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文宏说非洲疫情大流行将是人类灾难？
文/陶短房
4月7日，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万例，达10075例，累计死亡487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非洲的疫情数据似乎并不算特别“刺眼”。但纵向比较则令人担忧——3月23日联合国曾公布数据，称截至当日，非洲各国累计确诊1396例，累计死亡40例，短短两周时间，这两个关键疫情数据双双大幅增长。
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非洲各国新冠确诊阳性的政府高官，有科特迪瓦国防部长巴卡约科、几内亚公共安全部长卡马拉和公共工程部长奈提等。此外，著名爵士乐手、喀麦隆传奇人物迪班戈，以及法国马赛足球俱乐部前主席、塞内加尔人迪乌夫等非洲世界级名流的去世，也让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非洲疫情到了何等严峻的程度。
最大的严峻，则是“不确定”。
以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中非为例，该国纸面上的数据（截至4月8日，累计确诊病例11例）相当漂亮，但该国卫生部长4月6日坦言，直到4月2日，该国才从中国收到一批试剂盒并开始进行首批核酸测试，这样获得的数据，其可靠性可想而知。
另一个最不发达国家布基纳法索，该国《瓦加杜古国家报》3月23日援引官方疫情协调员乌埃德拉奥格教授的话称，该国防疫部门截至当日接获疑似病例申报电话42000多个，但因能力匮乏仅进行了“数百例”核酸测试，结果确诊数高达99例。
中非仅仅是非洲各国疫情数据的一个缩影：据世卫组织（WHO）2月中旬称，2月初非洲能进行核酸测试的实验室仅两个（塞内加尔和南非各一个），尽管WHO和其他国际组织鉴于疫情紧迫加大援助力度，也仅仅将实验室总数增至26个。
“不确定”意味着对疫情的“不摸底”，意味着人们将无法准确评估非洲疫情传播现状并预估发展趋势，意味着各国和国际社会将难以勾勒疫情对非洲卫生体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冲击，也意味着难以有的放矢地加以应对。
中国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甚至表示，印度和非洲出现新冠疫情流行时将是人类灾难。
由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本人就是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人，他早在2月22日就向非盟通报疫情，并发出“最令人担忧的是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尤其在非洲”的警告，非洲许多国家，如南非、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等较早进入卫生紧急状态，许多国家效仿中国、韩国和意大利等，实行了“封城”、宵禁等应对措施。
一些条件较好的国家对疫情的反应十分迅速，获得世卫组织和许多国际机构的称赞，如摩洛哥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日产口罩330万个的能力（未来一周将翻番），充裕的产能令该国得以要求所有民众自4月7日起必须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否则可能面临3个月监禁的处罚。由于准备充分，反应迅速，摩洛哥截至4月初已累计完成10万次以上核酸测试，被公认为此次非洲疫情应对的“优等生”。
卢旺达被认为“非洲行政治理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总统卡加梅雷厉风行地推动“减少人员密集”的措施，甚至不惜将一年一度、具有重大意义的“卢旺达大屠杀”26周年纪念仪式改为线上举行。4月4日，卢旺达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第一个完全关闭边界“封国”防疫的。由于防范措施启动早、落实好，外界对该国疫情数据“较为信任”。
还有一些国家，如肯尼亚、南非、贝宁、喀麦隆、吉布提、突尼斯、塞内加尔等，采取了关闭公共集聚场合、鼓励戴口罩、加大核酸测试密度、增建扩建医疗卫生机构等措施，在国内普遍加强了疫情科普力度，努力落实应对管制措施，有些国家努力尝试解决药品、测试盒及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问题，有的国家不顾压力关闭了宗教场所，有的国家努力开展线上教育，缓解停课压力，还有些国家宣布了对贫困人口和特殊群体的补贴政策。
但这些国家囿于自身条件，普遍存在“应对措施打折”的问题。如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承认，疫情“凸显了南非自身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体系脆弱性”。
上述国家属于“努力抗疫，但条件所限效果打折”的，它们可算非洲抗疫的 “中等生”。
