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师之后 | 长报道

3个抢劫、杀害老师的小孩被送进工读学校

在那里还有28个犯事的同学

文 | 张瑞

摄影 | 张瑞

编辑 | 赵涵漠

狗偷娘的见识

谢林戈外号「狗偷娘」，意思是连自己的娘都不放过——有三分滑稽，又有三分阴狠。他曾带着3个人去一户人家「抄家」，入室盗窃，翻出来两万多，正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主人却回家了。他们一路跑，男主人一路追，还真被主人揪住一个同伴的袖子。

「那就搞嘛。」谢林戈抽出一根电棒，转身冲了回来，一棒，那人就痉挛着滚在了地上。后来被抓到时，警察说那个人手被电断了。

谢林戈今年14岁，被送进了邵阳的工读学校。那里每晚7点组织学生收看新闻联播，看完，还得有一个学生复述一遍内容，这是固定日程。在谢林戈入校的第一晚，负责复述的学生是刘琦，他13岁，身高近一米七，眉毛很浓，眉尖像承受不住重量似的往下斜，显得有些愁苦。

「今天新闻，给我们讲了，那个飞机被土耳其击毁的事件，土耳其将击落的俄罗斯战斗机的尸体交了回去……」

第一眼，谢林戈不大看得上刘琦，觉得他是那种「被人拿刀砍，就要转身跑」的家伙。

他佩服的肖林坐在教室后面，第一眼就扫到了——13岁开着偷来的SUV搏命逃亡，特警开了枪才被拦下来，上了《今日说法》。

但谢林戈不知道，刘琦看着有些蔫，却是犯事最大的：10月18号，一个沉闷的午后，刘琦和另两个孩子，用一根木棍和一把生锈了的剪刀，杀死了一位53岁的女老师，打断了对方3根肋骨，就为了抢劫2000块钱。13岁的刘琦是3个孩子里年纪最大的，另两个，一个12岁，一个11岁。这起案件当时因杀人者的年龄之幼小，手段之残忍，轰动全国。

按照法律规定，14岁以下是无刑事责任的年龄，那些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会被送进工读学校。湖南省邵阳市青少年教育学校是邵阳地区一市九县唯一一所工读学校，也是湖南省仅剩的三所之一。中国的工读学校制度发源于苏联，后者主要收容二战产生的苏联孤儿，1955年引入中国。1949年后和「文革」后，社会的离乱造成了两个未成年人犯罪的高峰，工读学校曾经遍布南北，希望能将坏孩子改造成新人。

刘琦回到座位，退伍军人魏教官宣布进入下个环节——「举报课」。

学校规定，一周两次举报课，一个学生每周至少举报两次。一共有91种行为可供学生间互相举报，包括试图逃跑、打架、辱骂他人，也包括走路脚擦地严重、说方言不说普通话。

二班班长李平举报一个同学，「看电视的时候玩自己的头皮屑。」一年前，李平用自制的木剑，失手打死了堂妹。

教官说，罚跑50圈。一圈指的是教室外的篮球场，横穿篮球场，一个来回算一圈。

四班班长肖宏峰举报另一个同学，「上厕所的时候唱粤语歌。」肖宏峰属于一个七人盗窃团伙，六个成年人都被送入了监狱，他被分案处理送来了这里。

第一个笑出声的是宁飞，从12岁到现在，他来了工读学校3年，是时间最长的，也是纪律委员。他笑了，大家也开始笑。

一个戴着绿腿黑框眼镜的小个子差点笑得从椅子上弹起来，他有着400度的近视，那是12岁的赵铭，和刘琦一起杀了老师。

学校党委书记周红在介绍举报课时，也会不自主地笑出声，「举报很好玩的，有的时候小孩讲起来笑死人。」

出去后，再也不和他玩了

10月19日，被捕的当天，刘琦、赵铭、孙志就被送了来。已经是半夜11点，他们被教官带进宿舍。

刘琦东张西望，突然看见了方卓，「当时真是高兴」——这是他初中三年的同班同学，最好的朋友，此时剃了头发，正吃惊地望着他，看着有些滑稽。

两个人没敢打招呼。

第二天一早，方卓趁着刷牙时悄悄问他——在工读学校，没有待满一个月的新生之间不准说话，他是9月28号来的，还差几天——「你怎么也进来啦？」

「我杀了人。」刘琦说。

方卓瞪了他一眼，「吹，吹，吹，你继续吹。」

「不信算了。」刘琦扭过头开始刷牙。

第二天，刘琦才知道他到底来了哪儿——工读学校位于市郊一所废弃的村级小学，靠着围墙的一边种着七棵梧桐，每一棵树干上两人高的位置反复缠着铁丝，防止他们爬树逃跑——他有28个穿着迷彩服和剃了平头的同学，都是和他一样犯事的小孩。

