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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那些牛逼闪闪的提问:储百亮曾抛出王立军事件

2015-03-15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


2012年总理答记者问上,储百亮抛出了王立军事件问题。


文_周至美(作者微信号:villadechow)

本文原发于2014年3月南都周刊微信公众平台


回顾以往,还是有不少记者在全国“两会”这个大舞台上表现出色,他们面对正襟危坐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国家政务上的最高负责人,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提了一些可能会载入史册的“牛逼闪闪的问题”。


2014年3月13日上午,全国“两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理答记者问。李克强将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该记者提问了关于民生保障问题。 回答完毕后,李克强提醒大家要吃饭了,还有记者继续“提问”。李克强将要离开现场时,站起来回答了一位记者的问题:“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谢谢。”


整个记者招待会就这么波澜不惊地结束了。但如果回顾以往,还是有不少记者在全国“两会”这个大舞台上表现出色,他们面对正襟危坐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国家政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用专业积极的态度,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提出了一些可能会载入史册的“牛逼闪闪的提问”。

最后一问“最有料”


“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吕新华说完这句后,面带微笑,双手向前一摊。



(吕新华一句“你懂的”成为网络热词。图/新华网)


这是2014年3月2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面对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翟琦提问时,做出的回答。


从央视直播发布会的画面来看,当《南华早报》记者提问后,两端的摄像机开始对准了提问记者的方向。显然,记者们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但如同过去一样,这个问题同样是外媒记者提出的。


这个最后一问问后,吕新华的回答立刻成为网站新闻头条,也成为本届“两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回答。


近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一问发生在2012年3月14日的总理答记者问上。那是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3个小时)的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次发布会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温家宝回答完法新社关于西藏的问题,随后建议说:“如果不累的话,我们再提两个问题。”


最后一个提问机会,主持人李肇星将话筒送给了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储百亮抛出了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温家宝“认真没有敷衍”地回答了,语气缓慢而坚定


当时《南都周刊》记者正在辽宁铁岭收看那次新闻发布会。铁岭是王立军的发家之地,一位警官兴奋地说:“听到总理说什么了没有?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


总理发布会后第二天,薄熙来被宣布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从而拉开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审判序幕。


储百亮的这个提问是路透社记者关于此问题的第二次公开提问。在此十二天前,2012年3月2日的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向发言人赵启正提问“王立军事件”。赵启正建议记者“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并建议他“你如果有兴趣,在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薄熙来,你采访他就是了。”


显然,路透社记者没有甘心,储百亮完成了近十年来可谓最重要、最著名的一次提问。


最后一问经常会带来一些惊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志安认为,这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如果从必然角度而言,这说明政府在回应社会议题时,越来越懂得如何将政府议题和民间议题吻合起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从偶然性而言,在于事情发生时的偶然性以及领导的开明程度。”

温家宝爱“加码”


和储百亮2012年的提问一样,此次《南华早报》记者的对吕新华的提问也是“加码”获得。原本,主持人宣布“最后一个问题”后,《人民政协报》“幸运获得”。随后,会场出现了记者的嘘声,吕新华笑着说:“我建议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再给一个记者一个机会,好像是最后一个问题给《政协报》的记者,大家有点议论。”


纵览1998年朱镕基总理答记者问以来,十六年中,在“两会”期间的政协、人大和总理答记者问上,《南都周刊》记者发现,温家宝给的“加码”机会最多,面临的挑战也最多。


2003年,温家宝当选总理后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回答完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后,他说:“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意见,因此,破例再给一个提问的机会。” “加码”提问由CNN记者获得。CNN记者问总理,其“文革”经历对于他对国际国内问题看法的影响,并问对“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的看法。温家宝回答后,又感到“实在抱歉”,说“如果大家不吃饭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谈下去”。


第二年,温家宝再次“加码”,并且要求机会给外国记者。他回答完后,对全场说:“言犹未尽,后会有期。”


2007年,温家宝从容回答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关于达赖的问题后,再度给外媒一个机会。美联社记者两年后再次摘得幸运星,态度强硬地质疑了中国的空间试验:“这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行为吗?”


