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性侵：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性侵害是对一个人非常根本性的摧毁。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性侵害是你对自己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根本、非常大的一个摧毁。」

文｜巴芮

编辑｜赵涵漠

12年前，在俄克拉荷马州盛夏的冰柠檬水和晴亮阳光里，16岁的周韵第一次读到关于性侵害的书，那是Alice Sebold被强奸后的自传《Lucky》，文字坦诚直白得可怕。

书中的Alice Sebold就算已经受到了强奸，还要被父亲质问：「他没有刀，你怎么还能被强奸了呢？」社会对受害人的深入偏见和二次伤害，让周韵受到了极大冲击，「原来这世上还有女性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

16岁之前，周韵都是典型的中国中产家庭的好学生，被保护得极好。书是她在美国做交换生时，接待家庭里的妈妈Jen推荐给她的，Jen是一位人类学博士，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她会跟周韵抱怨迪士尼公主童话可怕的价值观，「公主为什么要等王子来救！」告诉她什么是「玻璃屋顶」和「男性凝视」。正是在Jen的书房中，周韵完成了自己对女权主义的启蒙。

周韵现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但性暴力一直是她非常关心的议题。2016年，周韵在波士顿的Rape Crisis Center（强奸危机干预中心）做起了志愿者，负责热线接听，这期间她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性侵害幸存者。在读到《Lucky》后的十几年中，她研读关于性暴力、侵犯、骚扰的数据与论文，时刻留意国内外的各种相关事件，并在公共社交平台中输出自己的观点，引导大家不要对性侵害中的幸存者进行指责与二次伤害，一遍遍重申男女平权。

她说，「在这些猝不及防的黑暗与丑陋面前，不能闭上眼睛扭过头去，假装万事太平。」

以下为周韵口述。

 周韵 

有些人身在熔炉的环境里，操着狩猎的心

高岩这件事，第一反应其实我不意外，觉得又来一件。 国内这么多年的学术模式还是导师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权威，做一些事情是非常容易的，不像我读博士的时候三个老师管你一个。

但我也觉得这太惨了。当时强奸危机干预中心给志愿者做培训，有一部分是教如果对方想自杀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是要让人看到在自杀之外有其他可能。但如果没有社会、家庭、学校、朋友的求助渠道，那很多时候发现好像除了一死，没有其它任何办法了。

之前新闻里面有一个细节，高岩跟她妈妈说，妈，我不想活了。然后她妈说，你有什么可不想活的，你这么顺。当时就有评论说，高岩其实在向家长求助，家长应该能够意识到，不应把问题掩过去——事后是可以这么说，但这么说可能会让高岩的父母更加自责，我不想事后这些外人的话让家长更受伤。

我一般会立足在学校，因为学校没有心理危机干预啊，按道理来讲，家长再怎么爱孩子，没有专业的危机干预训练，谁知道你能不能意识到这种苗头，就包括我，也是别人给我培训了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苗头。

现在学校都有心理咨询室，但是这心理咨询室到底有没有老师，老师什么样的资质，还是其实就是在门口挂个牌子。而且学校心理咨询室多大程度上是保密，不至于学生去咨询了，反而被学校掌握了一些信息。比方说我被这个教授那什么了，我去跟系主任说，结果系主任转头就跟那个教授沟通了，那这学生以后怎么办？要保密和安全，你不仅是保护学生，也是保护被学生指控的老师。

我知道经常有些人身在熔炉的环境里，操着狩猎的心，指控归指控，教授也是人啊，你也得保证。只有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你才能保证指控人的公正，被调查人的清白，都不会被损伤。

一定要有制度化的求助渠道。你不能指望说，我得碰巧遇到一个好人我才能获得帮助，这回有王敖（编者注：高岩事件曝光的推动者之一），那以后呢？

这个渠道必须专业，不能在求助的过程中被二次伤害。都说报警，为什么很多人不报警？不就是因为报警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被羞辱一番嘛。不管是警方还是校园，必须有一些这种基本的（技巧）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伤害。

北大前一阵发了一个公告，说要制定校园性侵的预防机制（《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不敢说最后怎么落实，但学校起码在这个时候表这样一个态。你指望一个有绝对权力的人靠道德来约束，显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那北大起码开始搞这个机制，就且看最后能不能落实吧，让人看着还是能往前那么一小步的。

