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 长报道
《锵锵三人行》一录18年
窦文涛陶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直到最近方才醒觉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文 | 刘磊
编辑 | 赵涵漠
摄影 | 尹夕远
采访 | 刘磊 陈睿雅 郑嘉馨
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窦文涛先生的本命年，一位朋友帮他在香港黄大仙祠求了一个事业签，中的签是「王质遇仙」。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晋时一位名叫王质的樵夫上山砍柴，遇山洞里两老翁下棋，便在一旁观战。看了一会儿，老翁提醒他该回去了，王质才发现自己的斧柄已经朽烂，待回到家，村里已经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了。原来一局棋未完，世间已过了千年。
窦文涛起初不解其意，后来就自己琢磨，越琢磨越觉得这注签很灵，他的确就是那个遇仙的王质。1998年3月，他走进香港凤凰卫视的录影棚里第一次录《锵锵三人行》，转眼间已过去18个年头。他每周很规律地去公司录像，录完就走，虽然每天都有新的话题，但就像在石家庄水泵厂做了一辈子工程师，只是低头干活的父亲一样，那是一种缺少变化日复一日的上班族生活。
这18年来，窦文涛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太大变化，他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自得其乐，陶醉在「与时间无关的东西里」。「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他说樵夫的故事准确地讲出了他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2015年12月9日，北京的又一个雾霾天，一群人从凤凰国际传媒中心大楼的一间狭小的化妆间里鱼贯而出，窦文涛走在他们中间，神采奕奕，像是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似乎随时做好了谈笑风生的准备。这是他即将切换到荧屏模式之前的时刻。在荧屏里，他将成为那个观众熟知的窦文涛，插科打诨，调情说笑，一副「混不吝」的形象。
这一集节目的嘉宾除了老面孔梁文道外，还有「新人」王福重。这位比窦文涛大两岁的经济学家开玩笑说，我是看着你们节目长大的。时间回到节目开播之初，1998年4月，那还是互联网时代的前夜，中国荧屏上常见的仍是字正腔圆，总想着教育观众的面孔，《锵锵三人行》开创性地将生活中的朋友闲聊搬上电视荧屏，谈风花雪月，讲尺度不小的黄段子，以调侃的口吻谈论时政话题，其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禁忌的解构意义不言而喻。
曾担任《锵锵三人行》主编的邹倚天记得，在北京，混88号（即位于工体北路88号的Club Vogue，2000年前后北京一个著名的文艺圈据点）的人都爱看《锵锵三人行》，因为，「终于有一个节目不装了」。《新周刊》在《锵锵三人行》10周年的时候推出了关于这档节目的封面报道，并评价窦文涛对中国电视的贡献是，「他让中国电视开始说『人话』」。
窦文涛穿过几十米的走廊，拐进了左边的录影棚。空旷的棚里，除了伸着长手臂的摄像机和天花板上吊着的一盏盏LED灯，只有一张铺着几张报纸，放着三罐赞助商品牌饮料和三个杯子的圆桌，以及围放的三把椅子。
出现在监视器里的他们身处一幢奢华的海景房里，背后是旋转楼梯，摆着硬装书的书架和落地窗外绚丽的夜景——但那不过是电脑特效，在现场，你能看到的只有光秃秃的绿幕。时代风云变幻，同一时期诞生的电视节目大多已不复存在，但这档聊天节目仍每个工作日准时与观众见面，三个杯子，三把椅子，三个人，海阔天空地聊，像遇仙的山中洞穴，18年前如此，18年后复如此。
让窦文涛从山上的棋局中回过神来的是4年前母亲的第一次中风。进ICU，以一天几千块的速度划账单。想到父母，想到自己将来的养老，经济上强烈的不安全感骤然袭来，现实将他从个人的小世界拉到了外面的大世界。最近几年，他开始更频繁地「出去挣点钱」：做时下热门选秀节目的评委、导师；帮地方卫视主持为期一个季度的节目；制作自己的首档网络视频脱口秀节目。
「你现在这个岁数，你容易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说，你还能挣几年的钱，对吧？你不趁着这个（时间）使劲挣点钱，你将来你干不动了，或者说你干得动，你早过气了，人家不找你了，你不值了，你不值这个钱了，那你怎么办呢，对吧？」与电视上那个插科打诨的窦文涛截然不同，《人物》记者面前的窦文涛是个散发着某种忧郁气质的诚恳绅士，说每一句话都像对老友倾诉衷肠。
