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曾经的检察官寻求自由
Who is it 杨斌，曾任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因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任公诉人并当庭为被告人求情而引起关注。2015年3月16日杨斌辞去公职。
五六岁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搬着小凳坐在院子里，几个大学生，正在传授「植物染」的奥义—从天然的植物中提取天然的颜色：苏木是红色；黄色是栀子花的果实；若是加入明矾，紫甘蓝则有深蓝浅蓝的区别。
院子是一个自家居住的小院。人们就站在洗衣机、鞋柜、冲水池旁边。在2015年的广州，组织者说，多亏了院子的主人，才免费得到了场地。院子很小，孩子们占得满满当当，院子的主人，杨斌—人们叫她斌姐，索性坐在了地上。
「要反复浸染几次？」
「至少9次呢。」
在孩子们嘈杂的吵闹中，杨斌女士一手支颐，饶有兴致地发问。一身蓝布长裙，脚踩拖鞋，女主人显得闲适而放松，但偶尔皱皱眉，又有些不怒自威，像个归隐的侠女。她随意坐在地上，垫在身下的快递信封透露了些往昔的线索，一封上写着「一审材料」，一封上写着「集体行政诉讼」。
杨斌今年45岁，18年检察官生涯后，2015年3月16日，她向广州市检察院提出了辞职，4天后，辞职被批准，她承认时间短得出乎意料。
天然的植物染料煮好了，孩子们将布料浸进去了，院子里一派热闹，杨斌将盛况上传到朋友圈，一个朋友于是揶揄，报纸头条明天也有了—检察官无奈辞职，回家开染坊。
公门里头好修行
2012年的时候，一个外地同行在微博上给杨斌发私信：阿斌姐你辞职开律所吧，我辞职跟你一起干。当时，她回复，我是不会辞职的。
后来，只能说时随势异。
新世纪以后，杨斌大概是广东最有名的检察官。她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从中央台到地方台，检察官杨斌都会从容地在镜头前诉说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体制内升起的明星，她却并非体制特意塑造的「高大全」，相反，一开始，她是作为体制的异类，被舆论发现的。
听闻她的人都知道，这要追溯到一起10年前的旧案。
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的丈夫每天外出打工，她则被困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独自照顾3个孩子，大的4岁，最小的只有9个月。无钱看病，无钱买衣，无钱生活，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属于贫民的困窘，她的丈夫，最大的爱好是每天看人打牌。而厄运总是袭击弱者，刚刚出生9个月的女儿生病了，年轻的母亲花掉了所有积蓄，卖掉了结婚戒指，可疾病还是反复发作，当藏在摇篮底下的全家积蓄只剩30块钱时，她在一天深夜，将自己的女儿溺杀在城中村边晦暗的河水里。
「为什么要杀死她？」检察官杨斌问年轻的母亲周模英。
「我没资格做母亲，判我死刑吧。」
作为案件的公诉人，杨斌并未像通常检察官做的那样，以此定罪起诉，宣告她的「罪不可赦」，反而念着自己写的公诉词，她泣不成声，请求法庭能从宽处理。她的同情缘于一个自己永远无法解答的疑问，若是易位而处，身处周模英的绝境，自己能做到哪一步？
「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不久，杨斌的公诉词流出庭外，在「不专业」与「作秀」的质疑中，对制度的拷问和对弱者的同情，迅速击中了这个时代的痛点。5年后，2010年底，被告人周模英提前出狱，登门跪谢，彻底让杨斌成为舆论的宠儿。
一个体制内人物，不是「千人一面」，不是唯唯诺诺，反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法律之上，还有永恒的人道主义—这份个性，让她的形象凸显了出来。
杨斌说，周模英案对她自己也是一个里程碑。在检察院，她曾被评为「最无情的人」，嫉恶如仇，检察官杨斌总是要求法官判得越重越好。她曾逼着一个拒不悔罪的死刑犯一张张看完受害者的尸体解剖照片，不容他回避。刑场上，他告诉杨斌，那时心里有些难受。
但看惯了底层倾轧，她开始感到这些个体的命运中有着更广大的悲哀，他们是被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抛弃了。
她的父亲给她说过一句老话，「公门里头好修行」。这话在杨斌的事业中有了第一层解读，「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们的位置和身份意味着我们手里握着或多或少的资源，我们是可以为老百姓做点好事的。」而体制的冰冷，让她甚至觉得，身处公门，有一种原罪，她该做些什么。
向杨斌求助的人多了起来，她的办公桌上时常堆着上百封的求助信，检察院的值班法警为难地说，找你的人太多了。这些人中，有浪子回头的小偷，有想寻找失踪丈夫的妻子，还有老人向她求助，说自己的儿子儿媳沉迷网络，把她当了妇联干部。
一次，一个当事人在检察院的网站上留言，自己要和前妻同归于尽，领导作出批示，「建议送杨斌同志做好法律指引和疏导工作。」
公门里头好修行，对杨斌来说，也就有了第二层的体会，「在公门里，做一点点好事，就会被放大，被戴上光环。」
这句话有谦虚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
