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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蔡澜:我不是才子,也别叫我食神

2017-03-10 美亚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

他的美食烟火升腾、爱情活色生香、写作笔耕不辍,生意如火如荼,但蔡澜总以一种桀骜不羁和放浪形骸的形象,与时代抗衡。他不喜欢所有标签,坦言,我只想做个有人味的人。

 特约撰稿◈美亚 香港报道


采访蔡澜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来到九龙城街市,这是蔡澜安排的早餐采访地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鲁豫有约》里的电视采访也在这里进行,这是蔡澜的大本营。

这条街刚睁开惺忪的睡眼,多数店铺还未开门。冬季冷空气来袭的香港,仍然有穿短袖的工人,在街头大汗淋漓地推着菜车。

上到三楼的乐园茶餐厅,还未到采访时间。和老板一表明身份,她就娴熟地领我在靠店门的大桌坐下——这是蔡澜每次接受采访的指定餐桌。

8点半,窗口准时晃过一个花白色的影子,我去门口相迎。正是穿着紫色毛衣,挎着紫色和尚包,随意披着件黑色外套的蔡澜。比紫色毛衣更抢眼的,是他手中一支带着大红色玫瑰花头的拐棍,让已过七旬的他流露出浪漫未泯的气质。蔡澜说,他家里的拐棍有100多根,专门用来搭配不同的场合。

采访之前的拍照热身,蔡澜很配合。但摄影师费尽心思想让餐厅的猫爬上桌,与蔡澜同框,却始终未果。蔡澜挥挥手说:算啦,不要为难它,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蔡澜在九龙城街市乐园茶餐厅。摄影_孙海


  从来不会有人背后说他坏话的人

合作多年的成龙曾说蔡澜是“所有人的朋友”。老友倪匡也评价说,蔡澜是一个从来不会有人背后说他坏话的人

我曾对这样的评价感到困惑。明朝文学网家张岱言:“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相处几十年,歃血为盟,患难知己,不会包裹得毫无破绽,人性总有缺失的边角。蔡澜身处是非之圈,身边尽是拔尖人精,如何做到真诚与完美的重合?

文字里的蔡澜是小心狷介,圭臬分明的,他对“好”人要求很高,比如迟到、邋遢、无礼、话多、肤浅,都是他的雷池禁地。

这对我准备采访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我把四大名著温习了一遍,又深刻复习了仁义礼智信精神。就连采访那天穿什么,涂什么色号的口红,都纠结好几天。摄影师更是提前一天先到香港踩点。

现实中的蔡澜立体复现了他的文字,不苟言笑,并在采访中几乎不与人对视。对略微尖锐的问题,他会迂回搪塞,给出一个四平八稳的标准答案,要么就如他面对“倪匡和金庸的文字,你觉得谁的更好?”这种问题时,他会巧妙地转移话题。 

这种有些被睥睨的不适感,让人感到困惑。这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当他是朋友呢?

但蔡澜又确实有他的周到,他给我们带来了丰盛的印尼风味早餐,并坚持付采访场地的茶水钱,老板娘也笑着帮腔:“我不能让你付,蔡生会生气的。我们到楼下九龙城街市第二次拍照时,摄影师为找理想的位置找了二三十分钟,蔡澜主动消解我的歉意,“没事没事,有要求是最好的,最怕没要求。”并将我拉到通道一隅说:不能妨碍别人做生意。持续半个多小时的拍摄结束后,他专门在当作背景的档口买了把价格不菲的荷兰牡丹,送给记者,三方皆大欢喜。

我顷刻明白了蔡澜为何在书中形容自己“狐狸脸”,配套上一个八面玲珑的周全脑,他尽力维护着每个人的尊严和心情采访中的冷漠,或许因为他并不喜欢我和那些问题。但临走前的一束花,也算是对一面之缘的完美收场。

要怎样的自持自控,才能让这份毫无死角的情商保持高速运转?蔡澜私底下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或者他并没有私底下,他的私底下仅仅只在内心。

之前在采访他的好友倪匡先生时,我得知倪太身体微恙,于是在跟蔡澜闲聊时提及此事。采访结束三天后,我偶然看到香港智傲集团董事长施仁毅发了一条微博:蔡澜先生请卫斯理(倪匡)和白素(倪太)吃饭,我和施太太有幸作陪

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份不太理性的答案:大约一个人用体贴善解来包裹自己,长年累月下来,会成为一份深入骨髓的习惯。你根本无需去判断这份善意是否真诚,享受即可。


蔡澜手持玫瑰花头的拐棍,在相熟的档口留影。摄影_孙海


  你要对艺术有良心,还是对钱有良心?

