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尸火化”连环案：乡村深处的火化证江湖

村民俗称的“火化车” 《等深线》记者 苑苏文 摄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苑苏文  菏泽、商丘报道

棺材不能见光。晚上9点，天已黑透。李振德、李庆华和李振海三兄弟，带着铁锹、手电筒、手套和口罩，驱车向南。父亲下葬一年八个月了，三兄弟却打算挖开坟墓。

那是一座空坟。

黄河故道是山东与河北的分界线，李家三兄弟就住在黄河故道里。准确地说，差不多整个仵楼镇都位于干涸的河床上。北边，是山东菏泽曹县仵楼镇，南边，是河南商丘梁园区崔楼村。

这是2020年8月5日，因为记者的到来，李家三兄弟决定第一次挖开父亲的坟墓，看个明白。2019年清明节，他们就发现坟有被盗的痕迹，之后村干部向他们证实老人尸体被偷，他们就没再打开。后来他们得到一盒骨灰和一纸赔偿8万元的保证书，但心结未解，骨灰无法鉴定，他们无法确定真的找回了父亲。

偷尸案不止一起。在仵楼乡，除了李家三兄弟，还有两户人家报警，巧合的是，报案人都称被偷尸的时间在2019年2～4月。记者获悉，在上述时间段，菏泽市殡葬改革力度加大，综合火化率一度超过100%，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菏泽市平均火化率分别达到130.7%、127.9%。

仵楼镇政府一位张姓主任表示，2019年初，曹县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按照6.5%的死亡率给基层下任务”。

将偷埋的尸体挖出来，“起尸火化”，应当告知家属，但报案者称他们对此不知情，是遭遇“偷尸火化”。而对于偷尸火化，该张姓主任表示不清楚，“镇里不太清楚村里的事情。”

偷盗尸体与买卖火化证利益链有关，公安查明，李家父亲去世时，为了不火化，他们向一位村支书处购买了火化证，花费1.3万元，而没多久，他们的父亲被另一位村支书所偷，代替一位老太办理火化证，老太家属为此支付1.2万元。

李家父亲是连环案中的“商品”。公安发现，李家兄弟先前向村支书购买火化证时，这位村支书也涉嫌偷了一具尸体。这意味着，两位村支书为了获取利益，都通过“偷尸火化”办理了火化证。记者从曹县公安局获悉，兜售火化证的两位村支书均已被警方采取措施。而由此，这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村基层火化证的买卖链条，也自此揭开。

李成宾的火化证照片 受访者供图

买卖火化证

仵楼镇李庄村的李成宾活了86岁，于2018年12月25日去世，当地老人去世后，往往秘而不宣，也不办葬礼，目的是不让村干部找上门来，劝说进行火葬。

李成宾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已去世，二儿子李振德是上任村支书，三儿子李庆华和四儿子李振海在外做生意，这在李庄村属于中上等的家庭条件。李振德人脉广，为了不走漏风声，三兄弟开车穿过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到商丘崔楼找一个叫刘文华的男人。

刘文华30岁出头，身材瘦小，专门干埋人的活计。李成宾去世之前，三兄弟就找上了他，请他选定了隐秘的墓地，并付给了他480元的寿衣钱、3000元的棺材钱，以及600元的埋葬费。李成宾去世当晚，三兄弟在刘文华的操办下，顺利将老人下葬。

下葬的事，作为堂弟的李亮并未参与。他是李庄村二片的村支书，每天走街串巷，向自己的划片区域宣传政策或是分派任务，但他忽略了三叔李成宾的新坟。等到2019年过完年，他才意识到三叔去世了，想起了“起尸火化”的事情。

2019年2月的一个下午，李亮找到管事的堂哥李振德，称有人举报三叔违规土葬，要起尸火化。李振德回忆，作为老村支书，他和剩下两个弟弟商量后，认为可以接受火化。“要是必须火化，那也没办法，扒出来就扒出来吧。”

但李亮给了他们另外的选择。

谈判开始，李亮称三叔可以不火化，能办理火化证，但需要3万元，三兄弟表示，没那么多钱，不行就火化了，李亮改口2万元，三兄弟仍愿意起尸火化，李亮继续改口1.8万元和1.5万元，三兄弟都未同意，等说到1.3万元时，三兄弟同意了。“弟兄几个一人出几千块钱，就把钱给他了。”李振德说。