2011年，杨斌被正义网选为「中国正义人物」。这个响亮的名头虽然只是由一个网站授予的，但也反映了一时的风光。更重要的，则是体制内的承认。她的独特的公诉风格，曾经被批评为不顾大局，庭上乱说话，现在则成了「做好群众工作」，当时的广东省检察长号召「每一位检察官都应该向她学习」。
这之后，杨斌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她开始频频披红挂绿，《铁肩担当公平正义，柔情演绎执法为民》，这样主旋律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她一年内就开了6场，她还当选了广东省党代会代表，成为政法系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
接受采访前，杨斌在读一本关于高华的纪念文集
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当你有很多荣誉的时候，踩着这个荣誉往上走就好了。」杨斌的一位同事接受《人物》采访时说，这是体制的坦途。
杨斌本该一直被簇拥在队伍里。一次次的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课、约访，让她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的快感，她曾作为体制的异类存在，突然，她不是了，她成了被体制接纳的「先进典型」。一位检察院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原来树立的典型，要么是癌症要么是死人，还没有她这么接地气的。
这是一段意气风发的时期，后来，回顾自己接下来的举动，杨斌说，她只是没有想到后果那么严重，「以前所有的典型都是体制打造的，不依靠体制，一个体制内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
影响力来自于微博。2011年她写下的第一条微博，她就宣告了自己的到场，「我是杨斌，和你分享真正的生命故事。」
这样的语气，常见于突出主持人风格的电视新闻栏目，这是一种混杂着真诚和雄心的开场白。
其时正是微博问政风起云涌之时。作为体制中人，最吸引眼球的当然是她对体制的批评。
「最要命的是案子上个检委会，一不小心就遇到法盲大集会……」
「记得98年入行时，广州盗窃入罪起点是2000元，后来才知道这两年降到了1000元。物价飞涨，盗窃起点越来越低，贪贿起点越来越高，偷1000元坐牢，贪污几十万元缓刑，社会矛盾能不激化吗？」
这样发言的初衷，颇有些理想主义和一厢情愿，「我总是想，假设公众能够通过这个微博，看到体制内生活着的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虽然，结果实在不大好。
微博开了一个月后，杨斌被通知参加微博学习班；3个月后，领导找她谈话，她不得不取消了实名认证；半年后，她恍然感慨，「因为这个微博，第N次被谈话」。
政治部的同事约谈她，和她商量，现在正在帮你申请荣誉，是不是就把微博停了？—2011年，广州市检察院正在给杨斌申请全国模范检察官，申报材料已经寄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是检察系统的最高荣誉。
可她不愿收手。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她碰到了那么多体制中的支持者，这让她惊异，原来自己并不是异类，他们只是不敢说。她想，自己有更好的条件，她有体制的光环。
后来，政治部的同事告诉她，最高检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
这是蜜月期的结束，之后，体制停止了对她的宣传。
她被调离了第一线的公诉岗位，不再办案。辗转腾挪的，是在职务犯罪预防处给企业开讲座，借调政法委搞平安广州，然后作为年纪最大的工作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在窗口办公，做档案查询。这些工作的共同特点，一是清闲，二是边缘。一位同行甚至告诉她，自己最鄙视的就是她所在的部门，做的都是些虚而无用之事。她也曾申请调回公诉人岗位，重新办案，但申请却如石落深潭，杳无音讯，没人告诉她为什么。
杨斌也曾尝试在仕途上更进一步。2011年底，她报名参加了广州市检察院的副处岗位竞选。开局如有神助，笔试的一道论述题说的就是她：「某检察官开庭，指控犯罪的同时为被告人的悲惨境遇求情，你如何看待如何认识情法理的关系？」
她的第一反应是，这题目好啊。
而竞选结束，却是朋友发来问候：结果出乎意料，你一切可好？
余下的几年，「为什么还没升职？」成了让她自觉最无力也最无能的问题。后来想明白了，作为被「招安」的典型，她却在微博上乱说话，一个不可控的人，体制是不会考虑的。
既然这样，那就只好自娱自乐。
自2012年以后，杨斌接受的所有采访，都不再报单位审批。因为报了，也不会批准。她就自己拿主意，美其名曰，不给领导找麻烦。
之前的光环倒是真的成了保护罩。「这个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它拿真正的坏人没办法，但也拿真正的好人没办法。」
杨斌说，自己是个好人。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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