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上的物理学家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乏绝路上求生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因为没得选，一出生就在悬崖上，没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从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摆在这些人面前。数不尽的物理专业人士在金融和IT行业取得成功，即便不转行，为什么不回到费米实验室，回到CERN，回到纯粹的物理学里，离开这个地下室？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因为在这条路上，人不孤独。
文 | 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
抉择时刻
抉择是在星期天早上到来的。早上8点，王贻芳突然收到了很多新消息，大家提醒他去看一篇文章，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写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那是2016年的9月。王贻芳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一个实验物理学家。文章里面提到的对撞机，就是他当时正在提案讨论的CEPC实验项目。这是一项高能物理领域的大科学实验，一旦建成，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成为粒子物理研究的前沿工具。但它造价高昂，建造周期长，难度也很大，所以一直存在反对意见。杨振宁发表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代表了其中关键的反对意见，包括美国在建造大对撞机上有过失败前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建造大对撞机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也会挤压其他学科经费，等等。
王贻芳找周围的人商量，这个反对意见，要不要回应一下？
大部分人劝他别回复。王贻芳问娄辛丑的意见，娄是CEPC项目经理，高能粒子物理专家，参与过6个前沿物理实验，他还作为当事人，亲历了美国SSC对撞机项目的争议。他告诉王贻芳，你要是想回应也可以，那你要做好长期论战的准备。大部分人没太大兴趣听你说实验的复杂，大家只想知道一个简化的对错。
高原宁是CEPC的机构委员会主席，当时在清华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当主任。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永远乐观，常常说自己身上有东北人的野，山东人的犟，当院长的君子风范不总有，当土匪的勇气还是常在的。他虽然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最后还是支持王贻芳公开回应，「科学精神想在中国落地的话，这样的练习过程必不可少」，公众也需要一个机会，参与到公共讨论之中。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王贻芳写了一份6000字的回应，题为《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逐条回应了反对意见，为什么美国SSC会失败，怎么做才能不去重蹈覆辙，经费具体是如何规划的，第二天公开发表了出来。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无论对我有利的也好，对我无利的也好，我不愿意说假话。科学上这种事很多，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没有办法说一定是这样才是对，那样就不对。遇到大家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我为什么这么强硬，这么坚持，那我认为是我看清楚了这个结果，把道理想清楚了，这是个学术的问题。既然我已经看清楚，那当然我会坚持。」王贻芳告诉《人物》。
王贻芳是一个强硬的人，所有人都这样说，他的反对者是这么想的，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也都这样认为。乍看上去，他的履历是一份强者选择的人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应届大学生，在南京大学读了分数最高的人才进得去的物理系，毕业后成为著名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亲自面试选拔的学生，作为最早一批物理专业留学生，跟随丁肇中做前沿实验，他在这个行业最顶尖的几个中心——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MIT、斯坦福大学—都工作过，最终回到中国，主持了我国在中微子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只有深入其中，才会发现稀疏出现的不自洽。很多关键抉择并不是他的决定，学核物理是学校分配的，参加丁肇中的面试是导师催他去的，即便到了CERN，他的研究方向多半是边缘课题，选择的理由是「没有人做」。他说，自己其实最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现在天天跟人打交道，那是没办法，是为了科学目标。上大学的时候他担任过学生杂志主编，他说，当时是走在路上，有人拉他去参加知识竞赛，他不好意思拒绝，跟着去了，结果拿了奖，辅导员催他也得给系里做贡献，出一份杂志。「我不是一个学生积极分子，都是阴差阳错，被逼无奈，被裹挟着往前走。他说你帮个忙吧，把这事做了，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法拒绝，也不好意思拒绝。」
「为什么不可以拒绝？你不是一个强硬的人吗？」
「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让做就做了呗，我不是一个自己非得怎么着的人。」他回答时的表情，是解释争议挨骂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为难。「我不拒绝被裹挟，应该这么说，我也不能说我是随和，估计周围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在很多事情上，至少我判断这事大问题没有的话，我可以随着大家走，跟着大潮流往前走，没问题。」
后来的很多选择，都证明了这种强硬的反面。所有学生都说怕他，怕的是跟他讨论科学问题，一旦买房缺钱了都知道，找他帮忙一定借。他甚至包容了写文章攻击过他的人，对方后来有事求他，他也没拒绝。
一个只有物理领域内部的人才能察觉的矛盾是，高能物理实验是一个以10年为最小时间单位的学科，粒子物理实验的问题都非常复杂，要花一个10年研究准备，又一个10年建出来，再一个10年进行实验，至于有没有好结果，也许又要一个以10年为尺度的等待。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常常只有机会做一两个大实验。王贻芳的学术兴趣在于中微子研究，他也已经完成了一个实验，赢得了声誉。建造CEPC这样的对撞机，给他自己带来的只有争议，他在上面做不了自己的实验，而且他今年已经58岁，等它能建出来，他也早就退休了。