李振德把自己和父亲的身份证都给了李亮。一个月后，李亮拿来了火化证。记者看到，那是一张可对折的《遗体火化证明》，有统一编号，发证单位是曹县殡葬管理所，上面记载了李成宾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火化时间，没有照片，火化时间显示是2019年3月22日。

与其他火化证不同的是，这张证上额外写着“起尸”二字。

手里攥着火化证，李振德本以为上了个“保险”，但很快遭受了打击。在2019年4月4日，老人去世一百天时，李振德带着亲戚去扫墓，发现尸体被偷了。

老四李振海眼神好，一进地头就发现坟不太对劲，“新土翻在外面”。走近之后，他看到棺材里的护心瓦和弓箭散在外面，挖开一层薄土，裸露出的棺材板上，钉子被拔掉，红色的棺罩不翼而飞。“（棺材板）肯定掀了，都给扒掉了。”李振德说。

在坟墓的东南角，有一堆尚未散尽的纸灰。是挖坟人留下的。

随行的村支书李亮脱口而出：“扒了几天了。”

这句话引起了李振德的警觉，他转身向堂弟要说法。“我说你叫我花了这么多钱，你是村支书，我肯定得找你。”李振德说，面对他的质问，李亮难以自圆其说，被他“沾”上了。

他们心里都有了猜测。李振德问李亮：“我们家后面谁办的火化证？”李亮回答：“你去找王红卫问问他娘？”李振德提出要求：“我父亲都让人家扒了，我去问人家不方便，你可以打听打听。”

埋葬李成宾的小树林 《等深线》记者 苑苏文 摄

村支书断案

李亮是仵楼镇李庄村二片村支书，堂哥李振德是他的前任。2020年8月5日下午，李振德叫李亮到他家，向记者解释情况，他骑着电动车很快到达。见到堂哥，李亮不断表达后悔。“我确实不知道那个坟是谁的。如果我知道，这个事不会出现。”他说。

李亮能为三叔办下来火化证，却没能“看”住三叔的坟。

李振德也确认：“你三叔死我没跟你说，你不知道。”

2019年4月4日跟着堂哥上坟时，李亮第一次知道三叔埋葬的位置。他回忆起，早在一两个月之前，李庄村三片村支书王领就发现了这座新坟，由于在李亮的地界，王领还电话询问过李亮。

李亮回忆，王领先问是哪个片区的地，李亮回答：“路以东是我们六队的，路以西是你七八队的地。”王领再问：“路以东有个坟你知道吗？谁的你知道吗？”李亮回答：“那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的，我当时如果和王领说我三叔在那里，一句话就挡过去了，王领也不会做这种事。”他说。

李亮从最初就锁定了王领，只有村支书才熟悉田间地头，能及时发现偷埋的新坟，而尸体去向的门道，他也略知一二。

火化证的利益链条，李亮也参与其中，给他三叔李成宾办理火化证也是同样的流程。李亮称，李成宾的尸体在上坟几天前被挖走，在李成宾之后，三片村支书王领给村民王红卫去世的母亲办了火化证。

李亮称，他找到王领，问他给王红卫娘办火化证的尸体来源，王领起初不承认，说是其他地方挖的尸体，他又请客问李庄村的消息通徐小二，徐小二也说了其他的地点。

“他俩沟通好了。”李亮说，但在打听过程中，他留了个心眼，当他问王领挖尸体的人有没有戴手套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因此推断，动手挖尸的不是本地的队伍，“只有河南人戴手套”。

河南人只有商丘崔楼的刘文华，巧合的是，李成宾也是由他下葬。

面对记者，李亮不想再透露更多内情。他只是表示，在李振德的要求下，经过他的协调，找回了骨灰。

李振德说，最初李亮什么都不肯说，只表示帮忙问问。他们家人虽然怀疑是村支书做的，但无法确定，于是就和李亮谈判。“我们慢慢说好话，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追究，你只要把骨灰给我们，我们父母合葬就算了。”

