫》实至名归

其实，在此之前，《寄生虫》就在国际上享誉颇广。《寄生虫》获得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也是韩国电影首次拿下金棕榈大奖。随后，2019年12月4日，该片获第91届美国国家评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

2019年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上，评审团主席墨西哥导演伊纳里图评价《寄生虫》时，把影片比作墨西哥小吃中常见的酸辣牛油果酱（Guacamole）。在杂糅了不同类型电影之时，更像是一则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评论，具有现实意义地以收入不平等与阶级鸿沟为主题，像镜子般写实性地投射出与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社会都息息相关的共性问题。

目前，在豆瓣上，《寄生虫》的评分达到8.7分，有63万人次参与评价。在IMDB上，《寄生虫》也有着8.6分的评价。

《寄生虫》海报（图片来源：IMDb）

影评人Yise向笔者表示，在她看来，奉俊昊和他的《寄生虫》这次能够获奖，是一件“很自热的事情”。她表示：“与其说他是一个韩国导演，不如说他是好莱坞导演。”

诺丁汉大学电影电视学在读博士张鹤宁也表示，奉俊昊作为韩国电影产业中首屈一指的电影“商业作者”，而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考量标准就是能不能“站着，就把钱挣了”，《寄生虫》恰好满足了这一考量标准，这么看来，奉俊昊一举摘得奥斯卡四项大奖，也是意料中的事。

另外，张鹤宁还提到，奥斯卡的评审委员逐年增长，现已由2012年的5000多人发展至现在的9000余人。这意味着，过于私人化的叙事影片注定预示着小众而片面的大众接受度，只有契合了近万名评委审美的前提下，又恰好在美国学界所认可的政治正确轨道内，同时还实现艺术造诣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这样的影片才会受到奥斯卡的青睐。

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任教的陈秀丽，同时也是《血战钢锯岭》的联合制片人，向笔者补充道，《寄生虫》用好莱坞电影的方式拍了好莱坞历史上没有拍过的电影，在几代韩国电影人向好莱坞学习后，成功创新，将“韩国故事”搬上了国际银幕。

蓬勃发展的韩国电影业

实际上，近年来，韩国电影在世界各大电影节备受关注。比如，2016年朴赞郁的《小姐》、2017年奉俊昊的《玉子》、2018年李沧东的《燃烧》以及2019年首摘戛纳奖的《寄生虫》。

著名电影人托尼·雷恩也曾一度把韩国称为“世界上最喜欢看电影的国家”。以2019年为例，全年韩国电影观众人数累计超过2亿人次，连续7年稳定保持在同一水平。这意味着，连续7年韩国5000多万人口每人平均一年进了4次电影院。从2001年起，韩国本土电影市场份额就开始保持在50%左右，并在2006年实现了63.8%的历史最高市场份额。时至今日，韩国本土电影市场份额仍保持着超过50%的比例。

影评人Yise还提到，2019年，《寄生虫》在韩国的票房只是排在第五位，观影人数达1009.1万人次。而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年初上映的《极限职业》，该片的观影人数超过1600万人次，也是韩国历史上的电影票房冠军。

其实，韩国电影业的起步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来说，晚了很多，但韩国电影业却以惊人的速度，在短短10年间迅速建立起本国的电影工业体系，一步步完善和成熟起来。

张鹤宁向笔者表示，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电影业发生了3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废除进口电影的审查以及数量的限制；二是设立釜山电影节，开启属于韩国自己的电影节时代；三是确立“媒体等级委员会”，以电影分级制度取代审查制度。

“对于一直掌握话语权的西方电影界来说，对韩国电影的包容与认可，一方面体现出韩国导演在广泛汲取了欧洲作者电影、香港动作片、好莱坞类型片的养分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与恰到好处的艺术加工。另一方面韩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选材，以及以痛医痛、以毒攻毒的表达风格，把电影打造成了现实写照的一面镜子，让观众在观影中可以触摸到社会现实中的缺憾、弊病等，正是有了与影片中弱势群体产生的共情，直戳观众内心深处的“痛点”，才让韩国电影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博得喝彩，像是掌握了一种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张鹤宁如此表示。

带给中国电影业的启示

在《寄生虫》斩获奥斯卡大奖之后，网上热议不断，频频有人表示，《寄生虫》只是一部简单粗暴的商业片，是奉俊昊运作的结果。

张鹤宁并不认同这些观点，她表示，电影艺术从始至终都不是一门绝对自由的艺术，本身就会有各种形式的忌讳与限定。她认为，所有电影人都应该明白，电影艺术其实就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电影创作者追求的表达自由，应当是“负责任的自由，戴着镣铐的舞蹈”。而这场舞跳得好不好，不能只是一味归罪于脚上的镣铐与外在的环境。

她还提到，韩国导演李沧东曾经说过，最为可怕的是面对市场时的自我审查，因为市场在人们心中建立的坚不可摧的牢笼，才是最难摧毁的。如果在一部影片开拍之前，把重点放在挖空心思地思考拍什么可以卖钱，迎合市场的存在而存在，才是最为可悲的事情。

“商业片的最高境界，追求的不就是大众语言表述的纯熟程度吗？只有与大众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才能让电影创作者真正地传递出他想要表达的艺术价值。奉俊昊在采访中坦言他对‘导演最终剪辑权’的看重，并将其作为底线，足以说明一部电影‘商业’上的成功也许并不需要建立在成全‘作者’的基础之上。”张鹤宁如此表示。

陈秀丽另外还强调，对“年轻电影人”的培养非常重要。她认为，年轻一代一定要是有“爱与创造力”的一代，学校要赋予年轻的电影人与艺术家创造他们想要创造东西的能力，社会要赋予优秀的电影人制作他们想要制作的作品的机制。

陈秀丽说：“创新，给中国带来无限力量！讲好中国故事，也是中国电影人的无限使命！”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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