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月交一万，机构还说“不挣钱”，托育离普惠还有多远？
文/戚梦颖
两会期间，“建议设夫妻双方带薪育儿假期”“建议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等话题陆续登上热搜，再次将职工家庭0～3岁的育儿难题提上议程。
2020年末，浙江温州的江女士意外怀上了第二个宝宝，丈夫白天需要上班，二胎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无力再全天照看1岁6个月大的儿子。
接连换了4位不尽如人意的保育阿姨后，江女士一度十分崩溃。后来，江女士第一次知道家附近有接收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园，她形容自己“抓到了救命稻草”。
今年初，江女士将儿子送到了离家车程5分钟的托育园，每月平均缴纳约3500元的费用。现在，儿子每天由丈夫接送，江女士终于可以在家喘口气了。
托育园环境（受访者供图）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有5000万人，托育需求高达48%，然而实际入托率仅有4.1%，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机构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然而，现存的托育机构因高昂的经营成本往往难以盈利，业内人士认为当下的托育市场并不健康。另一方面，“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依旧存在，托育行业仍缺乏标准的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有专家认为，在制定标准的同时，政府更需要承担部分托底责任。
强需求与低迷的入托率
念念妈妈在产后4个月就回归药剂师的工作岗位，因她和丈夫以及双方的父母都没时间照看，在女儿8个月的时候，念念妈妈就把她送到了托育园，经过最开始的两三天，念念很快就适应了托育园的环境。
念念妈妈说，自己是不支持让长辈带孩子的一派。“ 如果（父母）有时间看，我也不太会选择让他们看。偶尔带的还行，长期的话，我觉得会把不好的习惯带给孩子。”同时，念念妈妈还觉得，相对于保姆来说，孩子在托育园能有更全面的营养，接触到更多的小朋友，玩的东西也更多。
不过，住在天津的念念妈妈也表示，当时附近只有这一家托育机构，每月收费超过5000元，如果不是双方父母承担了费用，自己还是比较有压力的。身边的大多数朋友，还是选择让父母带孩子。
江女士则在最开始就遭遇到老一辈的反对。当初决定送孩子去托育，她和丈夫就给孩子的爷爷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他觉得孩子太小了，在外面不方便。他的思想也比较传统，不太信任私立机构。”
比起托育园，大部分国人则更熟悉“托儿所”这个具有年代感的词语。
早在1956年，国内的托儿机构就达5700多所，到1992年，社会服务业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增至10628个。20世纪90年代起，企事业单位开始剥离社会职能，公办托儿所与幼儿园大幅减少，到2000年，托幼机构减少5万家以上，2010年公办托儿所基本消失。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也被称为“托育元年”。根据天眼查专业版的数据，自2019年5月以来，经营托育服务的机构增加了约17000家，占到总数近八成。国家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自2020年1月8日上线以来，截至同年10月26日，备案的企业已有5167家。
头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丁卓文认为，虽然托育机构数量看似比较庞大，但整体来说，国内托育机构专业度仍然偏低，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加上托育及幼教机构负面事件频发，导致家长总体而言对于托育机构的信任度较低，普遍会选择待到儿童3岁以上直接入园的方式。
在丁卓文看来，入托率低与国内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目前国内3岁以下儿童仍以隔代照护和隔代教育为主，因此即便父母对于托育的需求非常显著，积极性非常高，也需要听取祖辈以及直接照护人的意见。而通常祖辈对于3岁以下托育的需求度并没有那么高，更倾向于家庭照护。也有已入托的婴幼儿，经过一段时间觉得无法适应，再回到家庭照护的模式，退园率较高。
除此之外，根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有19%的家庭因入托费用高不考虑入托。然而，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民办托育机构，却面临着比较大的经营挑战。
高收费却难盈利
“2019年托育机构完成约15起融资，涉及机构14家，总金额约4.53亿元人民币。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统计到的融资事件下降至8起。总体来看，托育行业的融资多集中在早期的天使轮、种子轮、A轮阶段，鲜有投资机构有后续投资的情况。”丁卓文总结，托育行业一级市场呈现政策趋热、资本趋冷的态势。
托育市场规模预测（图源：头豹研究院研究报告）
“在一线城市想盈利，白日做梦。在二线城市能够保本就算不错，在三线城市可以盈利。”前朋恩日托创始人张云鹏表示，这是如今业内人士的共识。
张云鹏介绍，托育机构是否盈利由三个成本决定，分别是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房租成本。