提出“不追究”后没几天，李亮清早给李振德打电话称“骨灰找到了”。下午李亮带着三兄弟，在坟墓四五十米处的小坑里找到了骨灰。“我说这个骨灰谁弄过来的？他（李亮）也没说谁弄过来的。”李振德说。

找到骨灰之后，李亮拿着铁锹，建议堂哥把骨灰埋回去，堂哥却翻脸了：“你怎么保证骨灰是我爸的骨灰？”

三兄弟拒绝把骨灰放回去，他们跟着到李亮家理论。李亮提出，如果再告，就把骨灰收走，三兄弟要求：“要保证骨灰是真的。”

那是2019年4月27日，发现盗墓已有23天。李亮最后写下了保证书：“骨灰真实如有假，由李亮承担责任。”李振德回忆，由于无法确定骨灰真假，他们理论了一个下午，准备休战，离开李亮家时，天已经黑了。

骨灰谜团

骨灰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

李庆华在外做生意，能说普通话，他曾打电话给山东省最大的检测中心，问能不能检测骨灰里的DNA。他回忆，接电话的人态度特别好，还答应帮他问北京和上海的同学，但问过后，给出的答复却是不能。“他说外国不知道，咱们国内没有这种检测，一般情况下人烧了没有水分了，就啥都没有了。”

李亮说，骨灰是包村书记高某某协调找回来的。但李振德告诉记者，当他们三兄弟去找包村书记询问，却得到了不确定的答复。“包村书记说：‘谁也不能保证是你们的骨灰。’”

李振德说，因此他确定，此事肯定有村干部参与。“你给我们骨灰了，肯定是你做的，不然在哪里找的骨灰？”

李亮透露了挖坟者可能是商丘人的消息。2019年5月5日一早，三兄弟和李亮驱车赶往商丘，截住街市上的刘文华。刘文华上车后，自称只在李庄村挖过两个坟，但没有李成宾老爷子。于是三兄弟带着刘文华去“找坑”。

按照当地习惯，村民将死者埋在自家耕地里，坟头散布无规律，对村子熟悉的人才能找到。外地人刘文华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坑，与他所称的两个无法对应。

中午，刘文华被带到商丘市里的移动营业厅，在三兄弟的要求下，他在手机上下载了软件，查询了通话记录。通话记录显示，2019年3月29日23时至3月30日1时，刘文华与同一个号码通话五次，四次主叫一次被叫。

这个号码仵楼镇的人都很熟悉，因为它被印在一个“殡葬服务中心”的招牌上。号码的主人，是仵楼镇有名的火化车司机刘春。

凌晨时分，埋尸或挖坟的刘文华与火化车司机频繁联系，显得有些蹊跷。根据李振华所称，给李成宾办出3月22日的火化证后，紧接着办出了王红卫母亲的火化证，日期就是3月30日，且河南人参与挖尸。三兄弟推断，刘文华当晚通话时，商量的是挖尸体事宜，被挖的可能就是李成宾。

2019年7月26日，仵楼镇镇长出面，与三兄弟再度进行了调解。李振德回忆，当时与他谈判的有镇长、村主任、包村书记和李亮，他留意到，李庄村三片村支书王领没有露面。

李振德说，村里决定赔偿他们8万元钱，让他们不再纠缠。“当时我也签了保证书，说不纠缠了，如果再告就3倍罚款，也就是给村里24万元。”李振德说，写着金额的保证书被村里收走，但他要求签署了另一份保证书，以证明骨灰是真实的。“当时王镇长答应给问，但是后来也没给答信。”

李振德出示了他所要求签署的另一份保证书，但上面回避判定骨灰是否真实。保证书写道：“李庄村二片村民李成宾，埋葬后尸体被盗，清明节家人扫墓时发现。经村支书李亮询问查找，得知高书记了解此事，并指导骨灰的存放地点，高书记把骨灰交给了村支书李亮，然后李亮将骨灰转交给了李成宾的家人，以上全部都是事实，如有假，愿承担法律责任，特此证明。”记者看到，李亮在保证书上签名、摁手印。

高某某是李庄村的包村书记，是片区村支书的上级。记者联系这位包村书记，他未接电话。李亮确认有上述谈判过程。

“你骨灰给了，又愿意赔款，不是你做的，你愿意拿钱啊？”李振德说，那次谈判后，他们再次确认偷尸是村干部指使的，因此决定继续追责。“就算赔他24万元也要追，那可是我们父亲啊。”