他们被要求在全校学生面前忏悔，一个一个说——这是只有他们三个享受的待遇，教师们很气愤，听闻被害者是一位很善良的同行。

「从矮到高说。」思想政治课的老师命令道，最矮的是11岁的孙志，一米四都不到。

「是被刘琦害了。」11岁的孙志说。

「刘琦打的第一棍，我们害怕了想走，他不让我们走。」12岁的赵铭说。

「我一个人制服不了那位女老师。」刘琦的表情木木的，说着大实话。

忏悔完了，也要受惩罚，两个小的被罚吃十天白饭，刘琦吃十五天——不准吃菜。

一人抱一碗白米饭，和另外几个被罚的人一起吃，其他人一边往口里刨饭一边看他们，眼神就有些奇怪。终于，一个忍不住了，问，「为什么要杀人呢？」

刘琦看了看赵铭和孙志，他们也看他，眼圈还是红的。他们就低头吃饭。

「出去后，再也不和他玩了。」赵铭稚气又坚定地说，孙志逢人就说是刘琦害了他，很快，所有人都知道刘琦是主犯。

有时候同学们会开刘琦玩笑。晚上在宿舍睡觉，纪律委员宁飞总是翻来覆去，他们睡老旧的铁架床，吱吱呀呀响个不停。

「刘琦，谁摇床你就去掐死他。」黑暗中，有人提议，所有人哧哧笑。

「我不摇啦。」宁飞喊一声饶命。

问刘琦生气吗？他摇摇头，「不生气，都是开玩笑。」

但有时候，是真的怕他。刚来的第一个星期天，刘琦和方卓被罚在宿舍里站通宵——他们在洗澡时偷偷讲话，被举报了。

刘琦站在二班班长李平的床边。李平睡了一会儿，又睁开眼，让他和方卓换一个位置，不要站在他旁边。

「我睡不着，你站我旁边。」李平虽然也杀了堂妹，但那是意外，他不喜欢刘琦。

刘琦顺从地换了位置。但等李平睡着了，他又站回来——李平的床铺靠窗，窗上有铁栏杆，但他喜欢看着窗外，一窗清辉，看看就入了迷。

少年们的罪恶

在这所工读学校，曾经有3个女生试图杀死老师。她们从背后用被子将伏案休息的女老师罩住，又压又捶。等书记周红将门踹开的时候，她们还压在老师身上——她们觉得杀了人可以去监狱，监狱还可以花钱。

这里每年都有杀了人的小孩。前年，是一个14岁的少年，在乡间骑摩托车，前面一个挑着扁担的老伯慢腾腾地走，占了路，他气不过，掉转头开了几百米，又转回来，加速，一下子就把人撞飞了。去年，是两个穷小孩，用绳子勒死了一个富孩子，抛尸山中，为了抢对方的手机。

杀完人后，刘琦换上老师的运动服——他自己的溅了血。他身高一米七，老师一米五，但出乎意料的是，「衣服还挺合身」。老师被藏在床底下，但血漫了出来，刘琦让11岁的孙志拿来墨水，将墨水洒在血上。

他们接着去了网吧，是在电脑前被警察摁住的，「我想到警察会来抓我，但没想到这么快。」刘琦说，「而且想了一下，游戏就开始了。」

201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2个省区开展了一年的调查研究，显示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低龄化，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比10年前翻了一番：手段也越发残忍、暴力。

如中国许多的乡村中学，他们中不到一半人能升上高中，剩下的早不把读书当回事——刘琦把课桌用打火机烧着了的时候，方卓就趴在第一排睡觉，只在中午午饭和下午放学时分别醒来一次——混完初中就去打工。他们上课时浑浑噩噩，放学了三五成群，啸聚而过。