在2011年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延长十来分钟”,说:“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我不是让你提问。”随后,他对日本三天前的特大地震灾情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原日本《朝日新闻》中国总局特派记者、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峰村健司先生曾参加那次记者会。2014年3月12日,他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因为中日渔船撞击事件(2010年9月)的影响,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在‘两会’的记者会上也没有给日本记者提问的机会,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温家宝总理回答新华社的提问后,特意对东日本大地震表达了深切的哀悼与慰问,对此我感到很震惊。不管中国网络上那些严苛的对日言论如何,中国政府依然愿意积极地提供具体的帮助,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李克强在2013年出席总理答记者问时,也“加了码”。当时,主持人傅莹提议说:“时间关系,是不是再提一个问题?”李克强说:“尊重主持人,也是尊重女性,尊重记者。”随后,俄新社记者获得最后机会,提问中俄关系问题。在回答完问题后,李克强似乎意犹未尽,又“再讲几句”,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和平义务问题。


相比总理答记者问上的“加码”,政协、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加码”次数显得很少。此次,吕新华“加码”,从数据来看,较为罕见。


对于“加码”,张志安分析说:“一方面是有问题没有回答完,同时也体现了发言人对于记者的耐心,也充分表达了与媒体沟通的意愿。也可能是准备好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的发布会,通常预告的时间是一小时,之后‘多出来’的半个小时对媒体而言就是惊喜了。另一方面,有时候是翻译沟通的时间过长,有些问题没有交流完毕,需要再进一步回应。”

CNN问朱镕基:哪些问题令总理难以入睡?


“两会”期间,国内媒体在政协和人大的发布会上被点名的机会比较大;在总理发布会上,外媒记者则一直保持绝对优势。朱镕基总理任期内的五次答记者问中,外媒和大陆媒体的比例一般维持在3:1以上,乃至更高。如,1998年的总理答记者问上,11个问题,外媒占9个;1999年的8个问题中,比例为7:1,为比例悬殊之最高,大陆媒体仅央视获得机会。当然,十七年来,央视每次都“打满全场”,从未缺勤。


当然,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发布会上,尖锐的问题一般是外媒记者的“专利”。对于外媒获得的机会,一位研究新闻发言制度的专家分析说:“对于境外媒体方面的点名,视乎当年的整个环境所言。如果当年的台海局势紧张,领导希望就台湾问题发表看法的话,点台湾媒体名的几率就会高。”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论调,台海关系一时紧张。在来年的总理答记者问上,凤凰卫视、新加坡《联合早报》和CNN记者先后提问台湾问题后,台湾《联合报》亦得到提问机会,问大陆是否会举行军事演习,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请你等着瞧,不要着急,只有两天了。”此发布会对两岸关系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2014年,CNN记者获得此次李克强答记者问的首个问题,也是他们第一次提问李克强。他们是“两会”上的熟面孔,在朱镕基任期内的五次招待会上曾获得三次机会(2000年、2001年、2002年),在温家宝的十年任期内曾获得四次机会(2003年、2004年、2008年、2011年)。他们以问题尖锐著称,也不缺少“情怀”。在朱镕基出席的最后一次总理答记者问(2002年)上,CNN记者首先表示“您虽然同样的帅,但略显疲劳”,随后提问哪些问题令总理“难以入睡”?朱总理有感而发,侃侃而谈,是回答CNN记者最长的一次。


这种关于总理的有些“私人化”的问题后来也曾出现过,如上述提及的CNN记者提问温家宝的“文革”经历的影响(2003年),以及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李克强“从政生涯一路走来从最基层到最高层您个人的情怀”(2013年)。


此次发布会,外媒记者更接“地气”,不少记者使用流利的中文提问,李克强亦感慨“确实很佩服你们这些驻华记者”。


来自欧美的记者提问多关于三个“T”:贸易(Trade)、西藏(Tibet)、台湾(Taiwan)。2008年,CNN记者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两个都是涉及到英文字母‘T’打头的问题”。那一年,CNN也因其在西藏问题上的报道,引发巨大争议。


提问多了,CNN记者也成为高层新闻发言人的“老朋友”。2013年的人大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回答完港媒记者后,说:“举手的人很多,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问,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希望你的问题客气一点。”随后CNN记者提问了政改问题,傅莹耐心回答,并亲切地称呼他“吉米”。


2013年“客气一点”后,在2014年人大发布会上,CNN记者还是面对傅莹,提问了信访制度的问题。傅莹坦率地承认了,并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行政诉讼法》进行比较全面的修订。


外界有质疑,发布会上会不会存在“托儿”?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曾承认,“据我了解,中外发布会都有托儿。我有引导(舆论)的自由,你有反引导的自由。”上述研究新闻发言制度的专家也表示,据他了解,有关部门可能会和外媒记者沟通,在圈定的几个问题之内提问,“这种情况不能称之为‘全托’,因为我是相当于征求了你的意见,而且这些问题确实是媒体想要问的,只是提前做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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