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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雷就没有点评三十岁女人的权利吗? | 南友话

2017-03-07 SUN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

若真有一天赵雷不再写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女权主义斗士,这样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文艺作品会像三观一样,迫于压力,不断趋同,直到彻底丧失意义。

 文◈SUN 

本文仅为作者看法,不代表本刊观点

赵雷红了以后,老歌《三十岁的女人》被翻了出来,许多人听完以后心里不适,也涌现了很多以此为题的女权檄文。其实如果你是赵雷的老粉,或者花了点功夫把他的歌听个遍,就会发现,赵雷对中年女性的态度一向十分稳定:无限仰慕

他写三十未婚的“剩女”,独自承受着伴随着寂寞的衰老,即便如此还是贴心地补了一句,“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

他早期比较受欢迎的歌还有一首《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词写道:“在家庭的纷争之后,你是先让步的贤妻。”赵雷的这个“姐姐”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国外定居,婚姻生活却并不如意,每次争吵后都只能忍气吞声,自己去海边自己静一静。  


事实上,这个意象含糊的“姐姐”,在赵雷的歌里扮演的一直是爱情的角色,他也坦言自己就是个“无法长大”的孩子。因此赵雷对这个“姐姐”的描述,无疑都是他自认为美好的东西:温柔、隐忍、宽厚——一个奉献型人格的传统女性。  

这样的女性品质本身毫无问题,激怒人们的是对这个刻板形象的锁定。当我们将女性在婚姻中贤妻良母的姿态反复歌颂,实际是在鼓励她们以只谈义务不谈权利的方式投入婚姻。强调母爱的伟大却避而不谈生产的危险,表彰隐忍和奉献却不讲权益维护,这维护男权制度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了。  

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中,我们确实不需要更多这样的文艺作品了。但赵雷有没有点评三十岁女人的权利呢?  

他就和任何一个其他文艺创作者一样,有权利也有义务从个体视角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  


像其他地下乐手一样,赵雷也是搭着互联网时代的便车红的,这个时代的人好恶分明得不得了,一夜爆红不再是遥远的梦,而是可以计算的流量。  

同样如此的还有各种思潮,女权主义正是其中一支,从80年代以“女性主义”的译名小心翼翼地引入中国学界以后,女权主义运动沉寂了一段时间,近几年利用互联网迅速传播。  

时至今日,似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个热点事件和女权撞车。赵雷出身底层,是“屌丝”逆袭;赵雷眼里只有贤妻良母,是他们所说的“直男癌”。这样的撕逼檄文层出不穷,straight man cancer成了外媒争相报道的新词,也是这些女权主义者手中的一把利刃。  


女权主义话剧《阴道独白》有一幕是《婊》,讲述的是任何一种不能迎合男权社会观点的女性,都能在“XX婊”的造词中寻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女权主义认为,如果一份指责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在性别上做文章,尤其是女性,这就是一种语言中的性别暴力了。  

如果说“直男癌”只针对那些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人的话,“(男)屌丝”无疑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女性作为女权主义者的主要组成,正在对另一个弱势群体——底层男性——展开无差别攻击。  

有人说,男权社会中女性向来是语言暴力受害者,使用“直男癌”是在拓宽话语边界,长远来看却是有效还击。在攻击“直男癌”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词语不仅仅让你显得粗鄙,而且并不正确,无论你是否自称女权主义者,无论女权主义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在使用这些词语,你都应该承认这一点。  

赵雷的低出身是他的原罪,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可他所代表的成长环境就不值得女权主义者们俯身关心吗?在他的成长环境中的女性,就不配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被描绘吗?又或者恰恰是这些生活在男权阴影中而不自知的女性形象,更加值得被描摹。  



音乐、艺术和文学,始终是一种通感。中国的民谣摇滚也具有特别强烈的文学色彩,特别是编曲单薄的民谣,经常一把吉他就能上,歌词就显得格外重要。赵雷的歌词写得就是再烂,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现象了,他的作品也应该像其他的文艺作品一样被看待。  

女权主义,像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讨论一样,都不应该深入文学的腹地胡搅蛮缠。批评者们有权利蹭热点表达自己的主见,但无权要求作品向你的价值观妥协。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接触女权主义以后我极少阅读小说。我以前很喜欢阅读文学类作品,情绪上,随情节或共鸣或不适,我无法以理论准确言明,但为建立后来的价值观指明了道路。如今读书,我的情绪却只剩下愤怒一种。  


读《呼兰河传》,团圆媳妇作为童养媳一再地身边人被伤害,我气得几次不愿意看下去,当时还没出马泮艳一事,否则我大概会更加愤怒。  

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这让我想起“玻璃天顶”理论,是说女性在职场晋升中往往受到隐形的限制。萧红哪里会懂这样的理论呢?她只是把她的不适,通过文字漂亮地表达出来了而已。而作为读者,最好的办法就是简简单单地,接下这种情绪。  

这个时代有太多太多的意见表达,将一个热点翻来覆去地咂摸,直到它被榨干。真理未必越辩越明,对抗本身已经让人疲倦。  

呈现,有时候更具有力量,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这里。毕竟现实的人性比高屋建瓴的主义更复杂精密。  

没有人会对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指责恋童癖,说“三年起步,最高死刑”。文学有能力让人越过道德审判去理解他人的人生,去经历你可能永远不会亲身体验的情绪共鸣。由情绪衍生的好恶,进而推出的伦理道德,那便是作品以外的事了。  

所以,女权主义能不能放过文艺创作?让讨论社会现实的理论回到现实当中去。用更多的气力去为真实的马泮艳呼告,而不是叱骂虚幻的团圆媳妇的家人。  

若真有一天赵雷不再写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了女权主义斗士,这样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我们的文艺作品只会像三观一样,迫于压力,不断地趋同,直到彻底丧失意义。


延伸阅读:

是谁给了赵雷怜悯30岁女人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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