「狗偷娘」谢林戈曾经被人「捉单」，被埋在沙子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反过来又「捉单」别人，把对方铐起来打个半死。他敬佩的肖林偷了一辆马自达，原因是到了冬天，骑摩托太冷啦，他撬开一家4S店的大门，把车倒了出去，但因为没开过车，没多久就撞了树，没关系，回去换一台。

湖南话叫「霸蛮」，少年们都很生猛狠辣。

还有钱、钱、钱。上网要钱，进酒吧要钱，吃饭开房交朋友都要钱，没有钱，就握不住这世界。

刘琦和方卓一伙7个人，都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小孩。领头的叫龙哥，满了18岁，在街上瞎混。9月18号，刘琦杀死女老师的一个月前，星期五放学，7个人一起离家出走了10天：有饭一起吃，有烟一起抽，有槟榔一起嚼，困了开房睡觉，醒了就在网吧上网，最惬意的10天。

费用的来源，是半夜他们用铁丝搅开了一家手机店的卷闸门，翻到了1000多现金，一人分了一部手机。他们还想再干几票，也想过抢劫独居的老人，龙哥说打死也没事。「每次要去了，龙哥就说事情有点不对，要回去，走到别人家门口了，他又走了。」刘琦语带鄙夷地回忆着。

钱很快用光，10天之后，刘琦回了家。方卓当天晚上又出去盗窃，却和龙哥一起被抓，第二天被送来了工读学校。龙哥被判刑5年。

刘琦回归村里，找到了比他小的玩伴，赵铭和孙志，孙志还是个小学生。他们一起用手机玩「天天酷跑」，这是一个刘琦不熟悉的低龄化的游戏，被高手赵铭鄙视。他想念有钱时，天天在网吧上网「开枪爆头」的日子。一个周末，他邀请赵铭和孙志一起去镇里上网，但钱只够玩两个小时。走回村子的中途，路过了镇上的小学，他们决定去小学里的商店搞点吃的，最好能弄点钱——刘琦算是轻车熟路，他在这里上的小学。

而后，一切都失控了，3个人从盗窃商店，变成了抢劫老师（发现老师一个人在家），最后又杀了她。龙哥不敢干的事，刘琦自己干了。

13岁的刘琦用棍子打，剪刀扎，他的两个同伴就用脚踢。

「我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倒在血泊里的老师喊。

刘琦愣了一下，他说，「当时就想着怎么打她，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了，被魔鬼附身了一样。」他一棍子又一棍子，手在发抖，却忘了是来要钱的了。

▲ 工读学校位于市郊一所废弃的村级小学

改造与大棒

工读学校的生活，单调而重复。冬天，6点50起床，7点跑步，然后做50个俯卧撑、50个蛙跳。8点早餐，每人3个包子。吃完早餐，继续跑步，横穿篮球场，一个来回算一圈，一小时180圈，时间到了没跑够，差一圈罚10圈，跑一小时，又或者跑一上午。

跑完步，回教室背《弟子规》和《三字经》，这是他们唯一获得道德感化的机会。也看《弟子规》的电视教育片：

「1982年，70多位诺贝尔获奖者齐聚联合国，认为要解决人类面临所有问题的方法，必须回到2500年前的中国，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当中才能找到方法……」

谈到教育方法，党委书记周红不讳言要用一点手段，「这些孩子，你不扮一些蛮，他会服你？」——鞭子、跑圈、吃白饭，他有三条竹片片，分别是30厘米、40厘米和50厘米。

周红个子不高，精力充沛，一天24小时都在学校。他原来在公办中学教书，男生上课扔纸团，女生画眉毛涂口红，其他老师劝他不要管，他却将课堂纪律打印下来，人手发一份，一个礼拜不上课，让学生背，背不完不许回家。

接收工读学生的第一年，他想过是不是不要管太严，他怕这些犯罪分子搞暴动。但越松，这些家伙越不把他当一回事，直到他用竹片把一个捣乱的抽哭了。一种琐细而严苛的紧张氛围被制造出来，例如：每天吃饭，最后一个吃完的，下顿就要吃白饭。

