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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去世:这位乡愁诗人现在已成了我们的乡愁

2017-12-14 谢湘南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

摄影_陈以怀


 人 物 


一首《乡愁》让无数内地读者认识了余光中,“乡愁诗人”的符号也遮蔽了余光中。那么,在《乡愁》之外,他是什么模样?

文|谢湘南


编者注:

据台媒东森新闻报道,诗人余光中在高雄医院过世,享寿89,代表作有《乡愁》、《白玉苦瓜》等。本文选自《南都周刊》2010年9月刊,带你走近《乡愁》之外的诗人余光中。


82岁的余光中站在下榻酒店的窗前,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弯曲而开阔的深圳河与河套。32年前,他从深圳河的那头,从香港的落马洲望过来,写下了“深圳河那边的郁郁垒垒”这样的诗句。今天,他从深圳河的这头望过去,他问站在身边的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黄维教授,香港那边是八仙岭还是麻雀岭,他很有感触地说,这次回去要写诗。

此次余光中抵深圳,是应南方都市报、聚橙网与奥一网之邀,来参加“30年·深圳梦典”大型诗乐晚会的。距他写下《乡愁》一诗已近半个世纪,今天要跨越浅浅的海峡已不是一件难事,然而乡愁依然是牵引诗人的一根绳索,时间的魔法改变了的只是诗人沧桑的容颜。

《乡愁》在近半个世纪的传播中,无疑已成为经典性怀乡文本,甚至将余光中符号成一位“乡愁诗人”,将他其他的诗作、文章与文学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所遮蔽。那么,在《乡愁》之外,余光中是什么模样呢?余光中如何看待自己的被符号化?82岁的余光中尚能饭否?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去把握诗情的?有着怎样的诗意的锻打?他又是如何将写作、翻译、教书与开车旅行这些事集于一身的?


  生活在都市边缘

在2010年8月25日的“30年·深圳梦典”大型诗乐晚会上,朗诵了余光中的13篇诗文,其中余光中自己朗诵了《藕神祠》、《阿西曼达斯》(此为余光中翻译的雪莱的诗)、《珍珠项链》、《寻李白》4首诗,他的声音铿锵,在古曲意蕴中注入现代情爱,余韵绵长,尤其他用英文朗诵的《阿西曼达斯》,引得全场热烈掌声不断;余光中还与朗诵家张家声合诵了1首《秭归祭屈原》,这首长诗是他当年发表的新作。

余光中说,这首诗还是一首命题诗,应湖北秭归县在端午举办纪念屈原的活动之约而创作。他把这类创作看做是挑战与应战,是对自己能力的考验。他在一年内发表了7首诗。老人对自己现在仍显密集的创作状态甚是满意,写诗、写文章、翻译仍然三管齐下。

10年3月,他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关于温州的游记《雁山瓯水》,从去年年底应邀前往温州游历,到这篇洋洋洒洒的游记成文,其间他查阅了几万字的资料。“因为不能出纰漏,让熟悉这块地方的人看了,觉得你写得不对。”余光中说。当然写长篇游记也是诗兴之余的一种考验。

从晚会所选择的朗诵诗目来看,主要突显的还是余光中的怀乡诗(包括怀古诗),比如《乡愁》、《乡愁四韵》、《寻李白》等,但也有一首不一样的诗《控诉一支烟囱》——


……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风在哮喘,树在咳嗽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噱噱的眼瞳

正绝望地仰向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这首写于1986年的诗,余光中称之为“环保诗”,这类题材的诗,至今他已写了一百多首,与怀乡、怀古的诗一样多。“其实怀乡诗只占我诗作当中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点五,还有跟乡愁有关联的怀古诗——写历史、写人物的也有上百首,比如写蔡元培、史可法等等;我这几年环保诗写得也不少;另一类诗属于‘自述’,讲自己的志向、理想、安身立命的条件;还有一类诗就是写幽默的。”

