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残障人士”薛钧文的平凡之路
12月3日是第29个国际残疾人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重建更美好生活：新冠肺炎疫情后，建设一个残健融合、无障碍和可持续的世界。”在这个对于残疾人来说比较特别的日子，我们带你走进“非典型残障人士”薛钧文的世界，他虽然身有残疾，但努力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他曾排斥被媒体报道，担心被打造成残疾人励志的典型，但作为一名残障领域的社工，他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残疾人和健全人之间的纽带，能更多地为残疾人群体发声。一个“残健融合”的世界,就是薛钧文这样的残障人士，能够像身体康健者一样，“普通”地进行工作和生活的世界。
薛钧文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二十多年前的火灾烙印般刻在他的身上。一张国字脸，好像斑驳陆离的树干，深浅不一；一根拐杖，夹在右侧臂弯下，代替他萎缩的右腿。
薛钧文好像又没什么不一样。
三十岁出头的他也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身为一名专业社工，他经常出没在惠州老街区，走访服务对象；即将为人父母，他考取了育婴师资格证，迎接明年就要出世的孩子。
残障的身体和健全的生活，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点，在薛钧文身上实现了统一。“我不想刻意突出自己的不一样。”薛钧文总结说，自己是“非典型残障人士”。
第一次见到薛钧文，他的脸比悬空的右脚更具有冲击力。
一副黑框眼镜架在皱缩变形的耳朵上，眼镜下的那张脸上杂糅着不同年龄段的皮肤。有的地方皱巴巴，有的地方黑黢黢，还有的地方粉红里泛着白。一张脸好像阳光透过树林洒下来，在泥土路上留下斑驳的光影。
这张脸是三级烧伤的结果。1998年春节的一场火灾，让薛钧文全身85%面积烧伤，也让他的人生在10岁“急转弯”。
10岁之前，薛钧文是梅州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父母在惠州做生意，他寄住在大伯家，和堂哥堂姐一起上学放学、放牛做农活。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他才能到惠州跟父母团聚。
可那年团聚的日子，意外发生了。薛钧文居住的小阁楼起火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大火包围。或许是出于求生的本能，他从火里逃了出来，找住在对面楼的父母求救。“一路上都是我的血脚印，然后我突然就不行了。”
薛钧文被送到医院抢救，他在意识朦胧中还记得父亲跟医生的争吵。医生劝父亲放弃，“别等到时候人没救回来还赔了大把钱”。可是父亲急了，让医生只管救，花多少钱不用他管。
“除了后背和短裤的位置，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
“由于烧伤严重，不能静脉输液，（医生）在两侧肩膀和大腿根部的动脉开了口输液。”
“一开始只有头可以动，连手臂也抬不起来，慢慢地能坐起来了，后来可以走路了。”
“抢救了很久，住院两三个月，在阁楼躺了三年，又在农场休养了一年半。”
……
这些片段，都锁在薛钧文的脑海里。在他的记忆里，他“像婴儿一样”重新来过，花了差不多5年再次学会走路。只是“重生”与“新生”不同，对于十几岁活泼好动的男孩子来说，“想动而不能动”必然是带着疼痛的经历。
可是十几岁的孩子也充满着希望，他相信“将来总会好的”。即便看到被火烧伤的脸，他也没有像电视剧中那样“拆下绷带后大崩溃”，反而很容易就接纳了自己。“哦，我原来变成这样子了。”薛钧文形容自己当时的内心想法。
在父母承包的农场恢复的那段日子，薛钧文第一次感受到了外界的异样眼光。周围的孩子一开始会给他起外号，叫他“跛脚”。结果，薛钧文却意外成熟地化解了一切。“我会认真地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叫，即便他们这样叫我，我也从来不理。”他的“抵抗”有了效果，孩子期待的反应没有出现，便放弃了无聊的捉弄。
“我觉得只要回到老家读书，就能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对当时的薛钧文来说，“读书”是他心里唯一的寄托。
父母不打算让薛钧文继续上学了。
自从可以自理后，父母便让薛钧文帮忙照料家里的农场。父亲想方设法在为他找出路：“他会定期买一批鸭子回来让我喂，养大后卖到钱就给我，然后再买几十只鸭子回来。”
可是，薛钧文一心想要回学校读书。父母不放心他一个人，所以他无论怎么吵闹都没能如愿。
结果，薛钧文“砸锅卖铁”，决绝地出走了。他趁父母不在家，卖掉废品赚了几百块钱，只身去火车站，买了从惠州到梅州的车票。到了梅州不知怎么回家，他又坐火车去了广州，决定去闯世界。后来，他身上没钱了便打电话到救助站求助，在那里吃了一餐至今难忘的“冬瓜饭”。