说话间，咖啡馆落地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你以为你才过了几年，可是你一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啊，你就觉得好像这人世间已经过了多少寒暑，几度轮回。你觉得老的规则、老的游戏（都不存在了），就是不再是你熟悉的游戏，也不再是你熟悉的游戏规则，人们做人处事的方式似乎都不一样了，」窦文涛说，「年轻人也越来越，怎么说呢，有了他们一些新的做法，新的做派。这一切都让你觉得新鲜。」
▲ 窦文涛和梁文道在录制《锵锵三人行》的棚里
机心
窦文涛人生中的棋局，最为人们所知的是《锵锵三人行》，他在同一个节目的同一个位置上坐了18年。他的「凤凰发小」陈鲁豫觉得，在如今这个时代，8年一直做一件事已经特牛了，18年一直做一件事简直称得上行为艺术。
节目播出的头几年，窦文涛的确像是在搞行为艺术。他人在香港，录的节目却是面向内地观众。其时凤凰落地有限，观众的反馈渠道只有书信，境内外邮费还挺贵，身在香港的他处于「真空状态」，观众来信也看不到几封，头脑中完全没有观众的概念——有多少人在看？他们是谁？全都不知道，就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聊。
在其时刚刚创办两年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最初的定位是严肃的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采访两名固定嘉宾。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是：既然嘉宾要固定，但没有一个专家是万能的，这个节目怎么聊得下去？
窦文涛某天凌晨突然开了窍：朋友之间为什么在生活里可以一直聊下去？那就像朋友闲聊一样录节目好了——这个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电视界不可谓不新鲜。第一期节目中午播出的时候，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兴奋地跑到当初举荐窦文涛进凤凰的一位副总裁的办公室，说，没想到，文涛是大才。多年之后，刘长乐说，文涛实际上违背了我们的初衷，他做成的不是我们当初设想的，可是那更好。
既然模仿生活，那时饭桌上流行讲黄段子，他也在节目里讲黄段子。天津一位报社主编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文涛，天下第一黄。两三年之后的某一天，窦文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节目是有观众的。他在上海碰到刘长乐，刘长乐说，文涛啊，你这个黄段子给我们增加了很大麻烦哪。但他接着说，不要紧，你做你的，有事我给你顶着。
「从你知道有观众的时候，你的负担就开始了，因为那个时候变成你不是在为自己说了，你开始想他们喜不喜欢听啊，对吧？人家反应好你就高兴，人家批评你，你就挫折，然后你心里又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满意呢？」窦文涛回忆。
2000年之后，某位曾经的央视《新闻调查》执行制片人加盟凤凰台，后来做到副台长。当时这位领导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向窦文涛灌输他的理念。一起去KTV，他拉着窦文涛说，文涛，传媒乃公器，你应该为人民说话。一起喝酒，醉醺醺的这位会说，文涛，位卑未敢忘忧国啊。他给窦文涛推荐许多公众话题，完了还鼓动，你看，这样的节目老百姓爱不爱看？！你爸你妈爱不爱看？！都是为他们说话的。
领导的推动和当时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促使《锵锵三人行》开始从最初的风花雪月向讲抗战老兵一类的忧国忧民转型。2003年，窦文涛开始同时主持另一档法制节目《文涛拍案》，以说书的方式演说包括孙志刚案在内的大案要案。这些沉重而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节目赢得了观众的喝彩。有人写信给他，称他是包青天。
《锵锵三人行》现任主编毕蜂第一次认识窦文涛是在2004年，那时还在读硕士的她和师姐一起到深圳采访窦文涛。采访中，窦文涛和面前的两位女学生谈起领导带给自己的转变。他说，他这个人一直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太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有情怀的领导，所以他的节目要从没心没肺向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转变。窦文涛一直讲一直讲，一个人讲了一两个小时。采访完，师姐问毕蜂，你觉得文涛说得怎么样？她说，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感动得想流眼泪的感觉呢。
那几年，他几乎全年无休。每周一、二、三做《锵锵三人行》，四、五、六做《文涛拍案》。每周两个晚上通宵不睡觉。
