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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业前夜:在热钱灼烧中萌芽 | 36氪深度

2017-04-14 孙然 36氪


6家风投为了一个项目打破头,估值被抬升了100%;BAT、京东、猎豹、苏宁、美的、长虹都跑去硅谷抢人……技术创业火了,但这里面的机会和坑究竟是什么?




文 | 孙然

编辑 | 杨轩



2017年春节前,在河北农村的一处旧厂房里,一位教授和他的“团队”封闭研发出了一项雷达硬件技术——假如成功进入市场,其价格将仅为同类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了解到此事的图聚智能CEO张杨和他的投资人表现得异常兴奋,“你想想,这市场得有多大啊?”但他不想透露更多细节——这毕竟是他们“掘地三尺”才获取的信息。

在中国,创业公司正急需更多新技术来取得新的客户和市场,这些技术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黑科技,它们偏向实用,却很难获得。来自国内高校乃至硅谷的前沿技术信息如此匮乏,以致它们只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传递。

对图聚智能CEO张杨来说,他所亟需的技术,就是把雷达定位精度从1米,缩短到10厘米——对这家做室内定位的新三板公司来说,精度上的提升,意味着它市场能从目前的商场等场景,一下子扩展到在工厂车间、物流仓库、施工隧道这些工业化领域也能用,而后者的市场盘子他估算有一两百亿规模。

谁先获得一项对路的技术,谁就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很大的竞争优势。

可由于前沿技术研发周期较长、风险较高,创业公司往往难于直接获取技术。华为这样的大公司,仅去年就申请了4906项专利,投入研发的经费达到764亿元,令创业公司难以望其项背。

投资圈也正为寻找技术项目上下求索。

以O2O为代表的模式创新风口谢幕、移动互联网红利期到顶后,整个投资圈也都在焦虑着还能投资点什么。据将门CTO沈强的观察,两年前重点看技术的投资人只有30%,现在90%都在看。

“我的案子一般都融不到B轮。”过去十年,北极光创投合伙人黄河投的大部分项目都是技术类的,融完早期后,很难找到接棒的,只能自己慢慢长。以往其他投资人都说看不懂,可是去年下半年起,大家开始拼命抢,接得可快了。

2016年,黄河跟的四个项目都顺利融到了B轮。就连冷僻艰深的航空航天领域,最近6家风投为了一个项目快“打破头了”,估值被抬升了100%。投资圈的人开始把黄河当作技术专家频繁取经,一个月怎么也得十来波,原来没什么人搭理我。他半开玩笑说。

技术能从哪里找来?能怎么合作?无论对创业公司,还是对投资人来说,如果能突破这些难题,就可能抓住一个爆发点。

技术从哪里来?

2016年,对中国的技术创业来说,可能是一轮萌芽期的开始。

这个触发点,始于去年国务院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其中最关键的条款是,将对研发和成果转化作出主要贡献人员的奖励份额,从此前的20%提高到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

随之,一些心态开放的大学,陆续推出了鼓励技术成果转化的政策。

比如清华,个别院系已经从过去知识产权归校方所有,变为“教授和创业团队占70%股权;学校占15%;系里占15%”。

上海交通大学则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并试点知识产权增资方案。学校科研团队的技术成果转化中,学校会占有5%到35%的知识产权股份。

学校的转变至关重要。

美国当年,大量技术也曾牢牢控制在高校和大公司手中,有实力的大公司通过买断教授和高校实验室的方式获取专利,比如贝尔和西门子。

直到1980年美国颁发了《拜杜法案》,“它直接引爆了美国各个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浪潮。”在硅谷一直从事技术投资的王煜全如是认为。这个法案规范了高校、教授和市场上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让创业公司获取前沿技术的成本大大降低,几乎与大公司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在技术创业领域,学术界已经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技术来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在两家AI领域的明星公司商汤科技和Linkface,都扮演着幕后老板的角色。业内人士称,汤晓鸥资助了商汤的创业,同时他的实验室为Linkface提供了核心技术,这家创业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都曾是汤的学生。去年商汤科技的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金。

启迪创投董事总经理吴勇,忽然成了热门人物,也与此关系密切。

在投资行业,他看的都是偏冷僻的领域——医疗健康、环保新能源、高端制造和人工智能早期项目——回报周期不短,多在五至八年,赚大钱的项目甚至都在八年以上。“投资一行原本不看好我们这类,因为技术项目成长缓慢。”但今年,出现有不少人想托吴勇的关系,入股他看的早期案子。

之所看了这么多技术类项目,与其学界背景关系密切:启迪创投的前身,是清华科技园孵化器公司和技术资产经营公司,属于清华大学的产业体系。

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清华这样的学校,原本早已经被孵化器、科技和创业公司团团环绕住了。但理顺知识产权和利益分配机制,意味着高校的技术供给,可能闸会开得更大。

