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借贷案被判诈骗共犯 上诉后12年刑期改为3年
本报记者 郝嘉奇 合肥报道
安徽律师吕先三因代理一起“套路贷”案件，被合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诈骗共犯，获刑12年。吕先三坚称无罪并提出上诉。
经过了一年多的申诉，2020年11月17日，安徽省高级法院二审宣判，原判认定吕先三的诈骗数额有误，对吕先三认定为共同诈骗犯罪的主犯不当，予以改判，将刑期由12年改为3年。
该案在律师界也引起较大关注。案发后，多名律师赴合肥为他提供法律援助，作无罪辩护。安徽省律协也研讨、出具报告称，吕先三不构成犯罪。
“套路贷”案件属于新型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较多，处理难度较大。法院如何解决“套路贷”法律适用中的疑难争议问题，急需不断加强研究。
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多位民商事律师因代理“套路贷”案件而卷入其中，民商事律师的执业风险显现。
吕先三 受访者/供图
检察院三次不批捕
吕先三今年40岁，自2012年在安徽执业，以代理民商事案件为主。2018年3月，他因陷入一起“套路贷”案件，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该案被官方定性为“合肥市侦办的首例以虚假诉讼手段实施‘套路贷’诈骗的系列案件”，吕先三因多次帮助主犯邵柏春、徐维琴夫妇打民事官司，也被认定为主犯。
2017年12月，合肥市公安局对邵柏春等涉嫌虚假诉讼、诈骗案立案侦查，次年3月，又对徐维琴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立案侦查。2018年3月9日，徐维琴、邵柏春被逮捕。3月16日，吕先三也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4月20日被取保候审。
之后，合肥市公安局提出批捕吕先三，合肥市、安徽省两级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
2018年5月2日，合肥市公安局致安徽省检察院《提请复核意见书》称：“省、市领导高度重视，明确将该案作为本市‘扫黑除恶’第一案侦办。”安徽省检察院维持了不批捕决定。
但在2019年初，合肥市检察院将该案起诉至合肥中院，2019年1月28日，合肥中院决定以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对吕先三批捕。
对于合肥市检察院起诉的理由，《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合肥市检察院相关人员采访，未获回应。
上述《提请复核意见书》显示：“市检察院不能忽视吕先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以吕先三零口供，仅有邵柏春指认为由，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不仅不能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更不利于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
2020年8月25日至30日，该案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记者在现场旁听。
开庭过程中，律师吕先三称自己及其他被告受到刑讯逼供，侦查过程违法违规，所得材料不具备法律效力。
吕先三表示，在合肥市检察院起诉他前，检察官王云徽提审过他，并说：“这个案件你确实冤枉，但是领导就是要公诉你，我也没办法，我明确告诉你，我就是一个端菜的，公安做什么菜我就端过去。你回家跟家里人团聚一下，这个案件都商量好了，到法院就收监你。”
在一审庭前会议中，吕先三申请公诉人王云徽回避，并要求了解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全体人员名单和职务。
庭审中，法院答复称，合肥市检察院认为回避申请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驳回。
律师成“诈骗共犯”
2019年1月22日，检方向合肥中院提起公诉，指控徐维琴、邵柏春、吕先三等18名被告人专门从事非法高利放贷、讨债等活动，利用“套路贷”侵占他人财物，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涉案诈骗金额合计逾1.1亿元。
起诉书称，吕先三曾为多名同案被告人代理借贷纠纷，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明知邵柏春犯罪集团实施“套路贷”犯罪的情况下，利用自身法律专业知识以虚假诉讼手段为其牟利，参与实施诈骗他人财物共计2000余万元。
2019年8月13日至16日，合肥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吕先三坚称自己只是正常代理案件，对所谓的“套路贷”毫不知情，没有参与犯罪。
去年8月，合肥中院开庭审理此案
吕先三一审辩护律师燕薪、金宏伟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吕先三教唆或者指使当事人做虚假证据、虚假陈述，吕先三只是根据委托人的陈述及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正常为委托人代理诉讼。