提到蔡澜,许多人想到的都是“香港四大才子”和“食神”之名。但今年76岁的蔡澜,其实做了40年的电影。父亲蔡文玄是一位新加坡诗人,同时担任邵氏公司的电影发行及宣传,兼职影院经理。

因此,蔡澜是在电影院里看着戏长大的,他少年时代就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影评。1957年,17岁的蔡澜深受邵逸夫的器重,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后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共度电影课编导系。

门楣传承和科班学习后,23岁的蔡澜到了香港,正式任职邵氏电影监制,制作了一系列成龙电影,如《城市猎人》《龙兄虎弟》《重案组》等。


当被问及为何从影40年,却从来没有做一次导演时,蔡澜说,导演拍电影需要一两年,但监制可以同时做四五部戏,接触四五个剧组,比较全面。

这份答案显得相当套路。他自己透露过,自己最爱的导演是鬼才斯坦利·库布里克,钟爱《天堂电影院》那种醇厚温情的意大利法国式电影。这和他从影40年,监制最多的邵氏商业电影风格完全是南辕北辙。他自己就曾向邵逸夫建议过,我们可不可以拍9部卖座的电影,拍1部自己喜欢的电影呢?

在那个电影产业如日中天的年代,随意攒一部都能赚钱,因此邵逸夫立刻反问他:10部都卖座,为何要去拍一部不卖座的呢?

我想,他真正不去触碰导演位置的真正原因,更像是一份近乡情怯的负担感,骨子里有对顶级电影艺术的执念,又怯于艺术与卖座之间的反比。他对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还是要对钱有良心?”

我告诉他,如今很多人在用众筹的方式拍电影,蔡澜低着头,想了几秒钟,说:“如果那样,也许我会拍吧,拍一点有人味的电影。”

在蔡澜眼里,电影是挚爱,却对电影行业深恶痛绝。因为电影明明是群策群力的产物,可所有的导演都喜欢说:这是我的电影。他谈论起现今的电影行业,更是摇首喟叹“一个业外土豪,因为投资就能对电影指手画脚,电影行业是病态产业。所以现今中国所有的导演和电影我都不喜欢。”

在整个采访中,电影行业是他唯一表达出泾渭分明的厌恶的话题。“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到了某阶段就一鞠躬下舞台,你不能一直霸占那个位置,霸占到人家把你踢下来为止,到了一个阶段就应该停止,去做别的事情。”

在描述完对电影的看法后,蔡澜说了上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这让我想起他另一位好友,武侠导演张彻。后者捧红了众多邵氏武打巨星,终身执念电影,老来却穷困潦倒。徒子徒孙恭贺他从影40周年,聚众拍摄了《义胆群英》,并把这部集中了李修贤姜大卫狄龙周星驰的卖座电影,票房收入尽数赠予恩师张彻。张彻却把这笔收入再次投入电影。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晚年张彻就如他电影里的侠士,壮志未酬,悲怆苍凉。也许蔡澜就是看破了电影与时代功利性的残忍淘汰,选择了“悠然下楼梯”(狄龙原话),改行写作


  略带粗暴,是最简单的接地气

其实蔡澜写作并不算改行, 他14岁就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发表过小说《疯人院》。40岁时,他受邀在香港《东方早报》副刊《龙门阵》写文。有了一定的读者基础后,老友倪匡将他推荐给金庸先生。从此蔡澜在金庸的《明报》副刊开了一个名叫“草草不工”的长期专栏。“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有着锱铢必较的严谨。他说这是父亲自幼的教诲。

蔡澜的小文在结构上像欧·亨利,喜欢在结尾处反转。在语言风格上,他坚持用国语写作,平白直叙。文章整体沿袭他钟意的明朝小品文,精悍简练,没有废话。

他也如他喜欢的作家汪曾祺那样,常在文章中加一些简单粗暴的民间问候语。比如汪曾祺写栀子花的手法便深得他心:“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蔡澜在文中常称爱慕虚荣的女人为“专业八婆”,文里也毫不避讳时常用“你老母”等民间粤语口头感叹词。但他说,这几者无非指向同一个目标:传播更广泛。

