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
夏宗伟，牟其中曾经的秘书、前妻的妹妹。牟其中入狱后的16年里，夏宗伟成了牟其中唯一的代理人。这段漫长的关系最终改变了夏宗伟的全部人生。
接近中午的时候，牟其中在湖北洪山监狱打出了一个电话。他今年75岁，是监狱里年纪最大、狱龄最长的犯人，这位曾经主宰号称资产20亿的南德集团的民营企业家，已经在监狱里等待了16年。与外界仅有的联系，是他在狱中订的十几份报纸，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每月一次的探视以及10次「亲情电话」。他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直系亲人，「亲情电话」一栏，他申请的名字是夏宗伟，他曾经的秘书，前妻的妹妹。
7月下旬的这一天，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时，正在北京的夏宗伟盯着屏幕，眉头皱了一下。每个周三和周六，这个号码都会出现在她的手机上。电话接通后，牟其中通常会用重庆方言大声说：「水果收到了」，「药没了，你拿笔记一下（再次送药的）明细单子」，「上周检查身体指标挺好的」。除此之外，他问得最多就是，案子申诉有新消息了吗？
牟其中入狱前，夏宗伟是负责他行政事务的秘书，也负责照料他的生活。在1990年代，牟其中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他曾用1000多车皮的被单、袜子、罐头等轻工业品，换回4架苏联图-154飞机和维修器材，被经济学家张维迎称为「企业家教父」。他在境外成功发射过两颗电视直播卫星，买下满洲里10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开发，还邀请专家讨论炸开喜马拉雅山口、引印度洋暖湿气流解决西北干旱问题。
然而那些看上去大胆的商业设想也频频令牟其中引发争议。1993年国务院开始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后，南德集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最终一笔1040万美金的债务纠纷让他身陷泥沼。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乘坐黑色奥迪车上班的途中被捕，从同一辆车中被抓走的，还有夏宗伟。次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这个判决结果在当时充满争议。
夏宗伟也在看守所里待了18个月，出狱后，成了牟其中唯一的代理人。过去16年里，牟其中的律师换了好几个，只有她始终坚持，一直帮他申诉，要求无罪释放。牟其中自己认为，南德不是外贸企业，没有申请信用证的权利，根本无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案件中更为活跃与关键的人至今逍遥法外，自己不过是替罪羊而已。
除去申诉，夏宗伟还要给牟其中寄药，农历新年时帮着给他的母亲上坟，帮他转寄给移居美国的儿子的书信。人们称她为牟其中的「红颜知己」、「背后的女人」，猜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她从不解释。外界传言牟其中留下了巨额财产，实际上夏宗伟这些年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16年里，搬了4次家，靠牟其中的老朋友和南德的一些老员工资助生活。
「亲情电话」只有5分钟，没时间聊彼此生活的细节，起初那几年，夏宗伟和牟其中都在电话两头拼命地讲话，谈案子、谈材料，她经常把要告诉牟其中的内容提前写在本上，怕说漏了，因为5分钟一到，电话自动断线，她没办法再打过去。
只有每个月20分钟的探视时间，她才能隔着双层玻璃看见他，为此她要坐上来回20多个小时的火车。每次探视，她都提前在北京买好水果和奶粉放在箱子里，会见后给他留下两三千元的生活费。她也说不清牟其中在监狱中的生活到底什么样，因为每次只能看见他从十几米外的铁门走进会见室。他瘦了，肚子下去了，过去标志性的领袖大背头消失了。
为了等到自己追求的真相，牟其中一直在狱中坚持锻炼，每天爬30分钟楼梯，肩周炎和腰椎病据说也痊愈了，还长出了肱二头肌。「人类的智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希望与等待」，他在写给老朋友的信中引用巴尔扎克的话。他打算出狱之后再干20年。
然而，监狱外的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牟其中入狱后，南德集团的产业被查封，员工四散而去，他的第二任妻子、夏宗伟的四姐早在案发前就已与他离婚，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移居美国，至今不曾回国。