 高岩事件的被害人 

Me too 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也有权利不说

我们一般是不用「受害者」这个词的，都是用「幸存者」。因为受害者带有一种无助感，幸存者更加强调的是survive。

对幸存者的态度，这些年可能会更加支持和包容一些。几年前厦大吴春明事件（编者注：2014年7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汀洋发帖举报历史系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3个月后，厦大通报称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那件事当时非常艰难，艰难在当时对汀洋的态度，各种羞辱，觉得她是自找的，是她有问题，勾引了老师。

如果我们不说其他方面的性骚扰和性侵犯，就只说在校园里，对于幸存者的羞辱始终是还存在的，但慢慢会涌现出更多支持幸存者，谴责侵犯者的声音，但一定要有人说这不是被害人的错。

即便在美国，其实对于幸存者也没有那么友好。Me too之后，还是会质疑幸存者。尤其是这种十几年后，没有证据就更难。

国内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永远落脚点是，女生啊，你们要注意安全啊，从来不去讲背后其他机制问题。我们文化里还是在要求受害者完美，不光要求受害者道德毫无瑕疵，人设完美，也要求受害者最后的各种反应和叙述。抓住受害者一点不完美就开始，啊，坐等反转，那这种就很糟心嘛。

责任永远不在潜在受害者这儿。责任永远是我们去怎么样建立一个机制，能够保护所有人，能够让事情发生了之后有地方去一步步怎么解决。要靠幸存者舍得一身剐，在这种混乱的舆论下，把自己的创伤暴露出来，才能去扳倒一个人，其实是非常糟糕的状态。

关于师生恋这个事，哈佛在2015年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的规则，禁止教授和学生的性关系和恋爱，不管这个学生是不是在教授课上。之前是教授不能跟自己有监督关系的研究生，新规只是将原有的规定扩大成了教授和所有本科生。教授看学生，看到的就是学生，不应该是潜在男女朋友或者说潜在的性对象。

流行文化里大家默认性侵害对象是女性，所以对男性，跨性别……非女性的受害者可能求助时壁垒更大。女性受到性侵害后求助的壁垒，很大程度上是对受害者的谴责，包括荡妇这种羞辱。男性的求助壁垒就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对于他男性气质和男性身份是个攻击。

之前被网络曝出的上海名师张大同性侵多名男性受害者都没有人作证。举报人说他借物理奥赛检查身体为由，将男生单独带去家中，要求男孩子脱裤子进行体检，进而实施猥亵和性侵，也是时隔20多年，男生决定站出来指证，当时他们是高中生。从学理的研究上来说，男性性侵更多的发生在童年期间。男性遇到之后，耻辱感和女性是一样的。

强奸的法律定义，美国这么多年是有变化的，最新的定义已经用的是完全去性别化的语言。我们国家对于强奸的定义还是讲违背妇女意志，没有把男性包括进来，猥亵罪客体包括男性。

像性侵热线这种机构，很多时候我们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即便是这样，能够获得服务的人也是首先对机构有信任。但经常被制度性歧视的人他们对制度就没有信任，就很难寻求制度化的帮助。

 美国《时代周刊》2017年度人物「打破沉默的人」 

在Me too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人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我没有站出来，我是不是在庇护侵害我的人？又把这个责任和愧疚感加给自己了。我们机构给报纸写过一篇文章，说Me too固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也有权利不说。

性侵害是对一个人非常根本性的摧毁。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性侵害是你对自己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根本、非常大的一个摧毁。

我们从来不告诉对方你要怎么做，而是把不同的选项放在桌上。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重新建立控制权、边界感。

这个机构跟波士顿所有医院都有合作，有性侵者去医院说是性侵之后来检查的，医院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派一个志愿者去医院陪伴那个受害者。包括是否要通知家人、报警，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提供这种情感支持。

但去了之后，第一件事情是问那个受害者说，你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如果他说不要，那没有关系，我们就走人。完全不强迫，让对方没有任何压力去拒绝。去重新建立边界感，这很重要，首先要把选择权、控制权给对方，第二是把所有耻辱感都给他消解掉。

