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计生干部
Who is it 唐海兰，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花瓶子镇计生干部，如今兼任辅导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养育师。
计生干部
令唐海兰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他不用像过去的计生干部一样，面对四处躲避的村民。过去8年，他是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花瓶子镇的计生干部，但如今，计生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性悄悄发生变化，唐的工作范围戏剧性地扩大了，他成了一名针对农村0—3岁幼儿进行「早教」的养育师。
做起入户指导工作后，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招呼他。「我平时从他们门口过的时候，然后这个群众就（说），『你又来给孩子上课了，到家里坐一下嘛，今天太阳挺好的，晒一下再去嘛』。」
这样的场景放在30年前难以想象。有时候镇上的老干部们会跟他聊起从前的计生工作，「说你们这几年工作好搞了……我们那个时候下去，群众见了直接腿哆嗦」。
每周三都是唐海兰去农户家「带娃」的日子，汽车沿着去年修好的公路在山间穿行。山势起伏，有的山坡林木茂盛，而在更加裸露的区域，石头沿着山坡向下堆砌，巨大的挖掘机盘踞路边。车在岔路口一头扎进更深的山谷，但公路逐渐平坦下来，上坡时自动挡小排量汽车发出的巨大引擎声也慢慢平缓下来，使得山谷里偶尔的鸡叫声愈加清晰。
唐海兰坐在车后座上，他身边放着一个蓝色编织袋—农民工返乡时常见的那种—讲义、玩具、童话故事书、平板电脑……都在里面。今天运气不错，镇上的计生办主任主动提出要送他去。要在平时，这段山路骑摩托车需要用上45分钟。
车停在赵湾村一个村民家门口，唐海兰拎着编织袋下了车，蹚过门前的水沟，到达晒满香菇、堆满木屑和弥漫木屑发酵酸味的赵子萱家。邻居觉察到隔壁有人来，转过头冲着赵家后院喊，「快点，你们家来人了，老师来了。」
老师
很少人叫他「老师」，这个称呼至今让他「怪不好意思」。31岁的唐海兰是花瓶子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副站长、也是站里唯一一名工作人员。在这个因计划生育国策而存在的医疗服务部门里做医师，唐海兰最重要的本职工作是守在服务站里等待育龄群众上门做「三查」，查妇科病、查有无怀孕、查是否上环，每季度一次，往复循环。
改变来自半年前。县里来电话通知他去市上培训，去了才知道是被要求参与一个叫做「养育未来」的试点项目。设计者来自由中科院、陕西师大、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培训会上，专家们用数据郑重地向唐海兰和其他69名计生干部解释此行的目的：中国农村婴幼儿的发展明显滞后，专家说，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之一是农村家长没有在孩子0-3岁期间施以恰当的干涉，所以希望来参加培训的计生干部们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能够每周去到一些农户家，教给家长们正确的育儿知识，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培训过后的一个大雨天，唐海兰拎着装满图书和玩具的编织袋，在村计生专干的引见下，第一次出现在赵子萱家里。
从计生干部转变为养育师，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戏剧性冲突—赵子萱的母亲王婷婷对这个每年要给自己做4次「三查」的干部仅有模糊印象。丹凤县商镇计生站副站长李波和站上的同事颜淑霞同样参与到了这场实验中，李波告诉《人物》记者，有人质疑这件事应该由教育口的人干，他们做计生的不太合适，但他觉得并非不能胜任，「只要能及时地、持续地回应娃的各种需求，有耐心，多跟娃沟通。」
唐海兰穿一件深蓝色轻薄羽绒服，中等身材，圆脸，「养育」了大半年，在这份新工作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感，「（过去）我们是医生又不算是医生，我们算是什么身份呢？在政府这边的话，只是个干部。而作为老师，不管走到哪里，挺受人尊敬的。」
「表扬就要表扬到位。」唐海兰对赵子萱的母亲说。子萱正在玩一个往娃娃脸上贴五官的游戏，「眼睛在这儿」，在得到正确的指示后她把眼睛贴在了正确的位置。「子萱真聪明，耳朵真灵」，唐海兰适时地补上一句表扬，子萱高兴得直跺脚，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嘴巴贴歪了，没关系，「尽量不要说娃笨这类话」，唐海兰又开始传授他学来的「回应式抚育法」。