夏宗伟很少告诉牟其中自己的窘境，怕影响他的心情，有时还会特别挑些外人发来的问候短信和网友的支持评论转给他看，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被遗忘。但今天中午的这个电话让她的语气有些激动。
「我怎么证明你没有出来？你说嘛！我，我用啥子证明噻？」她用重庆话大声说。话还没说完，电话就断了，5分钟到了。过了几分钟，手机又响了。「并不是我寄出去了人家就一定能看的呀。」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早知道我就不让你知道这个事情了。」
6月底，一条声称牟其中已经提前出狱的微博突然出现在网上。怕对牟其中不利，夏宗伟在非探视时间特地去了趟武汉，向监狱领导做了解释，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牟其中。起初，他有些紧张，但随后又很兴奋地在电话里对夏宗伟说，他在《湖北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央综治委的人出现在武汉，他笃信是冲着南德的案子来的，他必须就此事表态——他订了十几份报纸，自己看不过来，就请同监室的人帮他摘出重要内容做简报。他让夏宗伟去公安局就此谣言进行实名举报，以撇清和谣言的关系。
「你看，现在中央很关注我的事……这不说的就是我的事儿嘛……过几月肯定就解决了……」他曾对一个朋友这样说——其实报纸上只是一条普通新闻，没提南德一个字。
「这样也好，有希望就能坚持，别去打破他的梦想。」朋友说。
牟其中总是安慰夏宗伟：「伟伟，快了，案子就快有结果了。」他的刑期将满，开始让监狱外的人筹划南德振兴办公室。但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后，夏宗伟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满怀希望。因为无休止的申诉，她长达11年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如今孑然一身。有时，她也会反问自己，如果当时知道这条路那么难，还会不会坚持走下去？
「现在，就算是平反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有当初想象的意义了，因为你已找不回来任何的东西。」她把头转向窗外，眼窝湿了。
为了给《人物》记者找当年的老照片，她翻出许久没有打开的相册。其中一张照片中，她穿着时髦的千鸟纹外套，俏皮地嘟着嘴，举起右手模仿着美国自由女神像——当时她跟随牟其中去美国考察，那是21年前，她25岁。
1994年，夏宗伟随牟其中前往美国考察，
那年，她25岁
夏宗伟 = 口述
信
早些年，外面的情况我都跟他沟通，朋友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过年过节的问候短信，和我的博客里比较积极的评论，我都会下载下来，集中给他看。像他这种年龄和状态的人，潜意识里应该也是很怕被人遗忘的吧，也需要别人的认同。对于他来讲，外边的世界都是好的、具体的。
可是后来发现，经常给他刺激，他会不停地兴奋，等待着我将新的情况告诉他。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关注的人慢慢少下去了，一年年一天天也并不是总有事情发生。当我找不出新的东西去告诉他时，看着他的电话号码来，都会觉得很纠结，甚至有一丝丝的恐怖。
有时我真的很矛盾，不知道这10多年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我经常在想，如果不管他，他可能早出来了。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他就两个结果，第一个死了，第二个还是「死了」——他可能认罪，人是出来了，但是行尸走肉。对于他来讲，也许精神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残酷，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目标就是要平反，要无罪释放。2010年时，我和他在电话里大吵过一次。那时他还有七八年刑期，而我已经40岁了，身体也不好，不想再对案子抱什么希望了，谁知道七八年以后我还管不管得了他？到那时，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只是觉得能早点出来，以后怎么做再说。可是他不同意，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70多岁了。