陈鲁豫向《人物》回忆，时长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他常常要从早上录到午夜。啪，一拍，然后嘚吧嘚吧嘚吧。跑出去看录像。再来一遍。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跑出去看录像。再来一遍。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到了最后，棚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他一个人在那里跑进跑出，继续，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陈鲁豫说：「我们说像神经病似的，那个场面你看着你会觉得特别逗，只有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在那个地方。」
窦文涛回忆：「我记得那时候总是工作到快天亮的时候，我一个人开着车回家。有一次深圳下大暴雨，我就开着我那个吉普车，两眼通红，车两边就像军舰那两边那个浪一样，『哗』这么着，我像开着巡洋舰劈波斩浪往前走。那个时候看着远方的天啊，都是鱼肚白了，快天亮了，我心里就是四个字：了无生趣，了无生趣。」
尽管《文涛拍案》收视率总是保持在凤凰卫视前三名，但他实在不喜欢，就给领导写信请辞，最终三辞三做，2011年彻底停播。在他不想做的时候，台里的领导总是说，我们没要求你那么认真，观众也没要求你那么做，你照着写好的稿子念就行了，而且录第一遍和第六遍也没什么区别。但窦文涛完美主义强迫症的性格让他做不到照着稿子念，也做不到不较劲，所以只有放弃。
这种性格可能遗传自他的父亲。父亲挂一个相框可以挂一个小时，先拿铅笔标出钉子的位置，然后让窦文涛拿着指头在那儿捅着，父亲反复地端详，再高一点，再低一点。拧螺丝，反复地拧，有时最后能给拧劈了。有一天窦文涛翻自己中学时的日记，里面有一句话写道：「哥哥告诉我，『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多年后，他在一场讲座中笑言所有的悲剧都因为这句话的影响。
在领导力推的节目向忧国忧民转型中，窦文涛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做节目的乐趣完全没有了。「这不是你灵魂里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多么强社会责任感的人，也不是一个关心家国天下的人。简单粗暴地指点江山为民请命也有点心虚，甚至我认为你并不了解全部事实，因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不是说那么振臂一呼，或者骂两句政府，你就客观公正，对吧？」窦文涛说，那几年节目里的聊天变得越来越闷，最后他和节目「离了心了」。
节目重回本心后，窦文涛如今把当初的那段经历看作是一个涉世未深的男孩逐步被社会化的过程，他发现了里面的「机心」：「如果你不是个忧国忧民之士，你以为靠着忧国忧民能够让你讨好（观众），这本身就是一种机心，虚伪谄曲之心。」
▲ 《锵锵三人行》开播前，窦文涛在化妆间
山中另有棋局
窦文涛的山中另有棋局，那是他工作之外的私人世界。对于工作，他信奉的是香港人的打工仔哲学：「一个事，即便我跟你说我多爱它，我多享受它，可是你要是老板，你也甭以为（这就能当真），我有一个基本点我是为了工资才来的。」
在形容个人生活与他广为人知的职业身份时他这样形容，「这个节目呢，也是我跟社会之间的一个窗口，是我跟公众唯一的交涉，唯一的关系，可是实际上我业余时间99%是我的个人生活啊，我的个人生活在心里更重啊……因为别人只是在这个节目（认识我），你以为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全部，所以说（就误以为）他18年一直在做这一件事，这个东西对他一定无比重要。」
其实他真正喜欢的是生活，色、声、香、味、触，看好看的，听好听的……每次录完节目，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录完节目去见朋友，朋友问他，你们今天在节目里聊了什么？他常常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在梁文道的眼中，窦文涛骨子里是晚明江南文人的性格。他有一个很小的朋友圈子，都是些比他大5到10岁的艺术家、收藏家，这些朋友也都是晚明文人的派头，没事坐在一起喝喝茶，看看画，赏玩赏玩新得的石头、古家具、青铜器。
《锵锵三人行》的另一位老嘉宾孟广美说，窦文涛有一个老灵魂。「老灵魂」喜欢古意的东西。几个月前，窦文涛托朋友以5万多元的起拍价拍下了一个青铜爵杯。特开心，没事儿就拿出来看，浮想联翩，想着它跨越3000年到了自己手上，想着它曾经的主人或许是某个立下战功的将军或某个受到皇帝封赏的贵族。
「你看五四的那些学者，包括鲁迅，他不在外边扔『匕首与投枪』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叫『扒故纸堆』的乐趣，我觉得真有，而且我觉得这种乐趣真是能腐化人。你只要生活无忧啊，现在我能理解，你比如说像陈寅恪他们这样一些人，包括鲁迅啊，他不干预社会的时候，他就弄几个古碑，他研究一些古碑，或者研究中国小说史，他弄这个。我现在就发现，要不呢你就进不去，如果你进去了，这个故纸堆啊是能把你葬在里边的。」窦文涛说。