“过去的科技成果属于学校,不属于个人。教授没有积极性去做转化,更何况创业那么辛苦,失败率也高。”启迪创投的吴勇评价说。过去,中国每年拨发的科研经费是很多,但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最后形成一个论文,获得一个国家奖,到就此为止了。

体制的局限性,导致此前十几年间,高校的技术成果转化是个混沌的领域,有的教授绕开学校以自己或家人的名义成立公司。做不大则已,一旦上市往往会因知识产权与校方发生纠缠。这种风险正犯了机构投资人的忌讳。学校要求控股的案子,也令投资人担忧。

吴勇还曾经吃过一类教授的苦头。启迪曾经投了个高校项目,产品不够成熟,还需要大量研究工作,但教授却忙着申请国家项目和各种工作,学生不掌握核心技术,而产品经理和技术人员又都是教授推荐的,投资人难以换人或管理。这家公司最后陷入了停滞。“把钱烧完了,可能就不行了。”

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法解决。“斯坦福很多教授将科研技术转化为成果,都是让学生做,而且成功率很高,比如三个学生,成一个就可以了。教授自己全力去做不一定能成。”在硅谷多年的吴军对36氪说。

尽管中国的高校环境与美国不同,但作为参考,在美国的《拜杜法案》出台后,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曾在极短的时间内,由1978年的5%,增长了十倍。围绕在斯坦福等院校周边的技术创业,缔造了如今硅谷的繁荣。

仅2016年上半年,上海交大就对外转让、许可了177项知识产权,合同金额达到4700多万元。这个数字未来应该更大。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坦途。清华的官网上长期滚动着几百个可供成果转化的研究项目,吴勇的任务,是在几百个项目里挑出个位数的“金子”:这些论文中绝大部分是奔着科研评奖去的,而吴勇要的,是能在三年左右商业化的项目。这中间还隔着鸿沟。

硅谷、大公司研究院和技术大牛

国内对技术渴求的热度,也传导到了硅谷。

博将资本硅谷管理合伙人Alex Ren,已经记不清自己在斯坦福旁边的咖啡馆撞见过多少位中国CEO,特别是做AI和机器人的,一年三分之一时间都泡在硅谷找人找技术。在硅谷核心地区圣克拉拉市的中关村硅谷创业中心,每隔两天就有中国投资人和创业者坐着大巴过来找人,找项目。

“他们利用各种人脉、校友推荐的,到处串斯坦福的活动找学生,抓住路上的华人工程师聊天。”Alex在硅谷见的中国CEO和投资人,比在国内见的多多了。

中国企业的技术饥渴,甚至在硅谷催生了一门生意。专门有一批中间商,把挖掘来的技术稍微一包装,加上国外元素,转手卖给国内企业。根据吴军观察的情况,这种需求增长很快,到2015年达到了高峰。

其中也不乏一批技术人才,决意回国自己创业。

真格基金投资管理副总裁刘元的观察是,海归创业四年前多集中在垂直电商和生活方式类项目,但随着信息不透明的消除,这批人相对本土创业者已没有明显优势。但硅谷依然是技术人才的金库,国内创业热了,技术创业者引来归国高峰期。

据36氪观察,最近五年,越来越多从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人才,选择回国创业。

2012年初,格灵深瞳CEO赵勇还在Google Research Team做图像识别,他刚在硅谷买了房,也隐约起了离开Google的念头,自己在家做实验,客厅里堆满了机器。

和他同期加入Google Research Team做语音识别的李志飞(后来创办了出门问问),带着怀孕的妻子去赵勇家看房子。了解了赵勇的念头,李志飞觉得自己也不能再待了。他是湖南人,急性子。五月份就拿出一款App的demo给赵勇看,八九月份他又来找赵勇,“搞个Party来送行一下我,我融到钱了,要走了。”他是那几年Google研究院第一个回国创业的。

“我心想我在家里实验室搞了这么久都不好意思给别人看,他这么快就找人融资去了。”赵勇受了很大触动,来年1月就辞了职,1月27日他拎着箱子,出现在徐小平在国贸的家里。

左玥曾是微软首席开发经理,2014年创立灵雀云。刚回国时中关村创业大厦给回归人员提供免费工位,他和合伙人每天看着楼里匆忙的过着各种评审,过了就能进创业园,有免费工位。“大家都跟打鸡血似的,对创业这事本身的享受比成就要大。”

李志飞、赵勇、左玥,是这一波技术创业潮中较早回来的人,对于生性“不安分”的技术人,剧烈变动中的中国,庞大的技术需求与应用场景比硅谷大公司的“金笼子”更有吸引力。

不过,更多时候,“科学家创业”是个伪命题——从市场实际情况来看,教授乃至大公司研发人员们亲自出来创业的成功率并不高。

“AI科学家往往都是超级宅男,自己宅在房间里面,整天做实验,突然你把他丢到一个残酷野蛮可怕的商业世界里,他自己创业成功率不是很高。”创新工场已经押注在人工智能上。李开复深知,AI技术创业的核心在于有科学家,但又不仅如此。