结构的新颖让他的专栏在杂文盛行的明报副刊脱颖而出;国语虽不如粤语词句的生动,却能囊括所有华人的认知;短小精简,是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而略带粗暴,乃是最简单的接地气

为了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几百字的文章,蔡澜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第二天再反复修改。而题材,是分秒必争地构思。在那个竞争激烈,人才济济的报纸年代,作家只能靠天天自榨,才能不被淘汰。

他写了三十几年,出版书籍超过200本,和李碧华、亦舒并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的三大“台柱”。直到2016年,他依然在出版新书。


  四大才子的魔咒

蔡澜曾多次公开声明,他不喜欢“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这个称号。我依然很不识趣地问,为何不喜欢这个看起来高屋建瓴,又能流芳百世的称号。他不耐烦地急急打断:“就是不喜欢啊,我不是什么四大才子,也不是什么食神,我只想做一个有人味的人,这点就足够难了。”

问到和其他名人老友的关系,他说对金庸先生是“敬重”,而和倪匡先生“最有缘分”。亲疏远近以缘分来定义,你不得不对他的语言技巧佩服万分。

在采访前做功课的过程中,我曾发现一个微妙的大众认知:在所有搜索引擎里,关于“香港四大才子”的释义和解读,蔡澜都排在末尾。这几乎可以代表这四个人地位的孰重孰轻。并且,四人标签分别是:写武侠的金庸、写科幻的倪匡、写歌词的黄霑、写美食的蔡澜

以美食这个有些许下里巴人的大众话题跻身四大才子,倪匡、黄霑、蔡澜一同主持的《今夜不设防》也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们已然把这三个性情相投又风流倜傥的文人,看成抱团的整体。加上金庸的江湖地位,进而凑齐了香港四大才子。

实际上以美食来界定蔡澜的才华,我想傲骨嶙峋的蔡澜是尴尬的,在我看来,也有些遗憾。

蔡澜曾师从书法篆刻泰斗冯康侯学习书法和篆刻,早期全世界旅居,通晓多国语言。他曾和周润发探讨摄影,和黄永玉论画,和亦舒谈焚香。更别提贯穿一生的电影和写作了。

金庸形容蔡澜“琴棋书画,财色酒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

蔡澜也曾带着金庸等一众好友,漫游全球,他是每次旅行的导游、餐厅指引和全程安排。做过多年电影制片的他,显然有着面面俱到、统筹全局的习惯。

这样四通八达的蔡澜,似乎没有在任何一项阳春白雪的才华中突围。在香港文化爆棚式速进的六七十年代,多的是既生瑜何生亮的阴差阳错、怀才不遇。而踌躇满志的少年蔡澜,可曾想过,他将在中年往后,以美食家的身份被大众铭记和定位。

蔡澜与倪匡


  除了妈妈的味道,其他都可以客观公平

蔡澜是偶然进入美食领域的。新加坡的老父亲来香港,蔡澜带他去饮茶,等不到座位,又遭到侍者的奚落。回去后,他把用餐见闻写上了专栏,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过渡到单纯的美食鉴赏,从此正式涉足美食圈,并形成了他被人熟知的最大标签。

对此,他淡淡评价:“我只是全球各地跑得多,吃得各国美食,自然有了审美鉴赏力。”

作为《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总顾问,他对中国八大菜系有何评价呢?面对这个问题,蔡澜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圆滑,告诉我“各有千秋”,不予置评。“因为人很狭隘,你不能批评,人家会要你的命。我回新加坡,说新加坡的东西不好吃,他们就群起而攻之。”

但当得知我祖籍江苏,他却不吝赞美淮扬菜:“我喜欢淮扬菜,我认为江南这一带的菜是最优秀的,虽然我是潮州人,整个内地的所有菜系,精华都应该是集中在江南。”