争议当中围绕他的一个质疑在于动机，这个人如此坚持，图什么？然而，这个质疑应当指向一个更准确的命题——让一个不拒绝随波逐流的人，不顾反对，非要坚持到底的事，究竟是什么？
烈日之下
高原宁和王贻芳是同龄人，1990年代在CERN做实验的时候，他就认识了这个人。当时他觉得，王贻芳是一个跟自己相反的人。他所在的实验组自由散漫，老大是一个随和的诺奖得主，开会坐最后一排。而王贻芳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以强悍著称，那是实验物理世界定义了「闻风丧胆」的地方。王贻芳做过整个实验组唯一的学生组长，他的个子不高，脸上永远严肃，是出了名的强悍，跟同事争论争了一年也不退让，曾在组内都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了陶轻子的极化。他是一个强悍的导师带出来的强悍的弟子。
直到后来回国共事才发现，王贻芳和自己一样，都是那种甲壳坚硬、内里柔软的贝类动物。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非得怎么着的人。高原宁是从牡丹江考上的北大物理系，1979年的大学生，但他到了北大最常做的事情是上课睡觉。一米九五的高个子，做事也大大咧咧，上课一睡觉就被揪出来。当时他的人生理想是过散散漫漫的生活，不想学英语，也不想出国，能在大学里呆着讲讲物理，找个舒服的地方窝着就行。
但是他们所在的1980年代，正处在理想主义的烈日之下。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学生在下面吃，台上站着人演讲，竞选区人大代表。高两级的师兄比他们大十几岁，是下过乡的一代人，常常教训他们，大学不是让你逛着玩的，不能辜负时代的责任。「那时候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认为中国应该改变，机会就在前面，就觉得我们不做大事，就对不起历史了。」高原宁告诉《人物》。
「我们这些人是经历过『文革』的，你自己看得到，我们从前途迷茫、理想跟现实有巨大的分裂，一直走到后来，走到改革开放，你发现自己跟国家的未来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上大学体会的就是这种乐观和希望，学好了物理，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用的，这种理想不需要任何人教。」王贻芳说。
王贻芳被导师催着参加了丁肇中的面试，很快入选。而毕业时，高原宁本来想留校当老师，北大的导师把他赶了出去，你不能这样，你得去更前沿的地方。后来他去英国读博，好不容易在组里适应了，博士导师又把他赶走了，你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你要去研究最好的物理。
在那个时候，最好的物理就是希格斯物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粒子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CERN在1980年代提出建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希格斯粒子，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对撞机提案SSC，两个对撞机方案几乎同时开始筹备研究。
刚到丁肇中的实验组，导师把王贻芳安排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读博。在佛罗伦萨的公共汽车站，当时也在留学的雕塑家黄黑妮碰到了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他说他来就是研究一下这个加速器是怎么回事，以后回国我们自己也做一个，非常简单，就这句话。这句话到现在都很有份量，整个看过来，特别清晰，就这句话。」
那时候，CERN是整个高能物理的前沿阵地。娄辛丑也在同一时期到CERN学习，埋头做实验的时候，同事总跟他说，咱们喝咖啡去。后来才发现，在这里，喝咖啡是一种工作暗号。一说喝咖啡大家都带着本儿，边喝边聊问题，聊通了再回去，坐下来继续做事。另一个暗号是敲门，问题卡住的时候就敲门找人讨论，可以敲别的实验、别的专业、完全不认识的门，坐下来喝咖啡，一起想办法。「那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生活圈就像到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一样。」娄辛丑告诉《人物》。
这三个物理学同期生最终走出一条相似的人生轨迹——在共和国最迷茫的10年里长大，目睹了改变，选择了物理，成为第一代接受完整专业训练的科学家，花了十几年到科学前沿学习「最好的物理」，并最终把它带回中国，让它落地。
只不过，他们学到的第一条经验是，最好的物理其实跟自己没多大关系。
CERN是一个平等的科学共同体，但实验里的话语权是由科学经验决定的。没有做过很多实验，就没有发言权，很难参与核心。他们在国内从没做过高能实验，因为那时候国内的对撞机提案都还没通过。他们很难参与核心工作，能做的就是找自己能做的事情，边做边学习。
博士毕业那年，娄辛丑有两份工作机会，CERN给他一个位置，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也给他一个位置，他选择了后者。这份工作是一边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任教，一边就近参与SSC的实验。但是等他办好了手续，到学校赴职的时候，SSC项目已经流产了，起初一段时间他的工作就是分东西，实验不做了，剩下的仪器、设备、计算机拿出来，大家分一分。
这是第一份工作带来的经验：科学是会失败的。后来他也跟美国同事讨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沉默，这是一种太复杂的失败，所有错误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政府让一个退休海军上将领导这个科学实验，不懂科学的外行领导浪费了大量的钱，让公众误以为大科学就是挥霍的无底洞，再叠加上两党政治的斗争，一届政府的项目，下一届政府竭力反对。科学、政府、公众之间相互怀疑，彼此误解，项目失败又产生了一种更广泛的误解，反对大科学成了一种正确。
然而，科学一旦失败，对一代人的打击是惨烈的。娄辛丑作为亲历者，去美国的大学里做报告，给他们展示照片，当初新研制的超导磁铁到现在还在那儿晾着，过了20年全生锈了。「美国学生都掉泪了，这个事情没做成，对他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美国科学家两代人的锐气都被打掉了，直到现在，不敢再提对撞机，没有勇气再在自己的国家做这个事儿了，都觉得出问题了。」为实验挖的坑洞一直留在现场，去了华尔街的前SSC雇员出钱把它填上了，后来下雨又陷了下去。十几年以后，娄辛丑带着儿子女儿去找过实验遗址，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也就是在这个密布着反对声的时候，丁肇中带着团队开始了他们的大科学实验，这就是后来的AMS实验。这是一个空间实验，由国际空间站搭载的AMS每90分钟绕行地球一周，筛查宇宙射线，寻找反物质、暗物质。最初的筹备小组只有十几个人，王贻芳是其中一员，参与实验设计。反对、困难、技术局限、没钱，这些SSC的难题也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丁肇中考虑的第一因素不是这些，他反复问自己，也问王贻芳同样的问题——30年以后，你的科学目标还有没有意义？你的预期科学成果还有没有意义？你发的文章还有人看吗 ？