所以,创新工场为科学家创业做了个孵化器性质的AI工程院。找工程师、看商业方向、找融资,甚至卖产品,包圆式服务。

投资人通过各种可能的路径,挖掘潜藏在水下的技术大牛,数据算法竞赛平台也成了一个观测的前哨,获奖者炙手可热。

从2015年至今,银杏谷资本多次找到阿里云天池平台负责人王一婷,要求合作。“只要是你们推荐的参赛者来创业,我们立刻就投500万。”对方甚至提出要成立一家几千万的基金,专门用来投资天池参赛者。

摸清大公司CTO的动态、踏破高校研究机构的门槛,锁定优秀论文获奖者……投资人们的办法,跟创业者们的差别也并不大。

萌芽期?炒作期?

今年的技术项目都不便宜,估值攀升的速度令投资人吃惊。

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上一些优秀的创业项目,天使就达到了A轮的估值。特别是跟AI 相关的创业者,敢于给自己标价,也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

将门联合创始人兼CTO沈强说。

往年吴勇做天使轮,通常几百万、上千万的规模,现在起步就是五千万。医疗器械和精准医疗,只要团队里有几位出身大机构的人,天使轮估值动辄上亿。“有的项目临床都没开始,什么都没有,就上亿。”

前不久他婉拒了个明星技术人的创业项目,拿了国家和投资人上千万、上亿元资金,做了四五年,一共才卖了二三十万产品,估值却高达十几个亿。谈判桌盘坐着好几位投资圈的大佬,有的当场拍板了。

现在钱很多,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的基金,政府的钱更是不惧风险。我们做一个基金都是一两个亿元,人家出高价,你低价怎么进得去?

去年下半年起,一位技术类投资人发觉投项目越来越难了。

大量热钱依然迫不及待要押上赌桌。中国政府在推动技术创业上意志坚决。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创业者,能获得更多来自政府的输血。

硅谷投资人吴军给36氪算过一笔账,全美国一年风险投资的金额在300亿至500亿美元,而中国,2016年仅武汉一个市,不惜发债为推动创投准备了1800亿元人民币(约261亿美元),快追上大洋对岸一个国家了。“这在国外不敢想象,所以很多在美国拿不到投资的项目,回国全拿着了。”

全国各地的产业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清华等一些高校的教授,每天都收到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群发邮件,承诺提供启动基金、安家费甚至解决子女上学问题。

政府引导创业是中国特色,好处是行政命令的高效率令国外望尘莫及。美国的律师还在国会讨论政治时,中国的官员像工程师一样,把城市当成一家公司来运作,一声令下就可以全线铺设IT基础设施。所以吴军觉得中国无法、也没必要复制硅谷。

但如果行政引导出了偏差,效果也是灾难性的。就像此前的清洁能源产业和机器人产业,快速生长也快速死亡。

吴勇印象里,从十年前国家政策扶持太阳能开始,一大波企业横空出世,竞争激烈。后来太阳能发电成本、发电板等元器件、光伏电站的成本都降下来了。但是建的太多了,国家补贴跟不上,从去年开始这些人日子很难过。“这是国家的进步,但是也浪费了很多钱,很多投资人都完蛋了。”

前两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论调正盛,各地大兴土木办机器人产业园。2016年年初,黄河路过重庆,看到动辄上百亩、上千亩的园区里只有三四家挂牌公司,“空荡荡的厂房,荒的不得了。有的拿了政府的优惠政策,把公司一注册就跑了。”

全民创业里总是夹杂着全民追风。风口上升时出来,能捞到一笔。等风停了,烧死一批创业者,烧死一批投资人,就是必然的结局。

而且,大批原本看商业模式创新的投资人,涌入技术领域后,遭遇了高门槛的拦截。看不懂的时候,投还是不投?