也许人对食物的狭隘,来源于味蕾上的乡愁,所以带有主观的偏颇,蔡澜对潮州菜的情感,来自“妈妈的味道”。除此之外,评定标准就是好吃与否。他说“喜欢美食要有极度乡愁的偏见,这是人类对于食物的基础。但是美食家要的不只是口味,更是知识层面的解读。要不停地去比较,家乡的东西和其他省份比较,然后其他国家比较,你就能更立体地比较食材。这应该是美食家的基础。

蔡澜对中国饮食,抱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惋惜。“为何中国美食那么多,放在全世界的菜谱里,它更多的是唐人街的鳞次栉比的餐饮连锁,成不了高堂之上的珍馐美馔?”对比日本菜的高贵精致,中国菜的“好吃”似乎成了一种讽刺。

在他看来,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对食材的态度不同。日本大厨对食材有仪式感的敬畏,会坐在你对面给你亲手制作,然后告诉你,这条鱼有多么难得,这个酱料我们花了8个小时调制。

而中国大厨,总是在厨房孤独操刀,我们围坐一桌,觥筹交错,这顿饭和厨师无关,也没有人关心桌上的菜肴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对食材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是否会把这样的精粹,竭力进行文化输出。中国人爱吃,但只是感官的享受,并不是爱食物本身。

在这样的饮食文化氛围下,蔡澜决定来做“包装”这件事,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



  从暴暴到抱抱

“暴暴茶”是蔡澜从商的第一款产品。起因是开茶馆的朋友不愿意听取他的意见,觉得“做自己的茶”这个主意“很贱”。蔡澜就愤起自己做了暴暴茶。

暴暴茶的意思是,暴饮暴食都不怕,主打消脂清肠。后来蔡澜又做了“暴暴饭焦“等系列暴暴产品,老友倪匡在美国的时候,蔡澜给他寄得最多的,就是暴暴饭焦。每次打完电话倪匡的最后一句,就是叮嘱蔡澜给他寄去美国。

发展到后来,蔡澜已经不囿于产品线的经营,他开始利用声名鹊起的美食家身份,做实体餐饮。位于香港九龙红磡的黄埔新天地,邀请蔡澜共建“蔡澜美食坊”,蔡澜精挑细选钦点的香港餐厅,才有资格进驻这里。辣蟹坊、王家沙、镛记等香港老字号,都能在这里一网打尽。2006年,蔡澜把“蔡澜美食坊”分店开在了与香港毗邻的深圳,人流汹涌的中信地铁商场,给这个美食坊带来了不菲的收益。

从文人过渡到生意人,蔡澜体察到生意之奥义:“商者,商量也。生意者,生之意识者。”他似乎享受的是做生意斗智斗勇的过程,而非赚钱的结果。但这种无心插柳带来的名望地位,又相辅相成,为他的“食神”称号赢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话语权。

在中国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食神”二字,给蔡澜带来无限商机。采访前一天,他刚在广州为一家新开的牛肉火锅店剪彩。而第二天,他受邀于一家速食面品牌,要在微博直播。在我们采访所在地九龙街市,走两步就能看到贴着蔡澜合影的商铺。

蔡澜对这些老街坊的合影要求都有求必应,对于商铺来说,挂上一张和蔡澜的合影,无疑是盖上了“好吃”的印戳。这又给蔡澜带来了困扰:如何让大家分辨哪些是真正的美食?

于是他昭告天下:在合影里,但凡我嘴角露出微笑,就是权威认证。而如果我冷漠无情,就代表我是迫于无奈

蔡澜如今在内地电商上开了自己的店“蔡澜的花花世界”,换了一个品牌名叫“抱抱”。从暴暴到抱抱,同音二字,看起来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微妙感。

蔡澜微笑着解释:“年纪大了就觉得暴暴太过暴躁,所以就用拥抱的抱了,这也是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少年夫妻老来伴

蔡澜所说的另一个阶段,不知是否包含少年夫妻老来伴。他如今经常被拍到和太太方琼文一起手牵手买菜。而这位太太,是当初蔡澜的母亲在他同时交往的几个女友里选择的“贤妻”。