2019年10月31日，合肥中院下达一审判决，因证据不足未认定吕先三涉黑，但认定其参与诈骗，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
一审还认定吕先三为诈骗共犯，称徐维琴、邵柏春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超过1.1亿元，其中未遂金额4180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吕先三参与骗取他人财物计2000万元，其中未遂金额1900万元，当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吕先三为何担任徐维琴代理人？据记者了解，2013年底，他认识了合肥启博商贸有限公司的二股东徐维琴。徐维琴与丈夫邵柏春那时做民间借贷生意。
此后，吕先三替徐维琴亲属代理过两起借贷纠纷，获得了她的信任。自2014年3月起，吕先三陆续接手了12起与徐维琴夫妇等人相关的民间借贷案，其中9起的借贷方都是李光建。
李光建是合肥一名包工头，2011年3月至2012年4月期间，因工程急需周转资金，曾向邵柏春、徐维琴夫妇分3次共借款1600万元，期限分别为6个月、1个月和1个月。
是否知晓真实债务关系
一审庭审中，吕先三不认可检方的指控，称“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依法接受徐维琴等人委托，依据证据进行民事案件代理。我不知晓其‘套路贷’行为，没有让他人做虚假陈述、证明”。
检方则称，邵柏春在侦查阶段的四次笔录，均指认吕先三“明知双方真实债务关系”。邵柏春在庭审中称，自己曾告诉过吕先三他们与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关系。
但徐维琴的供述却与丈夫邵柏春完全矛盾。作为第一被告人，徐维琴称吕先三虽然是她的代理律师，但自己给他的都是真实的债务材料，吕先三对双方真实的借贷关系并不知情。
2020年8月25日至30日，该案在安徽高院二审开庭，吕先三通过网络远程出庭。记者看到，他个子矮小，身材瘦削，身穿黑衣，轻微谢顶，与被捕前的照片有些差异。
吕先三被捕前照片 受访者/供图
安徽省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坚持诈骗罪的指控，称吕先三“作为法律工作者，本应在法律框架内履行职责，运用事实、证据、诉讼规则、合理怀疑的法律规则，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但却违背《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相关条款，向司法机关编造虚假事实，指使委托人编造虚假证言，谋取非法利益，构成诈骗共犯”。
检察官询问吕先三是否知晓真实债务关系，吕先三称并不知情，是根据相关的借款合同来代理案件的。
吕先三说，徐维琴称这些借贷案都有借款合同，比较简单，他代为出庭即可。他觉得这些案件事实清楚、不存在风险代理，徐维琴在照顾自己，所以收取的律师费也比较低。
律师费按诉讼金额的0.5%收费，每起案件收取2万～3万元，共有40万元。
徐维琴的辩护律师询问吕先三，是否与徐维琴有其他经济往来，即律师费以外的报酬，吕先三表示没有。
2013年3月12日，邵柏春夫妇打电话给李光建称要与他结算债务。
根据李光建提供的还款明细，2011年3月17日至2013年2月8日，李光建还款2450.6万元。
但徐维琴告诉李光建，前期的还款只能算作利息。根据徐维琴算的账，除去已还的2000多万元，李光建还欠他们1600万元的本金和440万元利息。
李光建后来对警方称，抹掉40万元的零头后，他在徐维琴等人威逼下又签了一份2000万元的还款合同，并打下一张出借人为徐维琴亲属窦昌明的400万元欠条。邵柏春承诺，这400万元不影响总借款数额，随后安排人对这笔钱制造了虚假银行流水。
在一审中，窦昌明表示其实际上并没有借400万元给李光建。2013年3月12日，邵柏春向窦昌明借款100万元，并先汇入300万元到其银行卡上，再让窦昌明连同借的100万元一起汇到公司会计岳玲的银行卡上。
一审判决书称，“两年多后，邵柏春让窦昌明来到自己办公室，告知窦这400万元以邵柏春的名义借给了李光建，并拿出了李光建的借条。当天，邵柏春提出要以窦的名义起诉李光建这400万元借款，吕先三律师提供了委托手续。窦昌明认为，当天各个环节，吕先三都在场，一定清楚邵柏春以其名义借款给李光建的真实情况。”
一审判决书称，在李光建无力继续付款的情况下，邵柏春隐瞒其还款事实，针对上述200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
合肥市公安局向检方表示，吕先三在接受委托时，邵柏春就已明确告知他，李光建向其夫妇借款1600万元、已还款3380.6万元等事实。合肥市公安局还称，吕先三为使虚假诉讼案件胜诉，为其夫妇出谋划策，协助制作两份虚假情况说明，并参与欺骗李光建在虚假说明上签字，之后使用该虚假说明分别以邵柏春及其亲家的名义提起两起300万元的虚假诉讼，均胜诉并进入执行程序。
安徽高院二审认为，吕先三主观上明知其中一起300万元的情况说明是虚假的，故认定吕先三参与诈骗（未遂）其中的一笔300万元。在另外涉及1400万元的诉讼中，吕先三虽明知系虚假诉讼，但没有参与组织、策划、指挥虚假诉讼，仅接受委托代理案件，可不以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吕先三在该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