因为故纸堆里有知识的海洋，无穷无尽。有一段时间，窦文涛在一门心思地琢磨一个问题。中国五代时期有个画家董源，他有三张画在中国内地的博物馆里，《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和《夏山图》。后来纽约有个收藏家买了一幅画，叫《溪岸图》，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个《溪岸图》据说是张大千拿一张藏画跟徐悲鸿换的，几十年后又卖给了纽约的一个著名的收藏家，叫王季迁。然后有个人从他手里又买来，捐给大都会博物馆。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这张画是张大千作的假，几十年的一个骗局。学界为此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各方各派都来论争。中国现在的主流意见认为这幅画是真的，反而出现了一个观点说，《溪岸图》才是董源留下的唯一真品，内地那三幅不是董源真迹。窦文涛花了很大的功夫琢磨这个问题：《溪岸图》到底是不是真董源？那三张又是怎么回事？
有次他和梁文道聊天讲起这事儿，梁文道说，你可以给我做个视频节目，就讲这个嘛。窦文涛说他是门外汉，压根儿不好意思讲。他自知永远不会琢磨出个所以然的，没人关心他的看法，这事儿跟他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花这功夫确实没用。但「我确实对这个有兴趣怎么办，我就是有兴趣」。这个过程让他细细欣赏名画，起码得了美。
工作之余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窦文涛都宅在家里。家里独处的世界对他来说安全，舒服，充实。陈鲁豫有时问窦文涛，你在家干嘛啊？窦文涛总是说，我在家里面忙不过来啊。
宅在家里的典型一天有点像他的节目，结构是非线性的：早上起来，泡一壶普洱，从书架上随手抓起一本书，翻到任何一页，往下看。看了会儿可能上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在三米四的长案（台湾朋友送的百年铁梨木独板）旁逗留半晌，看案上展开的《女史箴图》，然后突然对画家顾恺之产生了兴趣，就转去看和顾恺之相关的史料，有时好多本书一起摊开摆在桌上看。这时，叮铃，手机来了条微信，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手机上，接着拿起手机把先前存下的好多篇未看的文章（从《土耳其、欧亚主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到《凤姐宣布要转型做天使投资人》）看完。突然想给某人打个电话，打完电话又该走跑步机了，《权力的游戏》还有3集没看完，就边跑步边看《权力的游戏》。如果不用挣钱的话，他想自己成天就是宅在家里做这些在别人看来「很无聊」的事情。
尽管毕蜂早就知道窦文涛不喜欢出门见人，但某次陪他看戏的经历才让她对他的这一面有了切实的认识。有期节目打算请一位台湾的戏剧家上节目，毕蜂就逼着窦文涛去看他的新戏。窦文涛背着一个包来了，她把票给他，说，文涛，这是你的票，你进去坐吧，然后她转头继续跟朋友说话。过了会儿，她发现窦文涛很不安地站在她的背后，在那儿等着。她这才意识到，哦，他可能是需要我陪他一起进去。然后两个人就一起进去坐下。台里的领导也在，过来打招呼，啊，文涛，不错，来看戏，好，一会儿跟我去后台慰问演员。这时候毕蜂看到「他抱着他的包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就咬着那个包躲在那个位子上了」。然后整个人非常紧张地看完那场戏，临近结尾时，戏还没完，吱溜一下就跑了，「生怕被人看见的那种状态」。
窦文涛说父亲也是一个总藏着自己的人，窦家人从不到邻居家串门，也不走亲戚，「跟外界是完全封闭的」。他的父亲出门总是戴着顶帽子，走路很快。回到家，摘了帽子坐在沙发上，出一口气，「好像就觉得哎呀，世界上只有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和最舒服的。」
《茶馆》里的王利发
山上的棋局，一下就是18年。别人夸赞这节目长盛不衰，窦文涛说，「你调整一下，是长衰不盛。」在他看来，自己这么一直做下来和父母一辈子在水泵厂工作并无不同，「实际上是因为我懒惰，而不是因为我坚持……反倒是我的消极的品质，而不是我的积极的品质，决定了这个节目的18年。」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为社会呼吁的，我也很早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窦文涛说，「我跟Google差不多，我尽量别作恶，对吧，但是呢，我还是要活我自己，大多数人跟我没什么关系。」
某种程度而言，正是这种价值观决定了《锵锵三人行》的调性。窦文涛每天谈论时下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并不想将节目变成辩论场或真理的发表地。他有一个独特的「谈资价值观」——任何观点都是一个谈资，增进谈话兴味的材料：「老实讲我才无所谓你这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我关心的是你这个观点聊得有没有意思，或者我能不能找另一个观点跟你的并列一下。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爱憎不分是非不明，就是谁说的都觉得有道理。」