蔡澜也在公开场合赞赏,母亲选得对。因为方琼文从不干涉他的自由,他的花边,他的饭局。也依照他的观念行事,坚持做丁克。

作为女人,我认为婚后诸多付出都是爱之深,退之甘愿,可那句“结婚是母亲的选择”似乎有些伤人,总觉得这份堂而皇之的得意来源于在这段关系里的绝对强势。

蔡澜也毫不避讳地谈论:性和爱一定可以分开。男人如此,女人也一样,当知识结构上升到一定层次,也同样会觉得男欢女爱是独立于爱情和婚姻的快事。而善男信女之所以为情所困,在于化简为繁,执念关系和名分。他认为婚姻制度就是违背本我快乐的桎梏。

蔡澜的两性观,更像是披着新潮外衣的传统大男子主义,他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是柔美贤良,比如陈秀雯这种。谈到现代女性的独立强势,他直言“女人年纪大之后很恐怖的”。“哪里恐怖?”我追问,他笑而不语,随后补充说,没有人喜欢在床上打架的女人,那还不如养一只猫。

蔡澜笔下的“红颜知己”很多,包括钟楚红、郑佩佩、杨惠珊、亦舒等。在《蔡澜这个人》中,他曾自问自答:“你活了六十年,有多少个女朋友?”“我带旅行团,有位团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说有四十七个。”

我问他红颜知己和情人有界定标准吗?他坦然地说:没有界定,只看双方有没有想法和缘分继续。

蔡澜曾在《红颜知己》这本书里写过他的少年梦:“小时候读古书,看名画,见诗人携青楼名妓数名游山玩水,羡慕之极,向上苍许愿,愿在人间一日,能有同样艳遇,死也瞑目。”

他平生至此,婚与不婚,都不妨碍他竭力圆这份风流少年梦。

我问蔡澜,做了一辈子随心所欲的浪子,是否因为太太爱他更多而甘愿妥协。蔡澜说自然是被爱比较幸福,爱人比较痛苦。我追问你有爱她比较多的那个人吗?他说当然有,但是不告诉你。

另外一件同样不愿意告诉我的是,“世间唯有美食与爱情不可辜负”,他做到了前者,但后者还是略有遗憾。问及那个被辜负过的人是谁,他爽朗一笑说:我还是更愿意把快乐的事告诉你们。比如2001年他在自传里写自己有47个女友,“如今还在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增加“。罢了他又笑说,数字不重要,反正都在增加。


  一个悲观主义者

叔本华是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信奉宿命论和绝对论,认为一切事情都是按照其严格的必然性发生,我们所感觉到的自由意志仍然是处于表象世界的活动。

我个人感知到的蔡澜,底色就是悲观主义。但他又以自己的倔强对这份悲观进行了顽抗。他没有宗教信仰,认为“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出生,但可以决定我们的死亡”,当他未来老到生理肉体上不够体面时,他会选择安乐死。在问及他为何坚持丁克时,他说:这个世界太糟糕,没有必要让后代来走一遭。

我却认为此话未必由衷,就如他自己,一生可称美好充实,选择丁克是不是一种武断的剥夺呢?他却把话题转移到了美食上:“不会美好的,你看海洋污染了,食物绝种了,我们的后代不再会吃到新鲜纯粹的食物。”

蔡澜在《江湖老友》中,曾回忆这么一件事:他当年在日本东京工作,养了一笼金丝雀,生活闲适宁静。某日接到武打巨星王羽的电话,到韩国去救急。王羽正在韩国导演一部电影,他的制片是个外行,拍摄停滞,困难重重。蔡澜去了以后,快刀斩乱麻处理妥当所有问题,在农历新年前让这部戏杀青。

然而当他回到东京,花已枯,雀已亡。他见自己如此顾此失彼,衍生到照料后代的高风险上,断绝此念。

蔡澜的丁克,似乎来源于对世界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对后代处理与世界的关系、自己如何处理和后代的关系,都持否定态度。

另一面,蔡澜又是温情脉脉的。他为画家好友苏美璐小姐的画展积极筹划,分别在香港、澳门、广州开展。苏美璐画的内容是香港旧时的市井生活。蔡澜说,那时候的人比较有人味,没有利益争端,环境也足够单纯。这就是他全力以赴这场画展的原因。

“人味”这个词在蔡澜的访问中屡次出现。他对这个时代的人和氛围抱以强烈的不满,所以用桀骜不羁和放浪形骸来具象处理这份愤懑。

恍惚中,我仿佛又在他身上看到了魏晋南北朝七贤论道的些许味道,思想自由和环境的桎梏,让蔡澜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