 图上：刘文华与开火化车的刘春的通话记录； 图下：刘春公开的电话 受访者供图

扒尸队与连环案

2020年8月6日上午7点，李家三兄弟带记者到了商丘，见到了刘文华。

刘文华还没起床，被气势汹汹的三兄弟堵在家里，答应坐下来和记者聊聊。他说话含糊不清，自称听不懂记者的问题，但对李家三兄弟有些敬畏。

据刘文华讲述，2019年3月29日白天，开火化车的刘春给他打电话，让他去起尸，给1200元钱。凌晨时分，他叫上妹夫和好兄弟，三人随刘春去到现场。“走到跟前了，我一看，有印象，是我干的活。”刘文华说，因此他开始给刘春打电话，而通话记录里的四次呼叫，有一次没打通。

“我给刘春打电话。我说我不干这个活，这是我埋的……我当时想不起来了，我给他说了，好像是三庄那儿的。”刘文华说。

“三庄”是仵楼镇仵楼村下面的小村。

刘文华说，他给刘春打电话问：“出了事怎么办？”刘春回答：“没事，都是协商好的。”

据刘文华回忆，现场没有家属，没有公安，只有李村三片村支书王领，根据习俗，起尸时要家属开挖第一铲。“人家主人不整我也不敢整。”刘文华说。而李家的坟，是村支书王领最先动手挖的。

对于坟墓东南角的那一撮纸灰，刘文华自称记不清了。

李成宾老人死于冬天，3月30日被起尸时，土地还未解冻。刘文华回忆，棺材打开后，看到尸体“没有化”。他们几个人把尸体起出来，用塑料袋直接包严，就搬到刘春车上拉走了。

“我听我妹夫说，好像王领中间还问过他：‘看看是男的还是女的？’”刘文华说，王领手上或许有不止一个身份证。“不然他不会这样问，他办其他的（火化证）。”

当天下午，记者在刘春家里见到他，他回避谈论偷尸的细节。“这都是村书记叫的。”他强调，“人家叫咱的车，我咋都干，我只是拉，我不管这个事。”

他又补充道：“人家书记跟着。”

2020年初，李家三兄弟把刘文华带到曹县公安局报案。“带到县局10分钟他就招了。”李振德说，民警告诉他，刘文华招供后，说出了开火化车的刘春，刘春说出了李村三片村支书王领。

曹县殡仪馆 《等深线》记者 苑苏文 摄

三兄弟最关心骨灰的去向。刘文华说，干完活他就回家了，没有跟着火化车运送李成宾的尸体，但他妹夫跟着，据他妹夫说，去火化场的还有刘春和村支书王领。王领拿着另一死者和其家属的身份证，并代替家属签字，签字后，骨灰由王领领走。

“我妹夫回来的时候骨灰还在火化车上呢。”刘文华说，“之后去哪里了你只能问开车的刘春。”

“我拉着人去烧完之后，骨灰放在我车上带走，带回来支书就拿走，不给家属的，支书带走。”刘春告诉记者，他车上不留骨灰。

记者在2020年8月6日下午来到王领的家，那是一栋气派干净的二层小楼，大门敞开着，记者远远看到王领家一位老人在门口，但走近后，家里空无一人，记者等待片刻，仍没有人来，记者给王领打电话，其拒绝接受采访。“你找上级部门吧。”他说。

李亮称，根据他通过内部掌握的情况，2019年3月30日，李成宾的尸体代替王红卫的母亲火化，王领为其办理了火化证。李庄村消息灵通人士徐小二称，王红卫的娘办了火化证，落款是2019年3月30日，他们家向王领支付了12000元钱，王红卫的儿子和侄子每人出6000元。

王红卫是李村三组村民，见到记者时，他不断强调自己是个孝子，并不承认自己知道老母亲办了火化证。

他说，他的老娘91岁去世，他任劳任怨地照顾她，从没让她干过活。他还说，他自己22岁开始就在村里“问事”，也当过村干部，如今他67岁了，每年还去北京打工，贴补自己的大娘。

