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博士生育：延毕成常态，女博士为备孕退学

中国经营报

文丨戚梦颖

编辑丨李丹

校对丨颜京宁

近期，高学历群体的生育问题不断被提上议程。

“江苏近七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只生一孩”登上微博热搜；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建议“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也引发广泛讨论。

周燕芳建议，在校女硕士和博士享受法定产假，博士在产假期间可正常领取补助，同时增加学制弹性，根据产假时长适当延长毕业期限。

然而，在如今超过60%的博士延毕率下，在校博士生生育要遭遇学业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女博士往往要承担更大的生理与心理压力。在校生育真的是个好选择吗？

“新生”与延毕

对已婚博士而言，平衡生育与学业这一课题，或许难于科研。

2018年秋，孟玉迪入学北京一所高校，开始攻读社科类博士研究生。按照她所在专业与课题组的学制要求与往届惯例，在学术刊物发表两篇论文及通过10万字体量的毕业论文答辩后，一般可在3～4年内毕业。

2020年年中，孟玉迪和男友举办婚礼并开始备孕。在孟玉迪的规划中，即使当时开始做准备，至少也要等到工作后才会怀上。然而，2个月后，在她即将迈入最繁忙的毕业年之际，孩子悄悄到来了。

按照正常进度，孟玉迪将在2021年4月参加预答辩，6月毕业。可是孩子的预产期撞上了预答辩的时间。在导师的建议下，她决定把预答辩推迟到2022年1月初，毕业的时间也整整延后一年。

幸运的是，在怀孕前，孟玉迪就基本完成了两篇需要发表的论文，而且虽然妊娠反应也持续约一个月，但整体并不算太严重。在孕中期，她还在学校宿舍住了一个月，每天在图书馆学习。为了孩子着想，孟玉迪尽量避免熬夜，但她每天也会在图书馆晚上11点关门才打道回府。

2021年4月，孩子在老家医院顺利出生，孟玉迪感觉到，学业压力在此时陡然增加。在预答辩开始前的一个多月里，孟玉迪都会在晚上8点半孩子睡着后开始处理论文，一直忙活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怀孕的时候孩子起码是在肚子里，不会影响你，但出生之后有个小东西天天在那儿叫唤，白天很受影响，牵扯到很多精力，只有等到晚上孩子睡着后，你才能平静地去做论文和科研。”

图源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即使是不承担怀孕与分娩任务的男性博士，也无法避免学业上的分心与照顾家庭的责任。

约在10年前，蔡廖前往英国攻读材料学博士学位，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蔡廖和妻子计划好在读博期间备孕生子。

在博二和博四时，蔡廖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对蔡廖来说，在照顾妻子和孩子上，他没有花费太多精力。但同组博士往往晚上10点过后才回家，而他每天都要早早回家，在实验室的时间被大大削减。

老大两岁那年，也是蔡廖的“论文年”。他不仅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也有毕业的压力，但他用于论文写作的时间就像挤海绵。顺利的是，蔡廖的毕业时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但他“当时没有认识到会有那么难”。

白天，他需要在校补做实验，带领本科生和硕士生做实验。晚上回家后，孩子总是缠着白天看不到的爸爸，折腾到晚上10点后才会入睡。蔡廖的写作也要推迟到11点才能开始。“这个时候困得都能当场睡着，导致我每天500毫升功能饮料起步，有时要1升。”

孩子无疑分走了博士生父母本应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2020年发表的论文《博士研究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结果显示，博士生每天花在学习科研的时间每增加2小时，延期发生比可降低14.1%。

近些年，国内博士生延毕数据不断攀升。根据2020年发布的《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03年博士研究生延毕率约46.5%，在2012年延毕率突破60%后仍不断上升，到2018年延毕率已达到64%。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直言，部分博士生对学业不够专注，将精力分散于兼职、工作、家庭和生育等事务上，或者科研能力不足，难以按时完成学业，导致延期。这类延期是对科研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应尽快予以淘汰。

相比于科研成果，孩子为毕业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许要大得多。孟玉迪的一位师姐不幸遭遇流产，在家休养许久，直到读博后第六年才拿到毕业证。

博士补贴难养“吞金兽”

在巨大的科研与毕业压力下，选择在读期间生育的博士同时也要忧虑如何“饲养一只吞金兽”。

蔡廖说，英国关于生育的相关政策帮了他不少。“持有合法签证的女性怀孕生育期间的产检、分娩相关费用全免，育后一年内包括看牙在内的医疗费用全免。所有合法签证的小孩满3岁后每个月幼儿园有20小时免费课时。”

但是，蔡廖在国外读博时没有经济收入，为补贴家用，他的妻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奶粉代购，怀孕早期还在中餐馆打过工，但是不足以覆盖日常开销。生孩子及养育孩子带来的额外花费，完全靠蔡廖在国内的父母支持。