「我从他身上学到第一条就是，科学目标第一。因为经常有人想，我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先讨论钱，后讨论科学目标。丁肇中不一样，他首先就问，你的科学目标是什么？30年以后，你的科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个科学只在现在有意义，那你就不要做了。」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丁肇中身上看到了一个物理学家真正的样子，不是如何强悍，而是如何做决定。一个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一生只能选一两个实验机会，选择的科学目标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几十年、一代人的全部、一个国家的一次机会，这是一个沉重的路径选择，你要非常小心地把所有影响因素纳入考虑，钱的问题、人员问题、技术问题，做大量计算，又要非常坚定，摆脱短视的束缚。科学家是只能活一世的人，但物理学的实验一旦做成，会活到下一代人手里，活过下一个30年，所以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需要坚持的不是眼前的得失，而是未来的正确。
在这个抉择过程中，反对并不是一个纳入考虑的因素。丁肇中在SSC引发的反对浪潮中，说服了国会接纳AMS实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后，送AMS升空的航天飞行一度取消，丁肇中游说国会投票批准，在航天飞机项目永久终止前，额外增加一个飞行任务，把它送上空间站。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回应美国能源部对自己实验的反对，「我拒绝你的拒绝。」
其实，一个物理学家的强硬并不来自于他的个性，而是来自于他对于科学的判断，对未来的理解，对真理的信念。
现实感
33岁那一年，王贻芳做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强硬决定，向合作了11年的导师请辞，去研究中微子。他先去了斯坦福大学，后来回国，主导中微子实验。
这是当时谁都不同意的选择。辞职的时候，丁肇中不同意，回国的时候，妻子也反对。当时的中微子是边缘课题，去大学做讲座只会有几个人来听，远没有留在丁肇中的实验组受关注，也没有留下来待遇好。但是，那时候的实验发现了中微子的特别之处，它被称为「幽灵粒子」，从太阳飞出来以后，一路上几乎不跟任何粒子发生作用，也几乎没有质量，飞着飞着就消失了。王贻芳想研究的科学问题是，这个孤僻粒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自己亲手做，一个大科学实验才有了现实感。过去在丁肇中的实验组，钱的问题只是他研讨方案时写在图表里的一行数字。回国自己主持了BESIII探测器的升级改造，才真正领悟到，这是一个要跟人谈判、瞪着眼睛拍桌子的事儿，要权衡轻重，把每一个零头都考虑进去才能办成。
王贻芳的第一个中微子实验叫做长基线实验，日本建一个加速器，中国建一个探测器，从日本把中微子束打到中国来，观察中微子远距离飞行后的物理细节。回国前他做过计算，乐观地判断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回来花了快一年时间才明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项目，加速器贵，探测器便宜，让日本掏大头去建加速器，但出成果的探测器安在中国，这个事没多少日本人愿意。
现实里的很多细节开始变得有意义。刚回国的时候同事告诉他，你留学回来，应该填个表，申请杰青。它的全称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个有份量的学术头衔，被业内戏称「小院士」。第一年的申请很快落选了，「我看填表嘛，我以为就真填个表」，他填了一张基本信息表、一份个人履历、一份计划报告加预算，就交上去了，一共五页三张纸。周围的人不得不纠正他，评选杰青不能只填表，后面附录很重要，发过的论文、拿过的奖，这才是关键，能评上的人都得附七八十页。来年再申请，答辩第一轮就通过了。
几乎同时回国的高原宁到了清华，他想继续找希格斯粒子，但是清华已经参加了LHCb实验，要去研究底夸克。他一开始依然乐观，这样也行，先在清华带出一支队伍来。可等他想带着队伍参加合作研究的时候，对方也为难，做科研一共就那么一点资源一点钱，没法再多加一个组，你们来晚了。
横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迥异于CERN的世界。再没有人打招呼说，「喝咖啡吗？」敲陌生人的门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没有人再问丁肇中那个30年以后的意义问题。项目考核的时候，坐在答辩席对面的评审统共问一个大问题和两个小问题：这项研究国外做了没有？做了，那你还做它干什么？没做，那你做它干吗？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是王贻芳的第二个提案，这个实验从提出设计到第一次取数成功花了10年，反对声贯穿了10年间的每一天。开第一次筹备会时，会上刚讲完实验的可行性，茶歇时走廊里就回荡着「做不成，肯定做不成」。负责挖隧道的施工队告诉他，这个隧道太复杂了，挖不出来；负责造设备的工厂也说，这东西我们不可能造出来。
2011年10月，王贻芳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察看设备安装情况 图源受访者
反对的顶峰发生在最初的谈判桌上，美国能源部提出投资几千万，但是实验用谁的方案，这件事要谈。在香港大学的会议室，王贻芳一个人，美国代表十几个人。当时，王贻芳组织团队做了方案设计和计算，连系统误差都算得很细，得出了最优解，应该造3个站点，8个探测器，每个20吨。
美方代表全程反对王贻芳的提案。在这里，反对是一种谈判技巧，是用来争夺实验主导权的。美方提议3个站点，3个探测器，每个30吨，王贻芳告诉他们，精度不如我们的好；美方说，那么每个40吨，还是不好；后来，又换成90吨，王贻芳依然不同意，因为还是不如我们的好。
只在那种时刻，王贻芳身上的强硬会冒出来。最优解只有一个，开一整天会，美方拿出来六个方案，王贻芳只有一个方案，一个经过缜密计算、反复核查的唯一解，各种本底、山的形状模型，每种原材料价格浮动会如何影响总造价等都考虑进去了。
方案吵不过，谈判最终陷入了地位之争。美方代表翻脸了，他们开始变得嗓门很大，对王贻芳说，我们这位是美国物理学泰斗，是美国物理学会中微子未来规划负责人，履历、年资、成果、奖项，统统拿出来摆一遍，意思是，你是谁啊？你才多大？
那一年的王贻芳40岁。「他过去可能有很多成就，但是在大亚湾这件事上，他的认识没有我清楚。我们都算过了，不同方案、不同设计、每一个参数，我们算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的认识是对的，他的方案和批评都没有道理。」