还有一些国家情况令人失望。它们有的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和应对落实条件，如中非、布基纳法索等；有的人口多且人口增长快，行政治理能力跟不上，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有的因政局混乱等原因造成防疫措施难以落实；另一些国家本身医疗卫生条件不算差，但防疫措施落实不到位，如突尼斯，该国民众普遍对政府推动的、并不严密的“禁制令”置若罔闻；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则因仅仅维持了4天“紧急状态”便放任自流，受到普遍批评。
总体上，非洲各国在防疫方面得分“优少差多”，且仅凭自身能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这一局面。
非洲的公共卫生状况落后，有报告称，全球医保覆盖率最低的10个国家，9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25个受呼吸道疾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有22个在非洲。非洲许多人口至今用不上充足的洁净水，不少地方污染严重、蚊蝇横飞、臭水横流，到处充斥着“土产”垃圾和发达国家倾倒的洋垃圾，很多人因文化知识欠缺、很少接受科普教育，导致个人卫生习惯不佳，公共卫生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非洲人又热情奔放，艺术、宗教、礼尚往来，群聚场合众多……所有这一切，都恰是新冠病毒的可乘之机。
卫生条件相对较好的摩洛哥，目前每名医护人员要面对约20名患者，工作压力巨大，个人防护设备虽然暂时够用，但倘病例继续激增，就有“烧穿”的风险；喀麦隆卫生条件逊色于摩洛哥，该国首都雅温得是全国医疗条件最好的城市，也仅有4个能收治新冠确诊者的医疗机构，拥有80张ICU病床和“最多10台”呼吸机。多名专家指出，由于个人防护用品短缺，非洲多数国家医护人员普遍面临被感染风险，一旦遭遇大规模医护人员感染减员，后果不堪设想。
上述两国在非洲国家中，医疗卫生条件还算较好的。科特迪瓦卫生部数据称，该国仅有不到80台呼吸机，50个重症监护室，而该国人口超过2500万；拥有1900万人口的世界最大内陆国马里，截至3月24日仅有56台呼吸机，两家可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37张病床；更贫困的刚果（金），只有25台呼吸机，其中能用的仅5台。医学杂志《柳叶刀》指出，许多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平均每万名居民仅有不到5张普通病床，两名医护人员。
正因为先天不足，WHO才早早发出“非洲危险性高”的预警，并在2月中旬就表示，其筹集的6.75亿美元防疫资金捐款中，将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应对非洲可能面临的疫情冲击。前面提到的核酸测试实验室短短几周就从两个增至26个，就是国际紧急援助的成果。
鉴于严重的“不确定”“不可知”，目前没人能预估，新冠疫情将给非洲造成多大影响。英国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皮尔森团队预测，到5月初非洲感染新冠的累计确诊数将突破45万例，累计死亡数万人之多，而大多数机构则认为，此刻任何预测都不足为凭。有机构就指出，在核酸测试基数如此之低、很多国家连人口普查数据都不准的情况下，“任何预测都毫无意义”。
许多经济学家，如信贷保险公司科法斯首席经济学家马西利等认为，许多非洲国家，如安哥拉、赞比亚，甚至南非等将因疫情陷入困境，因为各国为防疫纷纷树起限制人流、物流的樊篱，这势必对全球产业链和市场链构成巨大威胁，而对国际市场依赖度畸高、自身又处在全球产业链最底层的非洲国家，势必会首当其冲地遭到经济重创。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和外汇严重依赖资源出口和旅游收入，而这两大类恰是受此次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国家增长下降、收入减少，也势必影响资源需求和旅游消费投入，非洲各国同样会被殃及。
与之相随的是资产的流出。马西利指出，3月份新兴国家资产净流出是2008～2009年的四倍，而非洲则是重灾区，惠誉、穆迪等评级机构正不断降低非洲国家债务信用评级，这将令非洲各国金融状况雪上加霜。
非洲各国普遍“年轻”，战后至今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堪。如果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并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就可能在许多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成为滋生战乱、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一旦如此，整个国际社会也将遍尝苦果，无一可置身事外。
鉴于此，各国应迅速、实际性行动起来，帮助非洲各国应对“疫情综合症”——这既是助人，也是互助、自助。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专栏作者
（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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