2010年1月7日，我拿着《判决书》，坐了两小时公交车到最高法上访。这么多年来，我们认为刑事判决结果不公正，一直向湖北高法进行申诉，但没有任何反馈。民事一审、二审判决了我们与信用证无关，贵阳交行不服，上诉、申诉，最高法立即裁定了重审，本已通知了2004年3月30日的再审开庭，到了近6年后的今天（指2004年至2010年），也没有开庭，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最高法接待了我，并进行了登记。2月4号，湖北高法立案庭的一个法官就给我回了电话，说这么多年材料他们都收到了，也往上请示了很多次，上面不让搞，他们也没办法，牟其中现在年龄那么大了，让他写一点材料，保外就医，早一点出来。
说实在的，以前他没明确答复你，冥冥之中还觉得（无罪）有一些希望，可是他真的告诉你法律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时，真的，很无助。
法官说，程序上需要由监狱报上去假释，法院才能批。我就找到监狱，监狱说必须得写认罪书，程序上才能一步一步往下走。
在老牟再来电话时，我就劝他说，让他能不能面对现实调整一下，可是他依然不听。有时他说话也挺伤人：「我让你这么做你就得这么做，责任我自己承担。」你自己承担，你在里边你能承担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开始都是要无罪，到后来，我觉得只要你能早一点出来，该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况且我也问过律师，出来后一样可以再申诉，我就想不通他为什么那么拧。我那会儿想，我真不可能管你一辈子了。
2010年7月时，我给他写了封信。我很少给他写那么正规的信，因为中间要经过那么多道检查，还有什么可以表述的？可我在短短的电话里也描述不清，他还来不及听你说完可能就会发脾气，我也不想和他过多争执，我想那就在信里说吧：
你好！虽然很不适应用这种方式和你沟通，但，有些情况，我现在不得不告知你了。在5分钟的亲情电话里，一时也说不清楚，唯恐你会更加担心。看在你两个孩子的分上，作为一个父亲，也仅仅是作为一个父亲，请你尽早作出理智的选择吧。
已习惯了用电脑工作，所以也就直接用电脑写下这封信了。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不如手写的字迹亲切，可是，现在就连××、老×这些70多岁的老朋友，我们互相交流，也都是用电脑的了，所以，与时俱进，你也只得去慢慢习惯了。10多年间的变化，太多、太大了。
枫儿（牟其中的大儿子）近日来电说，他的双膝因疼痛不能再坚持工作了，现在不得不在家休息了……樱樱（牟的小儿子）前年因车祸差点没了命，小腿差点被撞断了，胸骨也骨折了……想想你的这两个儿子，你不觉得你还有很多责任和义务没有尽吗？在监狱荒废这10多年，就为了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的那一张纸，值吗？
这段时间，我很苦闷，苦闷于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也没有了方向。索性，我也就什么都不去想了。想一想，与其我去求这个、求那个的，都不如求你自己端正想法……放下，其实也是一种解脱。
如果你还有一点点能力可以发挥的话，你就想尽办法，尽早跨出那个大门，出来，先拯救拯救你的两个儿子吧。有谁会相信，连自己儿子都拯救不了的人，还能有能力去拯救世界？！
……其他的，我也不想再多说了。请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两个儿子，慎重抉择，多多保重吧！！！
天气炎热，注意防暑。
我当时心里确实很绝望，所以说得也很绝情。后来他可能几经思想斗争，同意写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根本也不叫认罪材料，除了题目是那几个字，他还是写自己没有问题，据说写了好几稿才通过。
但对他来讲这是内心里不能接受的一个东西，加上这几个月的心理斗争，觉得我一直在逼迫他，所以9月18号早上就发病了。
据他说，那天早上他起来准备刷牙，觉得头昏，半边身子不能动了。一看不对头，监狱医生做了初步检查后赶紧把他送去医院抢救，做核磁检查，发现是脑出血，中风。监狱马上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尽快过去一趟，我到武汉下火车后才知道，他不是在监狱，是在武汉市区的医院里。
事后我才了解，这次发病的起因还并不仅仅是我给他的思想压力造成的。但内里的原因现在还不便细说。事实证明，虽然在70岁上发生了已危及生命的脑溢血，这对任何一个普通服刑人员来说都可以获得的保外就医权利，最终，老牟也未「享受」到。当初答应的只要写了「认罪材料」就可以获得假释的承诺，最后也没有兑现。
我记得住院两星期后，从医院回监狱的时候，接他的警车里放了一张床，他坐着轮椅被推到车前，然后被扶着上了警车的床上，被要求平躺下，也望不见窗外。他以前没去过武汉，听着外边车水马龙的，他就特想坐起来看看，眼神很渴望。他们赶紧说「躺下！躺下！」我看着他坐起来，又被躺下，那会儿觉得，真可怜。
唯一