王红卫的母亲死于2017年，“再过个把月就三年了”。在当地，人死后三周年要迁坟，和配偶合葬，王红卫掰着手指头数着这一天。

2020年8月6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红卫承认，2017年母亲去世后，自己找了个地方偷埋了。他还说，村支书王领从没找过他，因为他在家里不当家，当家的是他儿子。“我没见过火化证的影儿，要办也是我儿子办的，我也没钱。”

2020年4月29日，曹县公安局对“李振德父亲李成宾尸体被盗一案”进行立案侦查。曹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李付学告诉李家兄弟，李亮、王领和刘春都已经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如今三人都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李付学告诉家属，监视居住的时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案件尚在侦查中，还未移交检察院。

李成宾的尸体，卷入了“偷尸火化连环案”。

“两个村支书都采取措施了。”8月19日晚，记者接通了李付学的电话，他确认如今共有三个嫌疑人被采取措施。他称，在李成宾尸体被盗案破了的同时，又找到了偷尸为李成宾办理火化证的嫌疑人，即为李亮。“等于在工作中又发现了一起。”

李付学称，李亮和王领可能涉嫌“盗窃尸体罪”。其中王领涉嫌盗窃李成宾的尸体，李亮涉嫌盗窃另一具尸体，这具尸体代替李成宾被火葬。“盗窃尸体构成犯罪了，是一种盗窃行为。”李付学说。

“起尸火化”的基层演变

受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乡村仍讲究“落叶归根”，人死后还会偷偷埋葬。在中原腹地的山东菏泽，提高火化率一直是殡葬改革的主题。

而“起尸火化”，对于提高火化率数据来说，颇为有效。

2018年5月，菏泽市开展全市殡葬综合改革工作动员大会。《齐鲁晚报》2019年8月1日报道，动员大会后，2018年全市综合火化率提高21.5个百分点，达到84.7%，而在2019年上半年，全市综合火化率达到了100%。

报道中提到，在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菏泽市平均火化率分别达到130.7%、127.9%。

在这场提高火化率的比赛中，落后的乡镇就要被约谈。2019年3月27日，曹县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称在3月23日，副县长李本卿在县公安局三楼会议室对2019年3月1日～21日全县殡葬改革工作落后的普连集镇、青菏街道、桃源集镇、曹城街道、韩集镇5个乡镇（街道）进行约谈。

在2019年5月24日，菏泽多数门户网站和公众号刊登了一条《菏泽一乡镇对两起偷埋土葬者起尸火化》的新闻，配图显示是在白天，身穿白大褂、戴着防毒面具的人挖坟起尸，有领导模样的人举着麦克风向村民宣读政策。新闻正文概括了三起起尸火化行动，并在最后总结道：“充分展示了镇党委、政府对殡葬改革工作的重视和决心。”

压力传递到了仵楼乡。李亮回忆，2019年过完年，仵楼乡政府就层层下达了任务。“乡里面那时候好像是定了3月30日还是4月1日，到那天之前必须把你的任务做出来。”他说，如果查出有人去世偷埋，必须办出火化证。“你整不出来火化证，如果清查出来要负责任。”

仵楼镇政府一位张姓主任告诉记者，在2019年初，曹县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按照6.5%的死亡率给基层下任务。“6.5%的死亡率都是科学的依据。”他说，会排查偷埋躲避火葬的人，而对于偷尸火化，他不清楚，“镇里不太清楚村里的事情。”

仵楼镇的第一起起尸火化，也是伴随着公开的动员会。多名村民向记者回忆，动员会的时间是2019年2月，地点是郭楼村，商丘人刘文华干了这个活。

刘文华告诉记者，刚过完年，刘春就联系他，称大队要起尸，开价600元钱。他同意了。起尸定在上午7点多，整个仵楼乡的干部都到场开动员会。刘文华回忆，在场的除了干部，还有公安民警及死者家属，当时他确信是和家属协商好了的。

坟墓在白天被挖开是忌讳，但村民不得不摈弃旧传统，依从殡葬改革。有村民告诉记者，被公开起尸的那家人“很冤”，这个词在方言中是“没势力”的意思。据称，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家里只有务农的老夫妇。

“这样的家庭出不起钱买火化证，欺负的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找有势力的家庭，肯定愿意花钱，只要不动他的坟。”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评论。