谈判谈崩了，双方科学家连手都没握，本来准备好的晚宴也不吃了，就这样决裂，不欢而散。此时最大的危机是，美国是最有财力的国际合作投资方，有能力拿出几千万做基础科学研究。如果美方不投资，实验就会死在这一步。美方代表把王贻芳的强硬态度一路告状告到了美国能源部，要求他们出面提出替换掉中方负责人，否则就拒绝合作。
没有人告诉过他，反对的现实感是一种孤独。回到北京后，王贻芳听了一整年的规劝、试探。许多人包括老一辈的领导找他谈话，劝他让步，「你还是跟他们合作嘛，你没有必要坚持嘛。」「即使你是对的，没有他们，你也做不成，项目会彻底失败。」「你退一步，让美国人主导，你就可以做实验了。」
他也犹豫过，但他从学生时代就呆在CERN，清楚地知道大科学实验里的微妙关系，上百上千人干同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活儿谁干，出了成果用谁的数据，这里面充满了人的政治。「我觉得国家花这么多钱，最后做一个把主导权让给别人的方案，我没有办法交代，也没有办法面对中国的高能物理学界。」
僵持的这一年，王贻芳到处飞去大学、机构游说，继续争取国际合作。黄黑妮见到了到欧洲游说的老朋友，「有几次他来意大利，就他一个人，一个大学、一个中心，一个一个去，就是靠这么讲出来的。我不是干这个的，但我知道很难，毕竟这样的项目有未知数，你又是一个外面的人，还要用英文去说服他们，最后能让大家都决定跟他一起做，不容易的。」
看着他四处争取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一点都没有变。意大利人不守时，那时候他们就常常笑话他，明知道对方会迟到，怎么就不会变通，干嘛还是按时到，白白等了一个小时。她常常想起王贻芳当时的回答，「他迟到，那是他的事。我守时，这是我的事。」
僵持一年后，美方让了这一步，撤掉了美方负责人，放弃了自己的实验方案，派出100人参加中方实验。大亚湾实验最终在2011年底正式开始，55天取数后就测量到中微子混合角theta13。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为物理学贡献了一个基本参数，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
邢志忠是和大亚湾实验合作的理论物理学家，这项实验给他的最大感受是，「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物理学界的评价标准」，过去大家选项目，以能不能发论文为标准，能发专业顶刊就是了不起，能发Nature或者Science，很了不起。「大亚湾给我们上了一课，它告诉大家，你发那些没用，你得做出一个真正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东西，让整个国际学界认可。王贻芳的逻辑是，只要大家公认这个科学目标是最重要的，那么别人做，我也敢做。」
什么是真的
大亚湾成果公布4个月后，CERN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发现了希格斯粒子。再两个月后，中国科学家提出建造中国的希格斯工厂，也就是后来陷入争议的CEPC-SPPC实验计划。
王贻芳在解释的时候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他总是先帮那些反对他的人解释。他会先讲别人为什么会反对，反对意见里的术语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这么想，这些反对意见为什么是合理的，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有他的道理。」
娄辛丑一直在做对撞机领域的研究，他之前一直没法回国工作，因为他试过第一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数据质量，他想做的实验做不了，只能去美国做，后来当所长的王贻芳看起来对造一个新的对撞机也没有兴趣，一直走的是国际合作路线，参与CERN的未来项目，参加日本直线对撞机的筹备，所以好长一段时间里，别人邀请他回国，他都笑着回绝，「没有空调，我干不了活儿啊！」
结果到了2012年，别人告诉他，你可以回来了，王贻芳想通了。
王贻芳是在反对自己的过程中想通的。那是发现希格斯粒子后的战略讨论会，物理学家的热情都很高，希格斯粒子都发现了，未来最重要的就是建造希格斯工厂，一个大量生产希格斯粒子的地方。国外有哪些方案，我们怎么参与，得花多少钱，期间有人提问，新建一个希格斯工厂，有什么不可以？王贻芳反驳他，建希格斯工厂难度高，工程大，造一个隧道就做那么一种对撞，这钱花得亏得慌。
「如果中国新建的话，总觉得花这么多钱值不值啊，科学意义是不是不太够啊，大家就想这个事儿。其实不用外面老百姓讨论，我们也不傻，这种事我们怎么可能不讨论呢？」王贻芳说。
就在反对的过程中，王贻芳突然明白过来了：如果做一个环形对撞机，先做电子对撞，再做质子对撞，相当于一个隧道用了两次，这不就不亏了吗？
而且他从上学的时候就知道，希格斯物理是最重要的问题，过去没实验，没得选，但是如果有一个机会，建成这样的对撞机，下一代、下两代的年轻人就都有了新的机会，参与最重要的物理研究，做第一流的实验。
茶歇的时候他问周围人的意见，大家也听明白了，商量下来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就这样，王贻芳在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国的希格斯工厂方案，它是后来CEPC-SPPC实验方案的雏型，CEPC指的就是电子对撞阶段，而SPPC指的就是质子对撞阶段。后来公开争议中，公众通常以「CEPC」来指代围绕对撞机方案的争议，但事实上，在物理学界内部，主要争议集中于SPPC，也就是质子对撞阶段，因为这一阶段难度更大，造价更高。
对实验物理学家而言，决定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永远在调研、核查、验证的过程里，一项大科学实验通常要花费10年才能从想法落地成方案。
王贻芳说，这其实是一个识别边界的过程，判断极限在哪里，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一个技术的极限在哪里，钱的极限在哪里，从中寻找一个和现实的接口。只不过，每个人看到的极限不一样。尤其是在物理实验里，「条件所限」是最好用的借口。方案需要16个特斯拉的磁铁，中国只造过1个特斯拉的磁铁。条件所限，实验做不成，这句话不但成立，而且挑不出毛病，没找到新条件的时候，条件都是有限的。这个借口限制了未来的路径——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反对王贻芳的人找出来了数不尽的「条件所限」，磁铁造不出来吧，真空技术解决了吗，钱从哪里来啊，国际合作有人吗，领导能听懂吗，能给你批吗？
那种感觉很像是与美方代表谈判僵持的一整年。「所有的项目都会有反对意见，你要证明实验能成功，不是说我有勇气就行了，科学不是勇气的事情，是你的学术积累，是你对所有事情的深刻认识。一般人看到这个坎儿，看不到路，就拉倒了，掉头走了，我们找到了办法，看到了路，解决了它。」王贻芳把这种经验总结成一句话，「你把东西做出来，大家都没话讲。」
这也是他从丁肇中身上学到的坚持。「钱是跟着科学走的，而不是倒过来。不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从来都是认定了科学目标以后，想办法去找钱。」