我们是1999年1月7号被抓的，出事时我和牟先生在一个车里。被抓以后，我由女警察押着，那会儿就分开了。我当时还说老牟的药还在我这儿，可不可以把降压药给他——我每天都会把他三次高血压药提前准备好，到点儿给他，因为种类太多，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吃。后来他们让我写下来用哪些药、什么量，按照我写的再去买新的。上电梯时我们遇到了，他还跟我说：「不怕不怕。」公安局的人怕有暗语，赶紧制止：「不许说话！」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1980年代。那时我住在我大姐家，在巫山上学，我四姐（牟其中第二任妻子夏宗琼，夏宗伟在家排行第八）和老牟一行人去巫山玩，我才第一次听说牟其中的名字。1989年，我高中毕业，南德正在筹备对苏贸易，四姐建议我去学俄语，替我交了学费，报了首师大俄语系。但我只读了一年半，她就建议我退学，说公司工作很忙，要我帮她照顾孩子。我自己交不起学费，只好答应了她。
来北京后我就住在四姐家。牟先生的小儿子和我在首师大俄语系是同学，但他好像对夏宗琼不太接受，所以也就排斥我，觉得我们占他们家便宜，很少跟我说话。那会儿就觉得寄人篱下，我吃完饭就回我的屋，也很少在客厅待着。他大儿子比我小一岁，有时我们会多说两句。这么些年都是他大儿子打电话给我问问情况。
因为四姐的关系，我被安排到公司上班，刚开始我天天哭鼻子，同样做一件事，别人做的，他就觉得很好，可对我，永远是不满意。人家下班就下班了，我真的就是24小时待命——你是从一家人过渡到工作状态，根本没办法回绝说我下班了，我不干了。牟先生经常出差，他一出门我基本都得跟着去安排。
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我天天哭，拒绝换囚服。18个月后从看守所出来，觉得恍如隔世，过马路耳朵都嗡嗡作响，在餐馆里吃饭看见那些盘子都觉得明晃晃的晃眼。因为看守所里只有一盏低瓦数的白炽灯吊在顶上，我眼睛本来只是近视没有散光，出来后去检查，眼睛还多了散光。
判决宣布后，我从法院回到看守所收拾东西，看守所所长找我最后一次谈话，我哭得不行。之前我会相信法律的公正，我没做的事情法律总会给我一个说法，但事实上最后判决我也有罪，只是免予刑事处罚。也许对其他人来说，能走出看守所就足够了，但对于我来讲，这个判决结果就是一种耻辱。凭什么把我关在里面18个月？还判我有罪？
心里面顶着这份耻辱，根本没心思去想着另外找一份工作。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一定要申诉，讨回清白之后，我才昂得起头去面对新的未来。所以，回到这件事最初的开始，我不只是为他去做，而是想要讨回本就属于自己的清白。而这样你就必然得为整个案件的申诉去努力。而且毕竟原来是一家人，他说的事我也都会尽力去完成。
刑事一审结束后，牟先生就要上诉。当时的很多律师也是为了名，而且可能都认为他有钱嘛，都想揩点油，有个律师就骗了他委托书，借口做代理费，把公司的车变了现，说是给他生活费，结果后来就变成自己的了。
刚出来时，我身无分文，原来在南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和一个亲戚给了我一点钱，但慢慢地，人家给的那点钱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牟先生也曾给原来公司帮助过的一些人写过求助信，我拿着他的信去找这些人，刚开始真的还抱有很大希望，想想好歹以前还都是朋友嘛，最后到处碰壁。有的还说呢，你那会儿投资还有好多没到位呢，你还欠我的呢。我从学校出来就在南德工作，原来觉得大家你好我好，都是朋友，可原来世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
刚开始还有公司的人经常表示关心，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了，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不怎么顾得过来，慢慢地估计也就只是变成心中的一个结了。但我得为自己去证明。
2000年时，牟先生写了一个授权书，把公司全权委托给我，我可以以他的名义进行申诉、接受采访、发表文章。现在回头想想，可能他那会儿也并不是完全信任我吧，而是他没有选择。
对于他来讲，那时可能就只有我是他的唯一，而他，得要不遗余力地抓住。
夏宗伟翻看南德时期的老照片
小蚂蚁
2001年恢复南德案的民事审理，我主动应诉。当时牟先生不太看好，他认为案子上面已经定了调，这些程序都是没用的，只有中央领导批了才能出去。但我觉得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去表达我们的意见了，我为什么不去？我跟他是反的，我想的是眼前的实际的，哪些我可以做，那我就去做。