当问到他如何看待《乡愁》一诗牢固地将他钉在“乡愁诗人”的形象上,将他符号化,甚至这类诗对他的其他作品形成一种遮蔽时,他觉得这是难免的,很多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某一部作品得到众多读者的喜欢,就会被视为代表作。他并不在意这种现象,只能顺其自然,也不必刻意去打造自己的形象。

回顾自己的创作,余光中觉得自己整体来讲是一个反都市的诗人,从乡愁诗写到环保诗,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脉络。尽管生活在都市,但常会感觉是生活在都市的边缘。

早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写过像《芝加哥》、《登楼赋》这样的诗文,构筑起一个华人留学生眼中的“都市意象”,当然他没有将都市与田园对立起来,他没有去写伪装的田园,也没去标榜都市意识,但大致可以看出他对都市的批判态度,他神游八方地写出了都市生活的一种状态,力求展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他觉得要谈都市文学,重要的还是都市对人所形成的一种吸引力,因为都市将各类人都聚集在了一起。都市人口集中,出版条件好,生活水准高,但文学在其中发展,很容易就被商业化与广告化,都市文学也会受传播方式所影响。过去的文学是由农村而都市,比如古代的民歌,现在反过来了,由都市而农村,文学也成为工业产品。比如古代的扬州,就相当于今天的上海,经济条件好,社会安定,就容易产生都市文学。深圳也是一样,如果再给深圳十年,或许深圳的都市文学会成规模,因为文化上是在上升的。


  人生三分之一给了翻译

“私德有如内衣,脏不脏自己知道。声名有如外套,美不美他人评定。”

这是不用手机的余光中编的一条手机短信。他已连续三届做了台湾手机短信大赛的评委。而这条短信就是在大赛组委会邀请下,他编的一条格言式短信,以作短信大赛的示范。

“台湾的短信写作比赛,分三类:家书、情书、生活笔记。每条参赛短信限定在70字以内,每年都有几万人应征。从短信的语言特点来看,要么是很白的白话,要么是浓缩的格言,那么我编这条,就是选择了格言的形式。”余光中说。

谈起关于语言的话题,对语言敏感的诗人余光中,自然是有太多话要说。他不上网,平常也不用电脑,写稿都用手写,自己戏称还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为网络不及,是一条漏网之鱼。如果是短诗,台湾的报纸要发表,就直接拿手稿印上去了。当然他也注意到近年来网络语言的流行,他把手机短信也视为网络语言的一种。他觉得现在的网络语言也有西化的倾向,因为网络是西方传过来的科技,而英语、文白、与方言土语相夹其间的网络语言,难以成为一种认真从容的文体,有才气固然也能写出妙文,但基本还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功能。

谈起现在汉语的语言问题,他认为现在中文的西化现象比20多年前他写《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变态》一文时更加厉害。比如“进行”这一外来动词的应用——主客进行了热烈的对谈。为何不直接说成“主客热烈地对谈”呢?干草一般的“进行”,可以取代一切动词,在汉语中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动词。它把动词的力量淡化了,汉语动词的活力、弹性也因此受损。所以,他主张有母语意识的作家,要对这种用法进行抵抗。他把这种现象叫做“西而不化”。

当然,也有将中文西化化得好的现象,余光中称之为“西而化之”。他举了徐志摩的诗为例,“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他认为这几句诗中,第二句对方向的省略,就是“西而化之”的结果。当然,中文西化并无所谓好坏,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功力能不能化,如果是恶性西化,对两种语言都有损伤。

余光中的这套理论,源自于他教了30多年的翻译课,他至今仍然在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比如教浪漫时期的诗歌、十七世纪的英诗。他觉得自己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花在了翻译这门功课上。

他不仅将国外名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也把中国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他翻译了济慈的一本诗集,翻译了王尔德的4本喜剧(这次在深圳,他把王尔德译本在内地的演出权授给了聚橙网);他25岁时翻译的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也由内地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而他也将中国的古诗、台湾诗人的现代诗翻译成英文,他的诗集《守夜人》也是自己翻译成英文的。