＃Me too反性骚扰运动 

这不是你的错

性暴力形式多种多样，语言骚扰、网络骚扰、强奸，不是说被强奸那种惨的程度就大于在网上被人骚扰，我们不给人的创伤排队。你只要觉得自己被伤害，那就是被伤害。

如果长期在这种伤害关系下——尤其是孩子或年轻或比较弱势的群体——当我没法控制伤害发生不发生的时候，我能够控制的就是我来决定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去主动找对方，因为这我能控制，其实是一种应激和自我防护的机制。但事后就会给人很大耻辱感，如果不是我想他，为什么我还去主动找他？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人会有这样的心理很正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首先社会整个大环境，不管哪一个国家了，还是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友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人自责很正常，觉得如果当时我没有喝多，如果当时我没有去那个约会，我就不会……那这时候就要跟他讲，不是你的错，是对方选择对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你的疏忽。

第二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反抗？为什么我当时僵住了？或者为什么当时我没有跑掉？其实事后去回忆当时的情境，可能会有偏差。事后评估你当时可以跑掉，但当时的那种情境下，你的大脑跟你做出来的评估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会说，你当时做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survive。不是你的错，你做了所有你能做的。就把他回到当下嘛，不要让对方以极大的细节去描述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其实是个二次创伤的过程，很多人觉得我得事无巨细地给你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才会相信我，才会帮助我，实际上不是的，我们不希望你恶梦重演一遍。

所以我们在提供热线咨询和支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强化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你的错。性骚扰不是出现，而是有人去做的，始终问责的焦点是在侵害者身上。

被侵害之后，有自残行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应激（反应），我去伤害我的身体，是我能够实践控制感的一种方式，不去评判他。另外一种应激机制就是物质成瘾，酗酒也好，使用药物也好，能够帮助自己忘记一些痛苦的回忆。

那我们想了想，要是其他的方法，也可能让你感觉更好一点——比方说写日记、画画或者参加一些什么活动。永远不能够把一个人的应激机制拿掉，而不给他提供一个新的机制。 

这种创伤不是我今天就能给你解决以后所有的问题，也不是说人能够一键重回出厂设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实际上我们是提供一些工具去帮助你渡过眼前这一刻，可能你可以更好地渡过下一刻。这个事情真的很复杂，没有一个办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你不需要接受这种性别的规训

我几年前写过那篇文章，大概是说（女权主义者）怒气冲冲或者敏感。当时我想的是，不是说你一定得这样才能女权，你也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女权。

但我今天又觉得怒气冲冲和过度敏感也没有什么，很多人会说，女生要nice、要温柔，要怎么怎么样，你才好。但我想说，你就是做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也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接受这种性别的规训。

几年前，我们中学文学社创刊20周年，请我作为校友写篇文章。有一天就在微信里看到，小同学们说，找一个颜值高的妹子和男老师谈报销会比较容易。我觉得不能行啊。我就非常正式的给小朋友们留了一段言，说老师看你们就应该是看学生，不管是颜值高低。年纪这么小，不要接受这些很成问题的性别互动模式，并在生活中运用起来。

当时小同学们觉得学姐太较真了，这多大事儿啊。昨天当时的一个小师妹给我在微信上说，当年是怎么想的，现在上了大学，又看到高岩那事，才恍然觉得我当年给他们说的话一点没错。这让我很开心，觉得观点输出是有用的（笑），较真还是有用的。

女性如果写观点文章，挺尖锐的，或挺怒气冲冲，不是很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很多网络上的言论会从你的性别来攻击你。写同样的观点的文章，可能男性就不会受到攻击。比方说一个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他说一些女权主义的话，可能更多别人会觉得你很开明。

性别是一个非常轻易的攻击点和入手点，最简单比方说你是个女权主义者，肯定是因为，第一，你长得丑，第二，你嫁不出去，你才仇恨男人。但对我来说，这都是路人甲，杀伤力没有那么大。（这种评论）其实我哪篇（文章下的留言里）都有，有些可能我就删了。

中国直男很多时候本质上都是好人，但他去认识到自己有什么特权，其实是和你意识到在呼吸空气一样，非常难。很多时候你给他指出来，一下子很难接受，那只能慢慢一遍遍指出来啊。

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最简单的，社会建构的男性就是我不能示弱，不能够服软，但男性也是会被性侵的呀，那他们怎么寻求帮助？每一个被说必须示弱、服软的女孩，背后都有一个受了伤也不许哭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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