我去随州法院印了一天材料，一大早去的，坐着长途大巴回到武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回来以后看着案卷材料我越看越生气，为什么要判他有罪呢？
民事庭一审开了4天，又经湖北高法二审了4天，最后终审判决，裁定南德集团与湖北中行之间无直接的信用证法律关系。说不上完全欣慰吧，至少是觉得，嗯，采纳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从那一刻起，我心里才有了一点点信心了。
但是贵阳交行不服这个判决，向最高法申请再审，获得批准。民事再审，传票通知的是在2004年3月30日开庭，可3月26日，湖北高法打电话给我，说是延期。这一延就到了今天，法律程序还一直没有完结。
这些年下来，那么多案卷材料，几大柜子文件，我整理着整理着，最终发现，我这些年努力的结果，最后也就浓缩成了这14张纸——你看，这是1997年8月18日湖北高法的第一张传票（当时「南德案」还只是民事纠纷）。这是2001年恢复民事审理的公告和传票。这是民事一审、民事二审的开庭传票。这是2002年最高法下达的民事再审裁定书，要求湖北省高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然后这是2004年再审开庭传票。12天后是一张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这是2015年3月份的开庭的传票，然后又是4月份的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从1997年8月到今天的2015年8月，18年，14张纸——浓缩了我们的一辈子。
这么跟你说着的时候，似乎很简单，但其实，太沉重太沉重了。但我们的信心也就浓缩在了这14张纸上，18年已经熬过去了，虽然不知道这后面还会继续着多少张纸，但我们坚信，只要好好地活着，就一定能等得来结束这一切的那张纸。
牟其中从狱中寄出手写的材料，
都由夏宗伟打字整理出来
这些年来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经常会感到绝望，可当法律程序中偶尔出现一个信号反馈，就会让我从绝望中又缓过劲儿来，信心满满地继续往下走去。这些年我一直在不定期地发材料、反映，这些材料没有退回来，说明他们应该看到了。有时候我一坐就是一天，他的字只有我认识。打字，排版，配附件材料，然后再去一份份地复印、装订、盖章、签名，再一个个地写信封，再一大袋一大袋地扛到邮局去投递。
可能是这些年都太累了，去年我突然肩、腕、手背疼，然后手开始肿，早上起来手指都弯不过来，严重的时候，我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吃一顿饭都得歇好几次。后来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是肌腱炎。就是劳损，用得太狠了。
他在里面完全不知道，电话里还一会儿要我做这个，一会儿要我做那个。我说我手动不了了。他说怎么回事儿？我说就是动不了了，伤了呗。他说那就先休息一阵，让我拿到外面打字社雇人整理。可外面的人哪会认得他的字，只有等我手伤痊愈后再继续做吧。
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努力，先让大家心里能认可吧：原来你不是骗子。然后看能不能做到法律程序上的一个界定。我觉得我就像一只小蚂蚁，只要还能爬，我就得往前爬，你蹍不死我，翻个身儿，我爬起来，还得往前爬！
有时他也会对我说感谢，说你很伟大。可越那么说，我反倒会觉得很苍白。这些年也有过三四次为申诉材料的事情跟他发生争执，挂过他的电话。但是挂完电话以后，又觉得，跟他生气丝毫不能解决问题，似乎也不太人道。每每发生争执以后，他再打电话来时也不会说「上次不该跟你吵」，也不会道歉，没有，仍然还是说案子。
有一次争吵后我说，你别给我打电话了。所以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就没有来电话。也就差不多半个月吧，后来还是打来了。
我觉得他可能感受得到我越来越不「听话」了，以前他说往东我就往东，现在他说往东我会再想一下是不是该往东。
我不想去刻意解释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有的东西你解释不清楚，有的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别说别人不能理解，我自己都不能理解。
我刚进公司时二十几岁，觉得什么事情他都会，都懂，都能做，这些年虽然他在里边，不会具体指导你，但是以前看他处理那些问题，你会不自觉地去学用他的方式处理，潜移默化受他影响。
说不上是崇拜吧，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间有一种共通的东西——都是比较理想化的、比较简单的人，都会用正面、积极的方式去应对，不善于耍阴谋诡计，耍小动作，不会世故。
匆匆而过