这与合肥中院一审判定“吕先三作为主犯参与诈骗2000万元，其中未遂数额1900万元”有较大差异。
安徽高院认定一审对吕先三的诈骗数额有误，认定吕先三为共同诈骗犯罪的主犯不当，应予以改判，将刑期由12年改为3年。
二审宣判后，吕先三妻子、大哥在法院门口 本报记者 郝嘉奇/摄影
吕先三称遭到逼供
在二审开庭时，吕先三说，邵柏春之所以作出对他不利的证词，是因为邵柏春受到了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
吕先三称，自己也遭到刑讯逼供，2018年4月10日至13日在肥西县检察院驻肥西县看守所办公室，被合肥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审讯了4天，期间受到警察唐军、牛世超等人威胁、殴打，而审讯地点并没有录音录像，涉嫌违规。
据记者了解，设立驻所检察官办公室是为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不过，吕先三当庭表示，4天审讯中没有任何检察官出现在办公室。
记者查阅2018年1月31日至2月1日审讯视频发现，办案人员钱晓星多次按压邵柏春的手铐，后者疼得嗷嗷叫。视频还显示，办案人员反复强拉邵柏春上厕所，但邵柏春不肯去，他说自己曾在厕所被殴打。
办案人员多次按压邵柏春的手铐 受访者/供图
二审庭前会议中，检察官称经过咨询专家，按压手铐不属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为了保证公正审判，撤回按压手铐得到的两份笔录。
邵柏春辩护律师冯延强追问，既然不认为是刑讯逼供，那么撤回的标准是什么？其他非法取证所得证据也应排除。检察员没有回应。
最后法庭决定，除了撤回邵柏春这两份笔录外，排除由钱晓星参与讯问的三份笔录。
律师斯伟江还询问当事人汪平超有没有刑讯逼供，汪平超回答“没有”。斯伟江又问：“你们不在规定的地点，按照同步录像规定办案，是否受到处分？”汪平超回答：“这和我对邵柏春取证无关。”
此外，吕先三及其辩护人提出，邵柏春在卷十九份笔录、徐维琴在卷十三份笔录，都只有一份同步录像，吕先三本人在卷八份笔录也只有两次同步录音录像。无论从实体上还是程序上，吕先三对相关笔录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未采纳吕先三的无罪辩解。判决书显示，合肥中院认定吕先三对邵柏春夫妇的真实借贷关系是已知的，理由为：吕先三对李光建向邵柏春等借款共计1600万元、实际已还款3000余万元的事实明知；吕先三提议并指导了邵柏春、徐维琴制造相关证据材料，并交代当事人在庭审中要做虚假陈述；在代理案件中还发表了不实意见。
安徽省律协认为不构成诈骗
吕先三最初还面临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指控。合肥市检察院称，在以邵柏春、徐维琴夫妇为首的犯罪团伙中，有相对固定讨债人员负责暴力催收债务。吕先三负责为该团伙出谋划策，规避法律制裁，协助其制作虚假证据材料，利用民事诉讼途径将虚高的债务合法化，非法占有债务人财产。
一审判决认为吕先三不构成涉黑犯罪，为吕先三摘掉涉黑帽子。8月27日二审时，这一点遭到吕先三驳斥。他说：“我没有犯罪，何来为我摘帽？我也没有参与诈骗。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一审判决书显示，徐维琴、邵柏春诈骗数额共计1.12亿元，其中未遂数额4838万元；吕先三参与诈骗数额2000万元，其中未遂数额1900万元。
2019年10月，合肥中院判决被告人吕先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19年1月29日起至2031年1月28日止。
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律协研讨过此案，认为吕先三不构成犯罪。
日前，安徽省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胡瑾接受记者采访称：“律协请了多名专家对此案进行了论证，我作为专家出席了。我们认为吕先三不构成诈骗罪，最多是执业纪律方面的问题，不构成犯罪。律协也请了律师旁听了庭审，并向全国律协报告了吕先三案件的情况。”
2020年8月25日至30日，安徽高院二审审理此案，检方坚持法院维持原判，法院未当庭宣判。
11月17日，安徽高院再次开庭宣读判决，记者在现场旁听获悉，法院判决上诉人吕先三犯诈骗罪，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六万元。
斯伟江对记者说，二审判决大幅减刑，改为三年，虽有所改进，却是“打折的正义”，说明办案单位只有部分纠错的能力，还没有完全纠错的能力。
记者还注意到，一审法院对徐维琴、邵柏春等涉案人员的定罪、量刑均有不当之处。二审将徐维琴的刑期由二十五年改为二十年，邵柏春的刑期由二十年改为十七年，梅泉的刑期由十六年改为十五年。
合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曾表彰钱晓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副主任科员）、王云徽（市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为“2018年度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
编辑：孟庆伟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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