有一期节目聊反法西斯阅兵，窦文涛夸说，瞧这正步走得多齐，一群人像一个人，咵，咵，咵。后来查建英就转达她一些公知朋友的意见，说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立场啊。窦文涛发现他和知识分子立场有重合也有距离。这些年他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就是《茶馆》里的那个王利发，就是想把这个茶馆开下去。招呼嘉宾们都聊得开心，尽兴而归，这就是他最大的满足。
窦文涛希望自己的茶馆更「俗」一些，更活色生香一些，成为文人雅士的会客厅并非他的初衷：「有些人就说，这是个文化人很感兴趣的节目，这对我并不是一个赞美，我不希望变成这是一个很有知识的节目，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的脑子里好像没那个分别心。相反我是觉得有些知识分子，他谈话当中，我觉得他有这个知识障，就是有时候知识也会成为你的障碍。」
有一次录节目，纪录片导演徐童带了一个他片中的主人公，做过夜总会小姐。她一上来「哇哇就侃了一通这些嫖客的经历」，完全来自生活的语言和表达，窦文涛觉得很震撼，比知识分子讲得有力度：「你知道吧，她有劲儿，她有一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不要说我觉得（我是）才子，不要有这个气息，不要有这个气味，这个气味都很酸腐，才子气，教授气，学者气，书卷气，对吧。为什么要有一个气？你有一个气，你就开始俗了。」
在那个遇仙的故事里，后世的文人给王质安排了各种不同的命运，或「号恸而绝」，或「复入山，得道」。对窦文涛来说，他给自己安排的选择是作出些调整。一次《锵锵三人行》请了某个年轻嘉宾，这位嘉宾话里话外老是想宣传自己，老是想看镜头，和观众打招呼。节目组的同事们都觉得他不可爱。窦文涛倒觉得他不错，只是没经验。他觉得这些同事是习惯了《锵锵三人行》里原有的那套自然、真诚的表达方式。在见识了一些「新时代的新人物」之后，他反而觉得过去看人的标准或许需要调整，如今的诸多形势也需要适应。
过去，在梁文道看来，「（窦文涛）就完全违反一般的这种电视娱乐圈或媒体圈人的那种状态，他觉得最好不要被人看到他，他喜欢躲起来。」商业活动的主持邀请，有电视直播的他不去。别人不能理解，有直播不是影响更大嘛。窦文涛想的是，既然这是一个丢人的活儿——所有表演性强的表达都被他视作「丢人」——咱就臊眉耷眼地做了，看到的人越少越好。
如今，他对待商业活动上的心态也在转变。以前觉得丢人的事儿，虽然现在仍然觉得丢人，但接受的尺度大大放宽了，好些事儿现在可以「厚着脸皮」去做：「我现在觉得比起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父母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丢人就丢人吧，丢了怎么了，我又不伤天害理。」
在第二次采访中，窦文涛向《人物》记者诚恳地谈了自己在认识上的转变，「你见识了一些新时代的新人物之后啊，我就觉得我需要学习，就是你需要打开一些。」窦文涛用互联网打比方——「互联网就象沙滩里有金子，淘金的人怎么会嫌沙子多？就是泥沙俱下，看你能不能淘到金。」
他有时也在想，可能人要想进步，就是不能太舒服了，而过去他太贪恋这种舒服了。
当然，如果因此以为窦文涛已经理顺了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拧巴，就有些夸大他的转变了。十几天后，他在《天天逗文涛》里谈琼瑶诉于正抄袭案的新闻时提及了自己与《人物》记者的这次对话，他跟《人物》记者所谈的认识上的转变再次产生了动摇——「关于这个有劲该往哪儿使的问题，对，大家为了成功都是很勤奋，都是出尽了全力，但是这个力、这个功夫放在哪儿，放在抄，还是放在吹？哎，这个要不要讲究？」
下山，或是不下山？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纠结」性格。毕蜂讲起凤凰卫视的同事间曾流传一个拿窦文涛的性格开玩笑的段子：「做《拍案》的时候，讲到一个什么杀人犯，什么事不高兴就提着刀去砍同事嘛。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如果是文涛会怎么样呢？说文涛会把那个刀放在他的那个包里，每天背着来背着回去，反复想我砍呢，是不砍呢，把那个刀从包里拿出来再放进去，背过来又背回去，然后最终什么都没做……」
「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是个非常贪婪的人，我想，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我把你们，每个人觉得所有好玩的东西，我都得享受一下，最好我都能知道它的妙处。我觉得要是我有什么人生目标，我想恐怕是这个。」他仍然贪恋舒服，如果可能的话。山中观棋才是他真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