选择观望的终归是少数,更多投资人寄希望于在估值的快速上涨中套现一笔,只要跟上赛道的大潮,就有机会。但讽刺的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最后接盘的那个人。

早入场的人,见惯了侥幸心理落空的血腥场面。2010年前后,石墨烯的概念迷住了大把投资人。七年过去了,至今能量产三层以下高品质石墨烯的企业几乎没有,钱全部打了水漂。

所以对于常年看技术项目的投资人,突然腾升起来的热度往往未必是健康的信号。热钱涌入,意味着烧钱也不远了,投机的、搅局的、荒诞的to VC的项目都会进来。每一波浪潮,VC圈的盲从都会催生出泡沫,黄河甚至觉得,再有一年,技术创业的泡沫就到顶峰了。

所以吴勇、黄河和沈强,更乐意不去追逐所谓的风口走,投那些不只是有技术门槛,而且能够快速应用到市场验证价值中的技术。

虽然技术创业成了块大招牌,成日被创投圈晃来晃去,但真分到热钱的还是AI这样的细分“风口”。技术领域包罗万象的环保、新材料、物联网、工业自动化等等,今年并引起额外的关注。

其实大量的钱,并不是风口企业去挣到的。

沈强今年继续押注在物联网,他告诉36氪,因为整个生态过于分散,物联网一直不温不火,但它在未来五至十年具有长期价值,对制造、医疗、商业等行业都在进行改造,是涌动的暗流,他也不希望那么多人去炒。

或许每一轮创业大潮,都不避免地伴随着激进和混乱,但最终沉淀下来的少数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十年里,成为中国创新和经济的中流砥柱。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市场上不乏文章开头提到的、张扬这样的创业者,试图通过技术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在他的客户——传统公司那一侧,由于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转型中的中国市场,也正对技术陷入前所未有的饥渴。

去年美的集团不惜以88亿元,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的部分股份——2015年上半年,美的集团人力资本的投入已超过净利润的2/3,这还是员工大幅减少近一半后的人力成本支出。美的董事长方洪波说,珠三角人力成本持续攀升,机器换人浪潮正在袭来。

然而,本土机器人公司的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产品价格高昂,打不开市场。

看似风光的手机厂商,被价格战拖入低毛利的泥潭,又被美国芯片供应商扼住了喉咙。3月份,中兴不得不向美国政府屈服,支付8.9亿美金罚款。去年底,魅族一番挣扎过后,也选择了与高通和解。

包括小米、华为在内的厂商试图打破桎梏。2月28日小米发布了自研芯片“澎湃S1”。这只是一场自救的开始。“手机芯片,几乎是集成度最高的元器件,超过10亿个晶体管,10亿元投入起步,10年出结果。”雷军说。

包括BAT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大公司,也已经走到了需要靠技术去提升效率的阶段。

3月中旬,阿里巴巴启动了“NASA”计划,这是一支专攻前沿技术的独立研发团队。围绕机器学习、芯片、IoT、操作系统,NASA会汇集2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马云的原话是,“以前我们是技术跟着业务走,是兵工厂模式,以后是导弹模式,新经济需要建立在全新的技术体系上。”

再往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大公司、小公司都需要技术。

但值得思考的是,商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创业?

黄河习惯性地把技术分类为“science”和“technology”。前者近乎于令人兴奋的颠覆性下一代技术,而作为投资人,黄河要的是后者,能在三年内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根据他的经验,实验室出来的science型技术,投入大规模生产的周期往往在十年以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案例不是成本太高,就是工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或很难获得商业收入。

尽管有的技术很牛,但这意味着大量烧钱,所以基本上都是国家在支持这样的应用。我们资本是要寻求回报的。

工业界对科学家创业,也保持观望态度。来自商业人士的质疑是,学术界与工业界存在天然的思维差异。学术人总想做出一项震惊世人的前沿技术,而不是从产品需求端去反推技术,这最令投资人头疼。

黄河认为,技术类创业中很多人的误区都在于技术至上。

搞工科的人,思维都是老子技术天下第一。但技术好只是手段,不是技术创业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无法与商业融合,就不值得投。

投资人最大的噩梦,是技术类创业者无法估算市场化的困难和周期,掉进大坑里不断烧钱。

2010年,他给一家做PECVD(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的台湾团队投了200万,技术很牛,全世界只有两三家公司能做。最终这个项目惨烈收场,创始人过于技术思维,产品的定位和设计都没跟上外部变化,东西出来时,市场早变了。

工业界更关心的是,技术究竟有没有市场,毕竟大量的科学成果是摸索性的,距离产业化还有七八年距离的项目,令他们避之不及。

相比之下,一些不那么“性感”的技术创业,却更有“钱”景,比如工业自动化、新材料。 在人们将目光集中在人工智能这类风口级技术的同时,工业机器人等等大量能立刻提升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降低成本的技术,显现出巨大而真实的需求。

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资本热烈追逐的AI技术上稍稍移开,技术推动中国的商业和工业进步是个宏大而宽广的话题。但不管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还是创业本身,都需要一个更低成本获取前沿技术的有效渠道。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如印度、东亚等大部分国家,都没能直接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生产效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太低了,而西方技术太昂贵。”牛津大学教授罗伯特C.艾伦在他的著作中如是总结。但日本是个例外。在工业大革命时期,它引入西方技术并根据本土市场做了仿制和改进,大大降低了应用成本。日本工业的腾飞有目共睹。

这对中国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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