在两种语言中左顾右盼30多年,余光中说他得出一个结论。视觉经验、视觉图像容易翻译,因为图像可以国际化,而声音、听觉经验很难译,因为声音的民族性更强。比如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声音效果很难翻译出来。对于很难译的诗,他主张意译。

对于目前国内翻译的现状,余光中并不表示悲观,虽然难有大家冒出,但翻译的书是越来越多,他以台湾为例,每年出版的书,翻译作品占了一半。而内地,就他了解,光译林每年都要出上千种翻译图书,其中也不乏好作品,当然一些重要的翻译项目还是需要国家维持费用。


  车轮滚动的诗情

写作时需要安静,他会把家中的电话线拔掉,旅行时需要自由,他爱好一个人驾车出游。

来深圳之前,余光中刚从意大利回来不久。7月下旬,他去欧洲游历了一圈,其中在佛罗伦萨呆了6天。“我准备写篇游记,写佛罗伦萨,就是当年徐志摩所写的翡冷翠。我在佛罗伦萨,爬到一座教堂的贺顶上去,看到全城的屋顶是一片暖色,所以我这篇游记的第一句就要写‘翡冷翠既不翡翠也不冷’,跟他抬杠。”余光中说。

82岁的老人,谈起旅行,兴致明显提高了好几度。而在他的散文写作中,游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一年大约四分之一的时间,会用来旅行,最近来内地也算频繁,泰山、武夷山、雁荡山都去爬了。当然,现在让老人感觉有些遗憾的是,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开车游历了。

如果要说起现在深受白领们喜爱的自驾游,余光中可谓真正的前辈了。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租车自驾游的快意生活,而且喜欢独游。独游的第一重好处就是绝无拘束,一切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只要忍受一点寂寞,便换来莫大的自由。独游最大的考验,还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做自己的伴侣。在废话连篇假话不休的世界里,能偶然免于对话的负担,也不见得不是件好事。一个能思想的人应该乐于和自己为伍。在美国长途驾驶的日子,浩荡的景物在窗外变幻,繁富的遐想在心中起伏,如此内外交感,虚实相应,从灰晓一直驰到黄昏,只觉应接不暇,绝少觉得无聊——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在西班牙、在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留下他车轮滚动的诗情。有趣的是,在他1985年写的一篇散文《凭一张地图》中,就细致地比较了在这些国家租车的费用。

“如果我开车在路上,我脑子里有时会冒出不同城市的地图。”余光中说。而他的好友黄维对他能在不同城市开车转悠的本领也很是艳羡:“他喜欢开汽车,美国的高速公路、香港的大街小巷、欧陆的山野古道,以至台湾的南北干线,他都驰骋过。”

当然,他开车最多的两个城市,还是台北和高雄。他在《从母亲到外遇》这篇散文里曾说:“我的《双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但其实眼前这个清瘦、健朗的老头心中有张世界地图。他最想做的事,是用中文在这张世界地图上驰骋。在当天下午与深圳诗友的见面会上,他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圆,这个圆能画到多大,取决于它的半径拉得有多长,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把这个半径拉长。”他开车飞驰在美国与欧洲版图上的举动,是不是潜意识里拉长半径的行动?


  一个“历史问题”的争议

余光中红遍大陆后,自然也有了若干批评。2004年,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等文章,在文中,余光中被指曾攻击台湾左翼作家,甚至私下告密,企图置陈映真于死地。余光中对此曾经表示,“很多结论都是根据二手资料得来,而这个二手资料的出处也就是掌握一手资料的当事人对这件事情也存在很多的误解”,他不愿“用很大篇幅去答辩,只要多做正面的事情就够了”。

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在肯定余光中文学创作、批评和翻译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后认为,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但面对一般读者,需要介绍的只是余光中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东西。“不过,赵稀方的批评也提醒我们,我们许多研究者对台湾文学史其实是不够了解的,中间隔着海峡,加上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是隔岸观火,因此,许多评价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更谈不上深入。”

(据公开媒体资料整理)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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