他的道理只有极少数人能听懂。在反对声中，娄辛丑回国了，他把在美国的大学行政职务都辞掉了，突然之间也不怕没空调了，他的工作是带着队伍一点一点做方案，同时避开他年轻时亲历的那些SSC走过的坑。关键技术卡在超导磁铁上，王贻芳去敲院士赵忠贤的门，这是我国高温超导的奠基人。一开始赵忠贤也说不行，劝他放弃，听完他讲的铁基高温超导计划，他沉默了，赵忠贤是铁基超导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只有他最清楚其中的未来可能性，想了整整5分钟后，他对王贻芳说，可以。
后来，赵忠贤出面，和王贻芳一起推动成立高温超导产学研合作组，2018年，合作组自带干粮研究了两年后，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包括成功制备出国际上第一个高场铁基超导线圈。2020年6月，CERN公布了他们最新的战略，将建造FCC对撞机列为自己的最高优先级，而这个FCC方案和中国科学家2012年的方案路径一模一样，最大的差别是他们不使用铁基高温超导技术，所以造价比中国方案高很多。
其实，王贻芳也是CERN的顾问专家，CERN不止一次询问过他的意见，他每次都直白地告诉他们答案，就像当年跟美方代表谈方案一样，最优解只有一条，先做电子，后做质子，磁铁用铁基。然而，并不是知道了路径就能做，人也不总是选择最优解，对方在另一条技术路径上走了几十年，有路径依赖，不是每个人都能反对自己，把过去的路推翻，接受从零开始。
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细节是，这项超导磁铁技术从本质上来说，跟王贻芳自己几乎没关系。他所研究的中微子用不上这种磁铁，而且仅仅从时间上来看，等这项技术能用在隧道里，最少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质子对撞，估计我这辈子也看不到了，但是我还得去做它（注：指超导磁铁），我不去做，没有这个技术，后面也做不到，这是必经的一步。」他说。
王贻芳解释CEPC的细节时，常常让我想起他做过的另一件事。高能所有一项技术，可以通过检测粒子判断文物年代真假。王贻芳一见到博物馆的人就推荐，我们可以帮你查。后来人家馆长告诉他，你不来查，我的博物馆里都是真的，你来查，一共两个结果，要么都是真的，这事不查我也知道，要么里头有假的，我少一个真文物，这事我不想知道。
即便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还是想拿自己从旧货市场淘回来的古董跑去查。同事劝他别查了，钱都花了，买都买了，搁家里当成真的不就行了吗？他不同意，「可是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人的善意
一个人不畏惧反对，这其实不稀奇，但真正让我好奇的是，一个大科学实验，参与人数成百上千，大家也清楚他的实验从头至尾都有巨大的反对，却有不止一个人选择跟他一起做实验，一起拼，这是为什么？
给我最大冲击感的是物理学家李小男。他是王贻芳的同龄人，也是跟他拍了一辈子桌子的科学伙伴。他们一起升级BESIII探测器，一块儿做大亚湾实验，现在中微子实验的二期工程，李小男又跑去江门常驻，负责实验工程建设。
李小男是王贻芳从美国费米实验室挖回来的专家，为此我在采访前查了他在美国期间的论文、研究成果，学习了专业术语，结果这些知识最后一个也没用上。我请他讲自己现在的工作，他讲的是挖隧道的时候地下水漏了怎么办，铺好的线缆怎么避免被蚂蚁和老鼠咬断，还有一大工作内容是跟王贻芳吵架。王贻芳把项目经费管得很细，细到让他头疼，国家工程建设的标准都是窗户用断桥铝，王贻芳算来算去非要安铝窗，因为省钱。李小男不同意，铝窗过不了两年就生锈，研究员都得挨冻。王贻芳也不同意，咱们得省钱给实验买设备。
「我也可以跟你聊物理，但我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一个工头。」李小男是东北人，说话直。「但今天不聊物理了，我得赶紧去工地食堂找施工队，过会儿就没饭了。」
过去在美国做高能物理，做物理的做物理，工程有搞工程的人来做，但在中国做不到。「我们也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交钥匙工程，但这种大科学工程不像盖一栋楼，每一个点都要很规范的，完全交给他们往往不能达到科学目标，这逼着物理学家不得不深入下去，从零一直到最后过程都参与，这是我们国家的特点，这也是没办法。」
李小男说，做他们的工程，承包商开始都争着想干，如饥似渴，一干起来就后悔了，「没想到科研的基建这么麻烦，要求多，要求也高，可能挣不到钱，有时候还要往里头搭点。」等到一起干了三五年，这群物理学家在工地很受欢迎，特别是王贻芳，经常去现场，指导施工能讲出来门道，什么问题都是自己动手，当场解决，有一次工人告诉项目经理，「这个人是科学家，我们服气。」
「我以前也是做物理的，后来做实验，现在负责基建，成了工头了，物理的工头，但我一点怨言都没有。因为工程很大，必然有时候你得做点牺牲，你得干点杂活、干点脏活、干点累活，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个团队，值。你要换一个团队，可能我也八小时工作制，把手头活儿干完就完了。但你看王所，他这绝对是想干事的团队，他这个亲力亲为不是说在口头上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做到了。在国外你相当于给人家打工，但这里有我们的方案，能按自己的想法做实验，我觉得能碰到这样的团队很幸运，也很珍惜。」李小男说，「说心里话，甭管是现在的江门实验，还是未来的对撞机，跟我们其实没什么关系，那时候没准我们埋哪儿了。但是能赶上这个时代，干这些事，我绝对不是说大话，我觉得很荣幸。」
这种难以理解的选择在另一代人身上也存在着。钱森是王贻芳的学生，负责光电倍增管的研发。他的办公室在高能所主楼的地下室，那是一个连老员工都找不清楚路的地方，一个手机收不到信号的角落，在楼道里绕上好几圈才能找到入口。不过实验室里的人们对这种偏僻抱着乐观，「这里测出来的实验结果没干扰，特别干净。」
高能物理实验需要的设备要求高精尖，你只有亲自去买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并不存在。国内可以买到活性炭，但是高能实验用的低本底活性炭只有去欧洲才买得到；实验需要的20英寸光电倍增管也只有日本能制造。国内造不出大尺寸，造不出高精度，造不出高灵敏度。见到钱森的时候，他还在研究怎么选线缆。实验从加拿大买了高精度的机器，但是国内买得到的所有线缆，没有一根也没有一次读出来的数是对的。
然而，这种难题没人帮他们，只能靠自己。研制光电倍增管的时候，王贻芳带着钱森去跑国内生产商，两个物理学家跟人解释一种新的设计，请他们制作。老总听完就笑了，找人带这些科学家参观一下工厂，「看完就回去吧，创新这种事，你们科学家想想就行了，现实里头行不通的。」
于是，钱森承担起了这些麻烦的工作。这是一项吃亏的研究，发不了论文，评不了奖。他已经10年没有去参加物理学研讨会了。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意义就是「省钱」：研究光电倍增管，有没有物理意义？并没有，花钱就能买。那为什么要研究？因为没钱买。
「高能物理是一个长期投入，你必须把自己当作一个螺丝钉，钉在大厦的基础上面，这个大厦才能建得非常高。它没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团队精神。」钱森说。
我问李小男，一个物理学家最大的对手是什么？我以为他会告诉我，是没钱，是找不到人，这些后来都提到了，但是他第一个脱口而出的答案是，自然。因为即便前面每一步都做好，科学的最后成败往往取决于一种运气，一种通常由自然给的运气。