张云鹏是较早进入托育市场的运营者之一，在2012年刚开始做托育的时候，一线城市一个业务人员的月工资大约在2000～3000元左右，如今，这个成本飙升到7000～8000元。如果全部算下来，现在一个教师成本要达到13000元，包括工资、食宿和五险一金。
“如果不计算房租成本，其实想亏损很难。如果计算上房租成本，现在的托育想盈利也很难。”张云鹏说。
董栩在安徽省宿州市经营着两家托育机构。此前，她曾尝试着在苏州开办托育机构，但苏州的房租比较高，老师的成本也比较高，她发现辛苦一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盈利。
后来，她在宿州先后开办了两家托育园，学费价格在1800～2400元/人·月，反而能够实现持续的盈利。“在小地方可能盈利会少一点，但是相应会比较顺利一点。”
不过，董栩也表示，即使这个价格看起来并不高，在当地也只有“一小撮”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我们当地的人均月收入也就2000多块钱，我们学费就差不多到1800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家庭的工资的一半了。所以一般普通的家庭还是很难拿出这么多钱。”
从事婴幼儿工作的徐磊认为，由于托育人数较少，房租和人力成本又过高，目前大多数托育机构只能走“高端”的路线。“基层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比如一个在工厂流水线打工的工人，想把孩子带到大城市带到身边，他一个月挣个七八千，再租个房子，但是高端的动辄就4000块钱以上，一年就四五万，他们上不起。”
张云鹏指出，一个家庭目前能够接受的托育价格的极限，一般是女性工资的60%。按照工薪阶层平均4000～6000元的月薪计算，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能够承受的托育价格在3000元的水平。“作为机构的运营者来说，即使是公立的不赚钱，但是也不能赔钱。在北京，即使算上补贴，托育产品价值的正常水平也会在7000元以上。”
“如果按照7000元来看，这个数字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它都不是普惠，所以目前势必托育是一个小范围的可以运营的阶段。”张云鹏说。
托育离普惠还有多远？
从机构运营角度来看，提升入托率与幼儿园入园率的逻辑并不相同。
根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全国幼儿园达到28.12万所，毛入园率达到83.4%。张云鹏介绍，一般情况下，一个幼儿园可以覆盖3.5公里的面积，如果这个范围内有超过2600户家庭，就可以支持一家新的幼儿园。而8000户的覆盖面内，只需要一个托育园就足够了。
但对托育而言，张云鹏相信，一般女性能够抱着孩子送托的面积容忍度大概在半径750米的范围内。这也就意味着，托育的机构应该是“小而精”，要密集，大型的店面并不可行，幼儿园的建设方式并不适用于托育。
董栩也表示，四五线城市的托育机构多是以早教来转化托育，场地一般较大，但是在托育较为先进的国家与地区，运营模式多是小而精。同时，对孩子来说，小的地方也更容易建立安全感。
张云鹏建议应该鼓励房地产经营机构自主地推行托育的业务。“我们和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商合作，他们免掉了我们的房租，这样经营下来，客户数量很高。所以还是希望一些财务机构提供一定的支持。”
普惠意味着限价与限利。张云鹏认为，在具体层面，需要明确是否完全限价，而作为商业机构则需要一定的盈利空间。如果要实现最大程度的普惠托育，张云鹏觉得成本较低的家庭式托育或许是当下的最优解。
但是，对于家庭式托育，由于家庭托育的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太健全，当前不允许使用家庭的自有住宅作为营业场所。董栩就表示，自己所在城市的家庭式托育早已被取缔。但是，国内也有部分地区逐渐开始开放家庭式托育的概念。
在2020年的托育服务发展论坛上，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也表示，应尽快研究家庭托育发展的管理规定和规范标准，支持家庭托育有关试点项目，并适时总结和推广。
虽然从2018年起，各级政府就针对托育问题陆续出台相应政策，住建部、卫健委、教育部等部门也就托育发布多项规范性文件，但是针对托育机构的管理仍然十分混乱，频频出现无人负责的情况。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目前我国托育市场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多数城市、地区都未有相应的规范。在目前的情况下，短期内要建立什么样的规范，以及由哪个机构、哪个部门来规范，都未能确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介绍，从发达国家的托育服务发展看，0～2岁托育主要是照看服务，强调安全、卫生，因此，主要由卫生部门、民政部门负责；2～3岁托育已经有早期教育的内容，因此纳入学前教育体系，提供2～6岁学前教育。
熊丙奇指出，我国0到3岁的托育基本全部由市场供给，目前的发展方向主要还是“政策引导，普惠优先”。但是，发展托育服务，关键在于要明确托育服务的普惠性，除了制定标准，政府还得履行自己的责任。托育的普惠需要有财力支撑，这进一步牵涉到增加教育投入，以及根据新的理念进行教育经费的重新分配问题。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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