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她，300多人“起死回生”，100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器官移植术应用于临床以来，

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终末期病人的重要手段。

从2015年起，

我国已经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

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

于是，一批行走在死亡和新生之间的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了

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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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一个潜在捐献者可挽救3.5个患者的生命。当潜在器官捐献案例发生时，器官捐献协调员就会走近潜在捐献者的家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协调捐献事宜，成为死与生的“摆渡人”。

廖苑就是这样的“摆渡人”。

有人说他们能“起死回生”。面对这样的说法，廖苑笑了笑：“怎么说呢，每次都是为生命搭桥。”

器官捐献手术开始前，廖苑和医生、护士为捐献者默哀。

为生命搭桥

6月7日，广州时雨时晴。

廖苑心里有数，当天下午很可能会达成一例捐献，“家属意愿强烈，也经过了充分沟通”。她反复翻阅资料，再次确认流程。

“每个细节都不敢怠慢，得确保万无一失。”她告诉记者，器官捐献分秒必争，如果出错，就会“辜负了捐献者的爱心”。

进行捐献前伦理申报手续、从重症监护室详细了解潜在捐献者的情况后，廖苑带捐献者家属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小会议室，一边陈述着潜在捐献者的情况，一边轻声安抚眼眶泛红的佳佳（化名）。

器官捐献手术前，捐献者家属见完捐献者最后一面，失声痛哭，廖苑在一旁安慰。

这次的潜在捐献者是一名环卫工人，因车祸重伤昏迷。佳佳是她女儿。

“我想再确认一下，是真的没希望了吗？我怕不够尽力，妈妈会怪我……”佳佳情难自控，眼泪夺眶而出。手中的纸巾被她攥成一团。

其实此前，医生已数次与她确认过母亲的病情，并告知这是她与母亲最后的告别。

再次确认后，佳佳签署了相关文件。

器官捐献手术前，廖苑陪伴icu医生和捐献者家属签署相关同意书。

廖苑带着佳佳一行与亲人见最后一面。此时，一名中年男子走上前，想靠近，又却步了。他是潜在捐献者的前夫。

佳佳告诉廖苑，父亲曾表达与母亲复合的意愿，但一切都晚了……

约半小时后，手术室内，医护人员准备就绪。

器官捐献手术前，廖苑陪伴捐献者家属见捐献者最后一面，捐献者女儿早已泣不成声。

生命的延续

“请所有医护人员向捐献者默哀一分钟。”

“这位病人同意捐献双肾、肝、角膜。”

……

廖苑全程跟进，认真记录着手术过程。

一个多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结束，她疾步走向休息区。佳佳立即迎上去问：“我们可以知道我妈妈的器官救了多少人吗？”

“放心，这些我会及时跟你们说的。”廖苑温柔地说。

佳佳拭去泪水：“我希望她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延续。她一辈子这么苦，这样也能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手术结束后，廖苑将死亡诊断证明交给捐献者家属。捐献者女儿向她询问“我们可以知道我妈妈的器官救了多少人吗？”

这样的话语，总是直抵廖苑内心。廖苑说，她听到过各种捐献理由，“每次都是灵魂的洗礼”。

去年夏天，一位妈妈主动提出为脑死亡的孩子捐献器官。她坦诚地告诉廖苑，自己“很自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带着自己逝去的孩子去感知世界。

还有一次，来自茂名的16岁男孩因交通意外重伤。在东莞打工的母亲强忍悲伤捐献孩子的器官。连续两个月，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廖苑发微信倾诉。“她对我说，觉得孩子没有走。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也还在我身边。”廖苑说。

器官捐献手术前，廖苑准备相关材料，和家属、医生做最后捐献确认。

换个方式帮人

手术开始前，廖苑在手术室外等待，手术开始后，廖苑必须记录手术全过程。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对廖苑而言，是偶然，也在情理之中。此前，她在器官移植科工作了近20年。2015年下半年，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看中了廖苑的亲和力、感染力，鼓励她进行新的尝试。

廖苑有些犹豫，工作内容是新的，且总要到捐献案例发生一线，非常奔波。

有件事，最终触动了她。

“2015年上半年，捐献案例特别少。我们管理的终末期肝病患者中每周都有人在等待中去世。”廖苑说，生命脆弱又宝贵，希望做点事为患者争取生的希望。“反正都是帮人，为何不试试新的事业，帮助更多病人？！”

手术过程中，廖苑在一旁记录。

时至今日，廖苑已协调了近200个捐献案例，其中超过五成实现了成功捐献。以平均每位捐献者让3.5人重获新生计算，已有300多人的生命因此得到延续。

当然也会有困难。对协调员而言，最困难之一，莫过于遇到家属意愿反复。“观念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不会强求，只能尽力去做。”廖苑说。