至少在仵楼乡李庄村，花钱就可“消灾”。

“是任务，没有奖励。”李亮说。记者获悉，村支书每月工资不足千元，“偷尸火化”既能完成任务，也能获取金钱利益，不少人为此铤而走险，形成了一条以村支书为主导，火化车、挖尸队互相配合的偷尸利益链。

李亮透露，在2019年初至清明节间，仵楼乡起尸火化人员超过20个。这也与坊间传言相对应。那么，在这些起尸火化人员中，哪些人是真的被火化？哪些是被顶替火化？哪些是找别人顶替火化后又被挖出来顶替别人火化？目前仍不可知。

李付学告诉记者，目前仵楼乡只有三户人家因家人尸体丢失来报案。不清楚会否存在更多丢失的尸体。“我们光办案子，如果构成刑事犯罪，我们就采取措施，其他那些东西，我们也不深入了解这个情况。”

两份立案告知书 受访者供图

悬而未破

三起尸体被偷的报案中，除了李家三兄弟，还包括仵楼村的付兴民，他同样购买了火化证，由于缺少证据，他的案件悬而未破。

付兴民是个慢性子，母亲去世周年时才被他发现尸体不见了，他此前在镇政府做饭，还经营一家宾馆。知道老母亲丢了之后，他辞去工作，随李庄村三兄弟四处追索。

付兴民告诉记者，在2019年1月30日，这天是腊月二十五，下了大雪，他的母亲张素珍去世，享年79岁。由于靠近年根，女儿几天后就要结婚，于是他联系商丘的刘文华，将母亲悄悄埋到姐姐所在的张楼村。等过了年，仵楼村的村支书郭海找上门，动员火化，付兴民先花了大约2000元钱买了烟酒“疏通”，火化的事就暂时搁置，但过了一阵，郭海又找上门来，要求办证。

张素珍的火化证办理时间是2019年12月18日，记者看到，上面也写有“起尸”的字样。付兴民说，办证花费了13000元钱，他出了6000元，儿子出了7000元。用现金交给郭海，他已经将提款记录交给公安局。

郭海拒绝与记者接触。但在付兴民2020年5月偷偷录下的谈话中，郭海叮嘱他：“这个钱的事儿你也别说了，那个证你也别说花钱买了。”“你到时候再说花钱办证，给人家一牵连……人家给咱办事了，牵连到哪里都不好。”

郭海所说的“人家”，包括开火化车的刘春。面对记者的询问，刘春承认付兴民的母亲操作了火化证，而办证的尸体，是“老河里拾的骨材”。

用骨材代替尸体是否可行？记者询问曹县火葬场人员，对方称尸体送来一般会验明正身后再火化。但刘春却称：“这个就是一个过场。”

“走过场”的尸检，为顶替火化利益链提供了空间。

付兴民发现母亲尸体被偷，是在2020年1月30日去世一周年，那也是他第一次去扫墓。他称，坟墓一看就被动过，挖开之后尸体已经没有了。他的姐姐回忆，在2019年清明节，“起尸火化”正轰轰烈烈的时候，坟墓就有了被挖开过的痕迹。“也都怪我，当时没有留意。”付兴民说，如果他姐姐说的属实，那么他母亲可能在他买火化证之前就已被偷走了。

2020年4月28日，曹县公安局对“付兴民母亲张素珍尸体被盗”案立案侦查，立案时间比李家兄弟早一天。付兴民告诉记者，公安曾调查过刘春和张楼的村支书，但两人都拒绝承认挖了她母亲的尸体，除此之外，他找不到别的线索。

刘春告诉记者，他只是开车的，不知道拉过谁。“那段时间我从张楼拉过两个，是别人起好放到路边的，不知道是谁。”

报案的第三起在仵楼乡宋庄村，但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2018年6月，一男子因病死亡，年近49岁，下葬一年后被发现尸骨丢失。这名男子的嫂子告诉记者，尸体可能也是在2019年4月前后丢失的。“当时我邻居去浇地，发现坟被挖了，棺材板都漏出来了。”这名男子的儿子李宾向记者确认了此事，并发来空棺照片。

（刘文华、王红卫、郭海、刘春、王领、李亮为化名）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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