所有人都怕书记，只有纪律委员宁飞，虽然怕，但也喜欢。

他在工读学校生活了3年，差几个月15岁，积极服从管理，也帮助书记管理别人——他的迷彩服和其他学生都不一样，有着肩章。

宁飞脸上红扑扑的，理着平头，笑起来像个邻家男孩，但这不是他原来的样子——在外面，他打着耳钉，头发还是蓝色的「杀马特」。他13岁的时候一个晚上花2000块，请兄弟们喝酒——这个数额大概也没多么惊人，只是，他曾因为偷东西，被人绑在电线杆子上打，村干部怕他被打死，才拜托派出所将他送了来。

现在他可不一样了，「我是所长，我管他们所有人。」

但其他小孩对此嗤之以鼻，「叫他所长，他是管厕所的嘛。」

下课了，学生们冲进厕所，宁飞就站在厕所门口，一边喊一边朝里挥手，「快点啊，快点出来。」

这是周红交给他的任务，厕所连着围墙，防止有人躲在厕所里，伺机逃跑。

没几个学生喜欢宁飞，他们觉得他喜欢拿书记来压人。

周四中午，宁飞向书记抱怨，他在食堂监督大家吃饭时被挖苦了，说他没权监督别人。他要求书记给他这个权力，在人多的时候宣布。

「本来他待半年就应该出去了，但没人要他。」周红说，从工读学校离开，必须有监护人签字，但宁飞的家人一个都联系不上，他的亲戚也没人愿意管。他一个人在村里生活，撬完这家撬那家，民愤很大，「他待在这里出不去。我们还不好直接和他说，就说他是因为表现好，所以专门留下来帮助老师。」

周红说，宁飞大概不愿出去了。 

同是人，类不齐

星期四晚上，上面的学生和下面的学生共同参加「发泄活动」：发泄精力、发泄情绪。

啊啊啊啊……孩子们扯着喉咙喊。

所谓「上面的」和「下面的」，其实是邵阳市青少年教育学校的一体两面。工读学校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原本是一所以戒断网瘾为招牌的学校，每学期花21800元，家长把孩子送来治疗网瘾、治疗不听话、来减肥或者增肥。学生大都是，当地话叫「娇娇崽」，一般只是在家里凶。

学校有严格隔离的两部分——村级小学的旧址是工读学校，学生都是被警车送进来的，学费由政府掏，一个人一万块，待在一栋楼顶开裂的三层教学楼里。背靠的山坡上，另开辟了一块儿地方，修建了教学楼和操场，那里还有家长送来的50多个「娇娇崽」。上下之间，落差10余米，以不足50个台阶相连。

没有老师陪同，上面的学生不能下来，下面的学生也不准上去。相互说话也是不允许的——所有学生共用一间食堂，但不准说话。

「他们是文化班，我们是训练班。」宁飞脱口而出两者的不同。文化班的意思是，他们要上文化课，训练班则不用：只背《弟子规》和《三字经》，外加体能训练。

虽然义务教育法规定，工读学校建立的意义之一，就是不剥夺学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但周红觉得自己也有苦衷，这些学生大多已经辍学多年，基础太差，给他们上课，根本听不进去，出去之后也多半不会回到课堂了。在工读学校短短半年时间就不必上课了。

四班班长肖宏峰对文化班恨恨的，「上面的人瞧不起我们。」在食堂，几个文化班的将不想吃的菜扔在桌上，却冤枉是他掉的，这是要挨罚的。他还说，《弟子规》里他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同是人，类不齐」。

除了食堂外，发泄课是两种班的交集。

一开始，发泄课里胡闹的成分更多，大家比着劲儿大喊大叫，分不清哪个声音是文化班的、哪个是训练班的。

但那些叫着「兄弟们怎么不来救我」的，大概就是训练班，而叫着「我要回去吃烧鸡的」大概来自文化班的可能性更大。

宁飞站在第一排，他唱了一句情歌，「宝宝我爱你，谁也不能比」。文化班的女生就笑开了，那是因为早恋、离家出走被父母送过来的。训练班现在没有女生。但书记周红说， 2012年警察送来十来个女孩子，小的只有11岁，大的也才14岁，都是因为卖淫，所有女孩都被学校带去治疗性病。