中微子圈内最有名的运气属于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他退休前敦促学生给探测器换水，换完水一周后，碰上了超新星1987A爆发，他的实验因为最纯的水捕捉到了超新星中微子，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只有王贻芳在讲述这段运气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小柴的运气不是一换完水就碰上了超新星爆发，而是超新星没有在他换水的时候爆发，那样的话，整个实验将会因为他的决定错失发现机会。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生可以犯很多错，有一次想对了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但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不能犯错，只要犯一次错误就会让整个实验覆亡。
在人与人组成的实验里，物理学家的敌人异常强大，人性的松散，工人的稍不留神，研究员的疲劳，紧张下的误判，归根结底，是科学无法计算的人。丁肇中做AMS实验的时候，探测器只有一次发射机会，他常常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惊醒过来，这里是不是错了？那里有没有问题？螺丝会松掉吗？
王贻芳说，他不担心自然的运气，他需要的运气来自于人。大亚湾实验立项的时候四处碰壁，困住他的就是听不懂物理的陌生人。开会桌上，没有人反对科学应该进步，但是谁也不肯先批钱推动这个实验，因为眼前的物理问题太复杂，谁也没真听懂。
直到有次遇到一位地方政府领导，她也听不懂物理，但她听得懂科学家的艰辛。她是第一个没有当场回绝的人，她听完之后想了想，你写个报告来吧。
这是狭窄通道里的一丝缝隙，但最终成为撬动整件事的第一个驱动力。前不久，王贻芳的朋友遇到了这个人，跟她提起往事，结果对方完全忘记了。她不久后调离了当时的岗位，大亚湾出成果也没有在她的任期内。大亚湾实验是中国物理学家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最大成果，那次接见只是她的日常工作，那天她可以直接说不，但她选择了停下来，先听听看。
人们常常说，大亚湾实验只用了55天就取数成功，是大自然赏赐中国物理学家的运气，但王贻芳说，取数成功不光是运气，他们的实验设计精度最高， 「苹果一定会砸下来的」。那些来自陌生人对科学偶然的善意，才是他们真正的运气。
黄黑妮的父亲黄永玉看到大亚湾的成果，一家人都很高兴，黄永玉画了一幅画作为送给科学家的礼物，一个笑眯眯的牛顿，头顶着一个大大的红苹果。送给王贻芳的时候，黄永玉题字命名——《砸个正》。
反对的作用力
反对拥有人们未见得意识到的强大压迫力，它让人迟疑，让人犹豫，让身处成功里的人都忍不住自我怀疑——这条路真的走得到头吗？
阮曼奇是最清楚CEPC发生了什么的人。他是模拟系统的负责人，在计算机里构造一个虚拟的探测器，评估可行性边界。他活在一种强烈的矛盾感之中，在计算模型里，所有数据都在向他证明着希望，方案是可行的，物理结果是漂亮的。可是，即便他拿着这些数据去会上做报告，底下的提问依然是，你这项目快黄了吧。他激烈地说，我可以拿数据，我可以公开明细，我可以拿量化结果出来，但他自己也意识到，人们未见得听得懂，也未必真的听得进去。
反对在每个亲历者身上都留下了一些痕迹，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身上的小心翼翼，他们反反复复修正自己说的话，为微不足道的小细节道歉。
阮曼奇在讲质子对撞的时候提到了能量单位GeV，说完他就敏感地停了下来，「我说这些数的时候是不是比较讨厌？」另一个人讲起实验组熬出成果后，自掏腰包买了红酒庆祝，故事讲完了他就怕了，公众知道科学家喝酒会不会骂我们啊？我安慰他，喝酒庆祝是人之常情，日本的物理学家还把拿完诺奖就喝酒写进了自传里，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他的焦虑，「可我们是会被骂的」。
有的人也不怕，但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极端，用拒绝把自己武装起来。别人问他，粒子物理有用吗？他就冷冰冰地否定自己的意义，没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王贻芳不安慰人，其实，他也不会安慰人。他不会说暖心的话。学生在教师节送他一束花，他批评了他们，不要浪费钱。吃饭的时候别人告诉他，席间的学生回去要熬夜做报告，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那你好好练习，我们全靠你了。」参加学生的结婚典礼，大家起哄让他在婚礼上给年轻人说几句话，结果，他分析了半天2008年房地产供需市场，举起杯子说了四个字：「早点买房。」
钱森说，「领导安排的事一定要做，领导说错的你也得去做，很多人都是这么过一辈子的。但我们开会的时候挨批，他骂的是，你都已经是一个Senior的研究员了，你动脑筋想一想这事对不对，错了你还去做它干吗？他的潜台词是，实验科学要讲道理。我们有时候跟他争论，用实验数据去说，他错了就承认，『对不起，我错了』，他会说的。」
熬不下去的时候，阮曼奇就会去找高原宁，高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也是一个喜欢把学生叫「孩子」的人。高原宁说他，你就是想得太多。「活着要想往前走啊，你就得像一个伐木工，砍倒一棵树，抓主干才能拖去营地里，你要是抓一堆树枝树叶，这活儿就没法干了。」
但私底下，大家还是抱怨那个只知道抓主干的领导，毕竟，旁枝末节何尝不是要紧事。别人评奖，导师都会跟评委打声招呼，这是人情世界的小事，大家都这么干，可王贻芳不打招呼，相信评奖只凭本事；合作的小领导卡着钱不拨下来，换别人低个头说句软话就过去了，他非扛着；邀请国外同行来演讲，对方拿了诺奖后，要求涨价，他一封信把人给拒了。得罪同行，得罪大人物，大家都跟着吃苦头。
说到底，暗藏其间最大的矛盾还是在于争议中的CEPC——为什么非要紧咬着最大的科学目标？我们能不能干小一点的事业？
有矛盾的时候，高原宁就在两头劝。跟年轻人说，你也得理解他，他的位置上有他的难处，有些决定他是要站在整个学科未来去做的；然后转回来劝王贻芳，你也不能太偏激，你能容忍人家研究分子水平的事儿，怎么就不能接受有些人想去做小课题？
高原宁说，他们的难处在于只能选一条路。如果资源多到可以百花齐放，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经费做不同的实验，每个实验都能出成果。问题在于，他们的现实只有一支能打仗的队伍，只有一批粮草弹药，只能走一条路。
我问了几乎所有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这个世界上的确不乏绝路上求生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因为没得选，一出生就在悬崖上，没有退路，只能向上走。可从任何角度看，退路一直摆在这些人面前。数不尽的物理专业人士在金融和IT行业取得成功，即便不转行，为什么不回到费米实验室，回到CERN，回到纯粹的物理学里，离开这个地下室？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因为在这条路上，人不孤独。