「原来我们的主要矛盾可能是数量问题，」国家卫计委培训中心主任蔡建华则说起为什么要去培养深山里的孩子，「但是完了以后，我们必须考虑到未来，考虑到未来的话，我觉得质量肯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他全程参与了「养育未来」试点项目对计生干部们的培训，也为项目能够顺利开展提供了来自体制内的保障。事实上正是出于他的建议和安排，才使得这群原本从事计生服务工作的基层干部参与到了这场「实验」中来。
唐海兰很少考虑这些。他忠实地执行着上面交代下来的任务：培养这些娃，看看他们有没有变化。做计生干部也七八年了，在这个人口一万出头的深山小镇里，并无太多新事。在唐海兰的眼中，无非也就是年轻人外出打工，孩子大多数由奶奶带着，嫁出去的比娶进来的多，死亡的比出生的多，「咱们不是一直说那个稳定低生育水平，然后提高人口素质吗？在前一方面已经，或许就是说已经达到了？」
在赵子萱家的时间快到了，接着要去下一家，妈妈将女儿搂在怀里，翻开唐海兰这周新带过来的童话书，用还算标准的普通话照着念了起来：
「吉普（小狗奇普）抱来自己的玩具箱，『要是小猫回来了你就躲进这里』，吉普说，『躲这儿他永远找不到你，这箱子里乱七八糟的，连我自己都找不到东西。』可是小鼠吱吱根本没心思听。」
70名来自商洛市的基层计生干部参与了「养育未来」项目。左下角的图里，计生干部唐海兰抱起赵子萱，与小姑娘年轻的父母拍了一张合影
多重角色
走出赵子萱家，平坦的水泥公路旁满是香菇大棚。「以前的这些墙上全是计生标语。」从农户家出来返回服务站的路上，花瓶子镇计生办主任王金来一边开车，一边指着渐次路过的农家墙壁上、被白色颜料粉刷覆盖掉的昔日标语。
标语在变淡，计生干部在转型。参加项目的干部们并没有学习太过复杂的内容—听课、会场示范，然后前往西安周边的一个小学练手。最后形成的讲义是由陕西师大的研究生和教师们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基本上只要照着讲义念就能完成工作。未能顾及现实的一点是，讲义中大部分使用了「妈妈」作为讲述者，但实际上很多妈妈都不在孩子身边，只能由养育师自行调整。
不带娃的日子里，唐海兰还要待在计生站，计生站坐落在花瓶子镇中心，门前是山，背后也是山。和中国许多计生站一样，宣传栏贴着学者马寅初于1957年提出的新人口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全体干部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务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自此「计划生育」逐步演变为中国此后数十年间努力维持并不断调整的基本国策。
31岁的唐海兰在这里工作了8年，但他没给人上过环、结过扎，更没有做过引产手术。花瓶子是个小镇，服务站只有他一个人，「妇科检查之类的，必须有两人以上的在场」，做不了。当地的群众跟他一来二去混熟了，更不好意思开口。
有一次一个妇女跟他讲，「没关系，你就给我上（环）吧，我说那你真的要上（环）的话，你等一下，我去找一个女同志过来看着。人家说你给我上就好了嘛，你找别人干什么。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说这个规定要求的，我给你上可以，但是我得找一个人在场。」但找不到人，最终还是没上成。他就把妇女介绍到县里面的服务站去了。
李波和颜淑霞所在的商镇是个大镇，计生站的设施和人力较齐全，所以类似上环、结扎之类的小手术也常做。颜淑霞说自己只参与过一次引产手术，那时她是卫生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医院实习。李波不太愿意讲从前，而是从抽屉里摸出了一沓纸—那是一本财经类刊物关于他们新工作的报道。他指着其中「引产」两字说，这样的字眼「刺痛」了他。
还是因为镇子小，所以计生办主任王金来也拿唐海兰当半个基层的行政干部使。他跟镇政府别的工作人员一样，要值班，要「包村」，夏天防洪，冬天防火。2010年又来了一场大水灾，他和镇里别的干部一道下乡去村上住了一个月，组织人员修路通水。冬天一旦山上的林子着了火，他们又拿着锄头镰刀跑进山砍隔离带。在医院里工作的老同学打电话来问候，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医生不是在修路就是在灭火。「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么复杂」，唐海兰苦笑。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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