坐在这儿，一会儿就把这10多年讲完了，可是身在其中真的是太漫长了，你永远不可能预知什么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刚开始如果告诉我说10多年后还是这样，谁会一辈子搭进去？现在这条路既然已经走了，如果再要回过去不停地后悔，往前走的时候就更没劲儿了，谈是否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前几个月才又开始上班。负责人以前也是南德的，也算是为了帮助我，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这才好像开始走出自己那个小小的壳去接触一下外面。有一天吃饭时和这个负责人聊天，说到一个贫困山区孩子的梦想，他突然转身问我：「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我当时突然一愣——我小时候？好遥远啊。好像还没来得及做梦呢。
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牟其中）比我幸福，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两个儿子。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要父母，父母不在；要家，家没有；要孩子，孩子没有，有什么呀？正常的人会有一个点让你不顾一切地去奋斗，这种东西对一般的人来说可能会是一种负担，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
今后的路还长——安慰别人可以这么说。可独处的时候会想，以前有一股劲支撑着我向前——做完这个案子我就可以开始我的生活，那会儿我还年轻。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都奔五去了，不管案子解决不解决，我还能有什么生活吗？
最早那几年他们要采访我，我一点都不愿意，谈案子我可以，如数家珍。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呀。可是现在觉得，正是因为案子快完结了，有的东西我确实也需要说一说，要不以后没人听你说了。这10多年，身边的人都是匆匆地过，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忙。这么些年我觉得能听我充分表述、与我沟通的，好像都是媒体。
你那天说你30岁，我都觉得挺羡慕的，我刚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也是30岁。昨天给你找2004年凤凰卫视的采访，不知道光盘还能不能放，我就先看了一遍，看到后来自己都觉得有些悲哀——怎么一晃就是11年已经过去了呢？可我似乎还在原地踏步。恨不得能再回到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时候自己怎么那么傻呀（笑），如果我那时候知道11年后还得在这么折腾这个事儿，我还说得出那些话吗？真不知道。那时我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可以阻拦我，因为年轻啊！可是现在……
说起这些事的时候，会觉得色调太灰暗，其间，有过无数次的彷徨，也时常感到郁闷。但我其实一直都明白，埋怨，什么也改变不了。气话归气话，真让我不管他，目前好像也还做不到。所以只能继续往下走，而且还得积极地往下走。
几年前有家媒体采访我，后来标题出来了，叫《活着》。那时我还觉得不太合适，可此后过了几年，又发现确实如此。我相信自己没问题，所以我就活着，并且还得好好地活着，等待清白到来的那一天。牟先生75岁了，天天锻炼，为了什么？就是要活着，等到「无罪」到来的那一天。
早就有人说过，花点钱，给他保外就医。可别说我没钱，就算我有钱，这样的做法也让我感到是一种耻辱。前年在网上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我真的觉得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南德这个案子既是一个个案，也是一类群体性案件。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也能从中看到国家法治进程的一些脉络。
昨天（8月24日），我从湖北高法再次领取了恢复开庭的传票。上周五接到他们的电话通知时，我就在想，这个电话，已经延迟了11年了。
我去法院里查阅卷宗的地方阅卷，工作人员在查找案卷时很吃惊，说这都是十多年前的案子了。对他们来说，那都己是尘封的历史了。可对我来说，这就是当下，就是昨天。
本文为全文，首发于《人物》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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