在国内，博士生补助主要由国家补贴、学校（导师）补贴、奖学金和论文或项目补贴四部分构成。因此，不同地域、专业或项目的博士生能够收到的补贴差异很大。

2017年时的一份由全国1663名研究生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13%的学生表示补贴金额能够满足日常使用，88.87%的学生表示补贴并不能满足日常开销。

同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宣布中央高校博士生国家助学金每生每年从1.2万元提高到1.5万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万元提高到不低于1.3万元，平均每月1083～1250元。而2019年的一份大学生消费报告显示，北京在校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全国最高，达到2400元，上海、杭州的月均生活费均超过2000元大关。

孟玉迪读博期间，每月能拿到3800元的补助。刨除日常开销后，这份补助对支付怀孕分娩等相关医疗费用以及养育孩子的支出依然是杯水车薪。同时，北京在校大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但是孟玉迪的学校规定，生育相关医疗开销需全部自费。于是，孟玉迪决定回老家生产。另外，好在孟玉迪的丈夫已经工作，减轻了她在经济上的压力。

孟玉迪表示，若要通过学校办理生育服务单，学校则会要求学生休学。在此期间，基本补贴也将停止发放。

北京某高校在校生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女博士更难了？

承担繁重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大学校园，是否应该接纳甚至鼓励在校生生育？

事实上，在2005年前使用的旧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在校生结婚行为有严格规定：“在校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做退学处理。”许多高校明文规定在校期间不许生育。直到2005年，新版规定颁布，这一条款被删除，这才取消了对在校大学生结婚、生育的限制。

但如今，诸多大学的学生管理规定均做出如下表态：“学生在读在校期间，应集中精力完成学业，慎重考虑结婚、生育问题，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晚婚晚育。”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博士在读期间生育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在于确定自己生育与读博的轻重与优先次序。储朝晖参加过多次博士生答辩，在他看来，很多学生选择读博时，未能客观考虑自身能力与学业要求。即使未在就读期间生育，也难以达到毕业要求与标准。“如果很多女生在读博期间生育，很可能七、八年都拿不到学位。”

因此，储朝晖建议，有生育需求的学生应重新安排时间的优先次序。“没有必要去先抢着上博士，你可以先生孩子，这问题就解决了。”

无可置疑的是，在对女性博士存在“污名化”的社会环境下，女研究生本身就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2018年，《Nature Biotechonology》的一份研究指出，研究生群体患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6倍，其中该群体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精神疾病。

在生育问题上，女博士更是承担着“专属”的心理与生理压力。2020年发表的研究《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其疏解》指出，尽管男女共有择偶、经济、赡抚三种具体压力，但多数对于女性影响更大。随着年龄增长，生育能力的下降和生育风险的提升也催逼着女博士尽早结婚生子。

事实上，蔡廖的妻子也是一名材料学专业的学生。与蔡廖同去英国时，她也正要去攻读材料学的博士学位。

但真正入学后，看到实验室中大量有毒有害药品以及会产生辐射的仪器，蔡廖和家人都担心这会影响蔡廖的妻子未来怀孕。蔡廖家提出让蔡廖的妻子退学，再上一个硕士。蔡廖说，当时正好碰上妻子的导师跳槽，妻子犹豫的时间不算太久。退学后，她又申请了另一所大学学制一年的财会类硕士。这次，她不需要再进实验室了。

孟玉迪直言，她在校生育的经历最终有着比较顺利的结果，但这是建立在导师、家人的全力支持下，自己十分幸运，然而这种幸运并非对每个怀孕的女博士都是一种必然。

孟玉迪说，得知她怀孕后，导师给予她很多学业上的建议以及生活的关怀。“导师告诉我可以趁着精力允许，先完成中期答辩，生产前可以把论文尽量往前赶赶，生完以后可能会更干扰精力。”她的助教任务在博二结束，导师分配的课题也多在博一、博二完成。“相当于没有因为我的怀孕去给（导师、同门）增加新工作量。”

蔡廖所在的课题组中，没有女同学在就读期间怀孕生子，他个人也不支持女学生在读期间生育。“此种现象稍多一点，肯定会导致一些导师对女学生生育影响科研进度的负面看法，进而影响大量女同胞的研究生录取情况。”

储朝晖表示，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但博士仍然只是少数人，生育有最佳年龄段，从根本上讲，让普通人有更好的生育条件和更强的生育意愿才是关键。至少应该把生育、学业和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每个人根据实际情况做选择。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口学家评论认为，婚姻和生育是个人自主决定，是否、何时、生几个孩子绝大多数是理性选择，没有必要以制度干预来“鼓励”，而是应当营造友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予以支持，同时理解和尊重个人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孟玉迪、蔡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