「妈妈，我想你。」不知谁最先叫了出来。

所有人开始喊，上面和下面的声音，又混在一起了。

「一般都是下面先喊，我们跟着。」文化班的一个学生说，「他们喊着就哭了，可能是家里人来看得少吧。」他没什么感觉，年底，在中学当校长的父亲就要接他回家。

谢林戈收起了一贯的嬉皮笑脸，他说当时自己有些难过，「我妈妈脑子有病，爸爸在外面打苦工。」为了阻止他出去混，父亲用狗链子将他拴在家里。

肖宏峰落了大颗大颗的泪珠。12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半年后，改嫁的母亲对他说，我养不活你啦，就喝了农药。他后来一个人生活，在县城里帮人洗车换轮胎。

宁飞又开始唱情歌了，但这次却唱成了「爸爸我恨你，谁也不能比」。

他的母亲在生下他和姐姐后离家出走，父亲去了广州打工，音讯全无。他8岁时，13岁的姐姐被老乡带去了深圳的按摩店。在这里3年，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

刘琦就站在赵铭身旁，赵铭哭的时候，他垂着头一动不动，在家时，他常常鼻青脸肿地去学校，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不要成为爸爸那样的人，因为「爸爸进过监狱」。

离开

除了宁飞，恐怕没有人愿意待在这里。偷SUV的肖林是唯一一个两次从工读学校逃跑成功的人，是所有学生心中的传奇。

第一次，深夜，他从床板上掰下一根木棍，将二楼走廊上的不锈钢栏杆撬开，顺着水管翻下来，就从厕所旁的围墙翻了出去。第二次，大白天，他趁着其他人不注意，裹着被子直接从教学楼3楼的窗子上跳出去，外面是一个土包。

除了逃跑，也有人试图强行带走学生。那一批幼女被送进学校的当夜，十几台摩托车就停在了校门外，让学校把女孩放出来，不然就让挖掘机过来挖门——那一晚，一共有40多个警察守着学校。

真正行得通的方法是待满6个月——这个时间长度，是工读学校内多数人会待的时间，一万块钱，刚够一个学期的费用。

明确要待不止半年的，是失手杀了堂妹的二班班长李平，警察送来的转送单上，写明了期限是两年。

「刘琦他们3个要待多久，警察没说。」

12月4号，因盗窃被送进来的肖宏峰找到周红，问，「书记，我能走了吗？」他是今年6月4号来的，正好半年。

「你改好了吗？」周红问他。

「我改好了。」

「行为改好了，心里改好了吗？」周红说，他还要再考察。

其实这只是托词，肖宏峰父母双亡，监护人是他大娘。但周红给她打电话，他大娘却满是怀疑，「都说要关3年呢」，不愿过来。

「有多少出去后能够变好？」

「大概三分之一又会被抓回来。」周红说。

3年中，宁飞曾经被村干部接出去一次。他去了工厂当学徒，踩缝纫机做裤子，每天从早上8点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2点。做一条长裤1块钱，一条短裤两毛钱。

做了20天，觉得没意思，踩烂了还要赔钱，干脆不做了。没有了收入，又要生活，很快干起了老本行——但他大概干得不好。

「出去时，他有120斤，回来的时候只剩70多斤了。」周红说，当时大家都没认出来。

对于剩下的三分之二，是不是改造成功，周红说自己也心里没底，「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变了。」周红也不清楚，起作用的是什么，可能是封闭式的环境，缺少了外面的诱惑；可能是远离了亲人，无依无靠，让人反省；也可能是多少灌输了正能量。

有个小孩说，在里面，大家私下聊天，也说着要出去后再接再厉，干票大的。

除了逃出去、等出去，刘琦又亲眼目睹了另一种出去的办法：治病出去。

邵阳杀师案里最小的孙志，两只脚的脚踝内侧各鼓出一个包，走路都疼。孙志的奶奶、舅舅、邵阳市刑警大队的警察都来了，他们要带孙志出去看脚，可能要做手术。

「治病也要治，但出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刘琦笃信孙志就要脱离苦海。

孙志走的时候，其他学生都在教室里看《弟子规》。他换下了迷彩服，穿上自己的衣服。

刘琦说，孙志自从来了这里就没笑过，但那时，孙志朝他挥了挥手，竟然笑起来了。这成了他一天最难过的时候，羡慕又嫉妒。

他说自己已经改了很多，不抽烟了，戒了槟榔，想回去接着读书。

「我们当时一起来的，他先走了，我们还要留在这里吃苦。」他的语气怅然。

（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