尽力去做

7岁的楠楠（化名）已在深圳妇幼保健院抢救了一段时间，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他是一名脑瘫患者，因进食不慎呛到，被送到医院时已没了心跳呼吸。

“ICU的医生和孩子的父母进行了沟通，也试着谈过捐献事宜。孩子的父亲没意见，母亲是医护人员，本来就对捐献工作有所了解，但感到很犹豫。我们在一个联合OPO内，根据流程，医生把情况告诉了我。”廖苑解释说，自2010年3月我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OPO服务区域内的医院ICU医生开始兼具发现潜在捐献案例的职能。

手术结束后，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整天的廖苑，腰已酸得不行。

与楠楠的母亲刘娜（化名）见面，是6月2日傍晚6时。这一天，家人为孩子签下了文书，同意撤下生命支持。他们让孩子过了儿童节，再与世界告别。

“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和你一样，也是一名护士，还是一个妈妈。”这是廖苑对刘娜说的第一句话。

刘娜的泪水早已决堤。廖苑一边安抚着她，一边尝试沟通：“孩子的生命可以通过捐献的方式延续。有研究发现，器官是有记忆的。一部分病人在移植后，一些习惯会改变。他们获得的新习惯，又恰恰是捐献者爱做的事情……”

刘娜抬起头，眼里闪现出一抹亮色。但她仍表示，担心器官获取手术以及相关流程的繁琐，会让孩子再次受罪。廖苑一一为她解开疑惑。“我说，这是非常庄严肃穆的事。他们的爱心非常伟大。”

半小时的推心置腹，刘娜点头，同意捐献。

哪句话最打动刘娜？“我对她说，脑瘫孩子是遗落人间的天使，我们又是白衣天使，大家都是天使。天使宝宝如果有感知，一定愿意遗爱人间……”这是廖苑的答案。

医生准备手术过程中，廖苑不断走出手术室接电话，她说，每一个潜在捐献案例都必须重视。

对话廖苑

“我也会想哭，但必须控制住”

南方日报：遇到过最棘手的事是什么？

廖苑：因为流程、环节、不可抗力，导致捐献的器官用不了。比如，有时候器官会被运到别的省份救人。但前几天就因为天气和航班原因，导致一位终末期肝病患者丧失了机会。

南方日报：器官捐献仍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一步接受。您作为协调员，沟通起来困难吗？

廖苑：有难的时候，也有被拒绝的时候。前段时间有一个谈了21小时，终于谈成了。但也有不少不成功的例子，我们也会充分尊重。

南方日报：期间您都得在场吗？

廖苑：这是协调员的职责。包括器官获取手术全程也得跟进，后续的事宜也不能不管。比如，我们要安抚患者家属情绪。

我曾看到一位妈妈在孩子被送进手术室后就突然晕倒了。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和一个同事把她扛到会议室。我们一直陪伴着等她醒来；一个妈妈失去了儿子，我安抚了她两个月，几乎每天都通过手机联系。

他们的爱心很珍贵，我们更要尽力去做。

南方日报：遇到家属情绪激动时，您也会控制不住吗？

廖苑：坦白说，我也会想哭，但必须控制住。我会尽量调整，因为还要安抚他们。

南方日报：我们留意到您处理了不少儿童捐献的案例，是什么感受？

廖苑：无论成人还是儿童捐献，这份工作总让我感受到人间大爱。每一例捐献都能让久候的病人重获新生，这是生命的力量。我在广州市妇儿中心遇到过一例捐献。孩子去世后，我留意到医护人员在他身上放了一朵纸折的玫瑰花，映着孩子安静的小脸。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很伟大，也很有力量。

新闻背景

器官协调员走向专业化

6月11日是首个全国器官捐献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中心学科带头人何晓顺教授说，器官捐献移植被认为是治疗终末期器官疾病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器官供体短缺也是目前器官移植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器官捐献协调员是器官从获取到移植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环。

他们不仅要完成供体器官发掘、术前供体评估、对受者进行出院教育、术后回馈，还要进行文件材料的整理和数据资料的统计与分析。

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第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接受培训并深入医疗卫生机构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专业培训和考核使协调员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越来越多具备医学背景的人们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

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主任李劲东透露，2016年，我国器官捐献数量达到4080例，跃居亚洲第一，PMP（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由6年前的0.03上升到2.98。其中广东捐献量约占全国12.6%，PMP达4.93。2017年广东捐献量可能突破600例，PMP将达到6，广东省有望首次追平香港。

（感谢彭福祥、李绍斌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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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

撰文 |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张梓望 实习生 李嘉琪 焦凝

编辑 | 洪鑫 陈茜

校对 | 符如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