我们看到的那个奋进、笃定、克己的蔡澜,也是他与时代抗衡的一种躯壳保护。他的美食烟火升腾、爱情活色生香、写作笔耕不辍,生意如火如荼,他好像要用这种全方位的勤勉去改变点什么,又遗忘点什么。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很忙,我来不及疲累。我要忙到再也忙不动才会停下来。


  对话蔡澜:现在人的毛病,就是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

南都周刊:您对明朝小品文,还有丰子恺先生十分推崇。但是又觉得老友金庸、倪匡的小说最好看。其实前者文章灵巧内敛有情韵,而后者则带有豪放的侠士浪子气息,这反映着您性格的两面吗?

蔡澜:我的性格还不止这两方面。其实它们没有冲突,因为我的喜好是有一个大方向的,比如明朝作品,很简单,没有废话。 

南都周刊您有本书叫《狂又何妨》。但亦舒说您并不是一个“疏狂”的人。您怎么评价自己?

蔡澜:任何人如果内心没有疏狂的话,那就不是一个人,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那很可怜嘛。你内心可以去想,有些人想都不敢去想。

南都周刊您似乎对“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这个称呼颇有微词。我想斗胆问一句,其他三位的作品都和文学相关,而您为人最熟知的是美食,这是不是让您觉得有所尴尬?

蔡澜:我不喜欢才子,也不喜欢食神这个称谓。人家乱叫,我也不反对。人家讲什么我都不喜欢,我希望我能够做成一个像人的人,对父母孝顺,对小一辈爱护,守时间,守诺言,这是基本。这也是我父母亲教我的基本,做好它,就像一个人。现在很多人做不到。

南都周刊虽然饮食被称之为文化,但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诺贝尔文学奖会颁发给鲍勃·迪伦,也许不会颁发给某个米其林三星大厨的菜谱。这个文化可能在大众看来,依然有些下里巴人?

蔡澜:以后菜谱得诺贝尔奖都有可能,尽管美食现在比较落后,但它是一门艺术。中国菜系还在井里面,觉得美食不是高级文化。日本菜的深奥,都靠师傅讲给你听,吃日本菜都是坐在柜台,和师傅交流,听师傅告诉你食材怎么难得,怎么花8个小时起完成。但我们中国食客却不怎么和厨房交流。很多厨师也不太讲英文,跟外国人交流很少。而日本大厨现在去国外都说英文、法文了。

南都周刊您自称有很多红颜知己,比较有名的像郑佩佩、陈宝珠、李嘉欣、钟楚红等,您和她们的相处之道是什么?对于红颜知己和情人,您如何界定?

蔡澜:没有划分,喜欢的来就来了嘛,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看大家有没有缘分。

南都周刊您曾说过女人一要学娇,二要学柔,三要学嗔。但现在内地女性的地位节节攀升,信奉平等、独立甚至强势,您所说的这几个标准,甚至变成了一种失去自我的贬义,您怎么看待?

蔡澜:现在的人都有一点变态。像美国女人那样就很不可爱。独立是应该的,可是独立也可以温柔啊。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在床上和人打架的女人,那种还不如去养一只猫。但还有很多女人,有独立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以后,还可以温柔,那就最好了。

南都周刊您保持婚姻的秘诀是什么?

蔡澜:婚姻这么多年,诀窍是忍,不一定是她忍我。也有可能是我忍她,你知道女人年纪大后很恐怖的,唠叨是一定的。

南都周刊您太太从不管您?

蔡澜:我不同意结婚以后很多事要管,为何要管呢?现在人的毛病就是把简单的事弄得很复杂,很烦恼,很贪心。忍得了就忍,忍不了就分,其实你真正决定了以后就不烦恼了。电脑就是0和1算出来,越简单越容易看东西,容易生存。弄复杂了就很难生活下去。

南都周刊您有宗教信仰吗?您还是支持安乐死吗?其实像老友古龙说的醉生梦死亦不失为上乘?

蔡澜:我没有宗教信仰,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安乐死。生出来不能自己决定,死应该让我们自己决定。到了人生所有的乐趣都没有了,不能够再进步了。停滞在那里,就好好一鞠躬,退下舞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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