钱森拿给我看一份文件，那是他申请评奖的推荐信。原本他自己写了一份，标准模版的一张A4纸，只是去找王贻芳盖章的，结果去领盖章后的表发现变成了三张纸。管章的人告诉他，那是王贻芳自己重写的。
我看到了那份推荐信，密密麻麻写满了三张纸。那是一份晦涩的文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勉强看懂，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术语，一个接一个的数字，最大值，最小值，你要学会了光电倍增管的专业知识，才能最终明白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用最笨拙的方式推荐自己的学生。列每一个数字，数每一道工序，10年间走过多少死胡同，又是怎么想办法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形容词，也没有一句场面话，「现在大家都愿意去做研究发文章，但是他愿意潜心研究关键技术……在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地方，他愿意留下来……我推荐他评选这项奖项。」
最终，钱森并没有评上奖，但是他非常珍惜地保存了这份推荐信的影印稿。在不被理解的物理学世界里，这大概是一个人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在这个距离热闹世界最遥远的地下实验室，一个人付出的10年并没有白费，那些用语言说不清的困顿和希望，但至少有一个人清楚地理解这一切，发生在这里的喜悦和辛苦，每一个细节都记得。
涨落
王贻芳每年都会去拜访自己的导师丁肇中。只有师徒二人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再「闻风丧胆」。丁肇中今年已经84岁了，AMS实验做了一辈子，直到今天还未发现目标结果，但他还在坚持。他宽慰自己的学生，不要害怕反对，「诺贝尔奖得主也反对了我一辈子」。
他拿自己提醒王贻芳，当年他在德国DESY实验室准备建造对撞机的时候，反对最厉害的是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认为高能物理没有前途，但胶子正是在DESY的对撞机上发现的。王贻芳回忆见导师的感受是，「你看准的事情就得坚持，如果你坚持不下来，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位导师依然问同一个问题——30年以后，你的科学还有没有意义？如果有，就去做，剩下的事总有办法。
但是，物理的人生也有没办法的时候。2010年，高原宁得了结肠癌。别人探望他的时候，他还是嘻嘻哈哈开玩笑，只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才会陷入自己的绝望，陷入一种彻骨的遗憾。
他的科学目标是研究希格斯粒子，过去他安慰自己，回国研究不了，做点别的也行，「我也为了生存，做了好多事，绕了好多路，人总得先吃饭。当年大军在东北，主力部队也会被派去剿匪，剿匪也能做得很好，杨子荣也是英雄。」他做了b物理，研究底夸克，研究强相互作用，也参加了北京谱仪实验。可生病的日子让他的乐观走到了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活不出去5年，我可能这辈子真的就跟希格斯物理……一辈子不知道它有没有，一辈子也见不到它……人家英雄打了胜仗，我这辈子，连上街欢呼的份儿都没有。」
这份绝望是他的秘密。手术前，家人跟他开玩笑，还有什么牵挂赶紧说，他也只能笑着打哈哈。
结肠癌手术顺利完成后，CERN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粒子。手术后，他戒掉了抽了几十年的烟，每天步行6公里，他要活到看得到希格斯工厂的那一天。
「我活过来了，我觉得我真的挺幸运的，上天又一次给了我机会，至少我知道希格斯发现了，质量是在这儿的。从这种彻骨的遗憾以后，我突然觉得，好吧，既然我的生命就这点事儿了，那就做点能做的事吧。所以一说CEPC，我们就都来了。我的战友们要去攻克锦州，我作为一个战士，我该回去，回到希格斯粒子去。哪怕说我死在锦州城下，躺在那儿死，我的灵魂也安宁了。」
高能物理开会的时候，每个人的态度都很坚决。国内另一批人提出了做一个经费比CEPC少得多的项目，王贻芳不同意。他怕的是路径依赖，如果还是继续做小的科学目标，这一代、下一代都没有机会世界领先了。他的态度很坚决，只有一条路，一定要推动CEPC。推CEPC的时候，高原宁也很坚决，但是讨论另一个项目的时候，他并不反对。
他说，他理解王贻芳的想法，推进CEPC是责任问题，是为了让下一代参与一流的事业，但是他在大学呆了一辈子，时代已经变了，科学对他们这代人是时代责任，可对年轻人而言，它是一种乐趣，不是非得做大事才叫正确。有时候年轻人跑来找他谈那个小一些的项目，眼睛里闪着光，他也会心软。他常常宽慰自己，即使年轻人不选希格斯物理，只要真心喜欢，做别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他还是会鼓励他们，去做吧，去试试。
只有一次，高原宁发了火。开会时，他还在拦着王贻芳讲国家，讲时代机遇、历史责任，「你让人家年轻人多讲讲，你多听听年轻人怎么想的。」结果，有些人说，CEPC太难了，选择小一点的项目经费容易批下来，还有理由是，小项目能发论文，至少有口饭吃。
「我心里盼望着你们告诉我，你有一个一生一定要做成的事，把这辈子赌上去也要做。给你40亿你做这个，给你400亿你还是做这个，豁出去一辈子也要把事做成。你们如果这样想，这个项目我就支持你们，结果你们犹犹豫豫，抱怨半天，怎么说的都是自己那点吃喝拉撒的事？觉得350亿的事难做，你就不想做了，哎呀，凑合凑合，做个容易的。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高原宁说。
站起来反对的是他的同龄人：「原宁你说错了，这些年轻人现在考虑生存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没做好。我们没有给他们创造一个足够好的环境，让他们敢把自己的一辈子赌上去。」
中午吃饭，年轻人坐的桌上大家简单聊了几句，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个太复杂的命题，盘根错节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在正确与正确之间，这是一种他们无法表达的沉重。
其中一个人说，CEPC的争议给他带来的最大遗憾是，如果因此做不成CEPC，他们会成为天大的笑话。「欧洲都已经把这件事放上Top Priority（最高优先级）了，我们说因为这件事钱太多了不做，这将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把这种遗憾告诉了王贻芳，他讲了物理学的另外一种遗憾。人们总觉得科学一直向前走，发现了分子，发现原子，原子核，一直到粒子，可是放到时间轴里看，这条曲线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很像地质的地层，有些年份密度特别高，有大物理学家，大的发现，再往前走，密度会下降，那是物理学的沉寂期。物理不止一次在这样的沉寂期被人宣布走到头了。1902年，当时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迈克尔逊说，物理科学最重要的基本定律已经全部被发现，可是三年之后，爱因斯坦就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物理并不是走到头了，而是卡在了旧地层里，只要继续往前走，突破了这一层，下一个层次又会有下一次爆发。