这场“像少年派一样”的冒险之旅，换来了父母的妥协。15岁的薛钧文再次回到了梅州老家，像过去一样寄住在大伯家，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继续自己的学业。即便后来大伯一家到东莞打工，他也坚持一个人在老家上学。
在叛逆的青春期，独自留守老家上学，薛钧文没有遭到明显的恶意，反倒觉得自由自在。
在农村的小学，老师同学大多沾亲带故，由于年长和辈分，薛钧文成了班里的“大哥”；镇上的初中同样是熟人社会，当年“成绩压倒一切”，稳居年级第一自然为他换来了尊重；“到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大家都忙着学习，就更没有人会刻意捉弄。”
虽然薛钧文学习成绩优异，但他并不是中规中矩的“好学生”。读初中的时候，他也曾在同学的帮助下，晚上翻墙出去到网吧通宵；他也曾为班里受欺负的同学打抱不平，甚至出手打架……有一次，因为不想挤面包车，又不想“受制于人”搭别人的顺风车，薛钧文自己买了一台摩托车骑着上学。
上高中时，薛钧文看到学生会在为自己所读的初中做募捐活动。“他们把学校旁边的牛栏说成校舍，还作了一首诗写‘腐朽的桌椅’。”薛钧文不能接受这种刻意卖惨，当场跟组织者理论，把失实的照片和文字撤了下来。正是因为这样倔强的性格，村里人都叫他“牛龙”，形容他的牛脾气。
幸运的是，作为二级肢体残疾人，一个人长大的经历，并没有让薛钧文变成一个自怨自艾的人；他却学会跟生活一点点和解，长成了一个坦然乐观的大人。在残疾人的圈子里，这样的成长走向多少有些不可思议。薛钧文更愿意把这归功于“成长初期保护性的环境”和自己乐观倔强的性格。
曾经，有一位初中老师给他忠告：“薛钧文你好是好，但是有些盲目乐观了。”
薛钧文虽能理解老师的好心，但也默默地不服气。“我不乐观，难道我要每天哭吗？”
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明确的目标一个连着一个，薛钧文一直乐观地相信着未来。可自从高考结束后，他却无法像十几岁时那样对未来那么笃定。
高考后应该填报什么志愿？大学毕业后要如何顺利就业？作为家中六兄妹的长兄，高考前父亲的脑出血意外，让薛钧文明显感受到肩上沉重的担子。“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慌。”他说。
在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义工的建议下，薛钧文填报了社会工作专业，并被华南农业大学录取。“维护公平正义，关爱弱势群体。”他说，社工刚好是自己的志向所在。
当一个人真正要面对社会时，危机感时刻伴随着薛钧文。
从大一开始，他就不断争取实习机会，尽量多学一些技能。“凡是能接纳我的，我什么都愿意做。”大学四年，薛钧文从来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寒暑假。他相信一定会有出路的，“曾经那么苦都过来了，大不了回家搞养殖”。
在薛钧文的微博主页上，还留存着大学实习时的印迹。2014年，他在参加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活动后，提出了“是活动还是服务”的质疑。他写到：居民看到宣传单后想到的是到家综参加“活动”，而不是去接受“服务”，他们看社工自然也就是“组织活动的人”而不是“提供服务的人”。
幸好，努力终究会有收获。大学毕业后，薛钧文顺利入职了广州一家社工机构，担任宣传岗位。由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薛钧文回到惠州打拼，现在在惠州市致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工作。
从大学实习到工作的这些年，薛钧文也遇到了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目光。他第一次感到无措，是他大一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实习时。当时，社区里有个小孩子指着薛钧文问妈妈：“这个人是怎么了？”薛钧文告诉那个孩子，自己出意外受了伤，还提醒他也要注意安全。“这个回答解救了我自己，也解救了那个尴尬的妈妈。”
“更多的眼光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恶意。”薛钧文慢慢学会了如何面对自己的不一样，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我也只是个普通人，残疾只是一个特征，没有什么特别。”
曾经，在大学的“残疾人保障社会工作”专业课上，老师邀请薛钧文现身说法，说说自己的故事。结果，那堂课结束后，班上的同学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一直很想知道他的故事，今天发现他也是个平常人。”
薛钧文说，这正是他想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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