活在密度最高时代的物理学家很容易抵达科学目标，可是活在低密度阶段的科学家，就必须学会承受时代的沉寂，学会在压力下往前走。此刻的物理学家就站在这样的地方，站在标准模型和新物理的地层分界上，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一种被困在其中的感觉。他管这个过程叫做涨落。后来我才知道，涨落是一个物理学概念，量子借取能量而生成，又在短时间内湮灭，归还能量。
「科学不是勇气的事，它也不是努力的事，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成。」王贻芳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推动力是什么？是人的好奇心。只要往前走，这个学科它就存在。」它可能涨落，但不可能湮灭。
CEPC项目现在依然身处争议之中，没有人拍板通过，也没有人拒绝。但是，阮曼奇还在继续他的模拟计算，现在一期造价算下来350亿，他们也在继续想办法降低二期造价。王贻芳把项目组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印出来，厚厚两本书，送给反对者，希望他们听听这个方案的细节。
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科学家，会给彼此留下礼物。离开意大利的费米给正在筹划中的CERN写了一封信，提议他们开发大型计算机，这被称为费米「留给意大利的最后礼物」。上一代物理学家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的那一年，在主干道种了两排松树，30多年来长得郁郁葱葱，结出的松果寓意是「绝不动摇的信念」。不过，到了严格抠钱的王贻芳这一代，树是种不了了，在江门新实验的园区，李小男撒了一些大叶草的种子。这是高能物理这一代人的礼物。它是一种最省钱的草，不怕旱，不怕暴晒，即便被踩踏，依然能继续长出新芽，在所有没有希望的条件下，它都要活下来。
振荡
所有人都看出来，他们的科学伙伴老了，拍了一辈子桌子的人心软了。他最终同意给休息的宿舍装断桥铝的窗户，让下一代的年轻人累了回去能睡个好觉。但是他算来算去，其他窗户必须还得是铝的，钱还是得省下来去买设备。
其实，老朋友早早就察觉到，这种柔软一直存在。刚认识的时候，王贻芳夫妻俩都怕有毛的动物，可是偏偏黄黑妮一屋子里养了十几只猫和狗，「这个王贻芳我想要不是认识我，他绝对不会跟猫来往的」。她看着猫从他身上走过来走过去，他坐在沙发上，允许它们趴在身上。
在长达36年的漫长磨合中，他逐渐学会了摸小狗的下巴，叫它们的名字，最近他终于在抱着狗的时候会笑了，黄黑妮给这历史性的一幕拍了合影，大家都笑了。
今年夏天的时候，黄黑妮帮父亲整理出一生的木刻作品办展览，在400多张版画中，黄永玉挑中了在佛罗伦萨过年时的作品，作为展览的收官之作。那是1991年在佛罗伦萨一起过年时送给朋友们的贺年卡，大黄笑眯眯地躺在羊身上，高高兴兴的一个羊年。当年收到贺年卡的人之中，王贻芳是为数不多仍珍藏着那幅版画的人。
找王贻芳借版画的时候，黄黑妮有点感慨。自己的朋友一点儿也没有变，除了人胖了，头衔从小王变成了王所，他还是在佛罗伦萨第一次见面时的年轻人，「研究回来也做一个」，一直到现在，一点都没变。
「我得说，之前他没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点担心。像王贻芳这个性格，直来直去，回来怎么处理，关系他会不会处理好，稍微一出错可能就砸了，就很担心。但是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这个我倒是刮目相看。」黄黑妮说，「我觉得，社会也是发展了，能认可这种直的方式，认可直线最短，令他能够做成这些事。」
吃饭的时候，王贻芳嚷嚷着，等我过了65岁，脑子老了，跟不上科学前沿了，我说什么你们都别听我的。他指着席间30多岁的年轻研究员说，到时候你们自己去想，自己拿主意。天天听他唠叨，高原宁和娄辛丑开玩笑，回头把这句话刻成匾，等他老了挂门口提醒他：「让年轻人自己拿主意。」
这场阴差阳错的物理生涯终于快到终点了。高原宁盼望着退休的那一天，到时候，他要过自己唠叨了一辈子的散漫日子——找个能喝咖啡的地儿，搁几本书，往里一窝，想看啥看啥，想看到几点就看到几点，除了他家的猫，谁都不能来烦他。「说实话，我也没什么特崇高的理想。我自己心里头最喜欢的是实验物理，但这后边好多事，包括今天当院长，我老觉得是某种历史把你扔到了这个地方，你不得不负起这个责任来。」
当然，他还是舍不得他的物理。他现在当了北大物理学院院长，在那里鼓捣出一个小小的咖啡厅，盼着学物理的孩子们能聚在这里，喝可乐也行，喝奶茶也行，像他们年轻时那样，无拘无束地讨论形形色色的粒子，去碰撞，去吵架，去敲门。
2020年开学典礼，高原宁在学生家长的见面会上有一番这样的发言：
「我上大学，学的也是物理，懵懵懂懂入了门。物理塑造了我的人生，这一路也挺难，可我没放弃，因为我没法放弃。说白点，我要是放弃了，就没法去参加同学聚会了，我没法坐那儿说，我是在哪一段放弃了。」他指了指楼上的会议厅，那里坐着2020年入学的新生。「从现在开始，他们要经历各种磨难，没有一条路走下去能一定没有困难。他们将来面对的问题可能是极端残酷的，要让他们不怕做艰难的事情，打倒了，站起来，又打倒了，再站起来。也许最终是要跟现实妥协的，但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妥协，要承担起一个精英应该有的责任。」
等到退休那天，天天和人打交道的日子结束了，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物理世界里去了。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乐趣。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曾经是砸中牛顿的苹果，启发爱因斯坦的时钟，希格斯脑中的沉默粒子，哥白尼看到的太阳。物理学发展的数千年历史里，战争、酷刑、灾难、衰老甚至死亡，都不曾真正消灭掉这种乐趣。钱能凑齐，人能找到，任何新东西都能造出来。一个人从20岁走到了90岁，走到生命尽头，还会有下一个人，从20岁继续往前走。
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是，只要说起中微子，王贻芳会不自觉地眯起眼睛笑起来。他研究了一生的中微子特质叫做中微子振荡，其他粒子要么不变，要么彻底衰变成另一种粒子，只有中微子会在飞行途中变成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中微子，抵达终点的时候，它又会变回来，回到出发时的自己。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极少数的希格斯粒子能挣脱束缚，极少数的中微子会被捕捉，极少数实验能最终真正落地，极少数人愿意走到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人才能发现它们，这是大自然偶然展示出的一个谜底。它要仰仗时代的机会，他人的善意，自己的坚持，也会笼罩在反对中，在交织着喜悦和痛苦的每一天，捕捉一个微弱的讯号。
（高杰、沈肖雁、杨长根、曹俊、徐庆金、何苗、瞿中华、肖煌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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