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穿衣不自由?“美”究竟有没有标准?
安格尔《大宫女》,布面油画,88.9×162.56cm,18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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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倚的维纳斯:美的固定程式 」
艺术创作从来都是一场纯粹的、充满乐趣的探险,多少艺术家穷极一生只是为了追寻心中的理想之美?“维纳斯”这一形象作为理想美的代名词,千百年来在无数人的笔下熠熠生辉。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蛋彩画,172.5×278.9cm,1482-1486年
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布面油画,108×175cm,1510年
如果说乔尔乔内(Giorgione)笔下《沉睡的维纳斯》是不可触及的女神,那么提香(Titant)所作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则是世俗间大众情人的代表。乌尔比诺大公也一定无数次沉溺于后者迷人的眼眸之中,恨不得将这位情妇的美永远封存于画中吧?
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布面油画,119×165cm,1538年
委拉斯开兹《镜前的维纳斯》,布面油画,122×77cm,16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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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1807年间,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创作了《穿衣的玛哈》和《裸体的玛哈》两幅画,延用了经典的斜倚图式,呈现了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之美。
正因如此,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画中的萨达纳帕勒斯才会在暴乱之时将珍爱的财宝和女人一同销毁;马奈(Édouard Manet)那副臭名昭著《奥林匹亚》才会引起轩然大波——他笔下的妓女拒绝迎合与讨好,以挑衅的眼神望向画外,制造出了观众不在场的错觉。
从形式到内容,马奈的作品无疑是绘画走向现代性的体现,《奥林匹亚》更是打破了传统图式的藩篱,反映了20世纪初的社会变革。那么,女性之美究竟该由谁来定义?这种美在艺术之中又是否能够获得完全的自由?
相较于西方,在以山水画为大宗的中国,女性题材的绘画属于相对次要的领域,但是“仕女画”和“美人画”却不断通过新的内容和媒介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标准。从神话传说、道德说教、宫闱景象到历史故事,折射出的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变化。
将目光转向墓葬艺术,北齐徐显秀墓中的女主人坐帐肖像虽不乏气韵生动,却无法摆脱固定的面相程式:鹅蛋脸、眼眉高平、双目细小,均是瘦骨清像的特征。
到了第二次完成大一统的唐朝,妇女的生活状态呈现出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开放与自由,丰乳肥臀的艳丽女子成为了众多画家追逐的理想形象。
无论是张萱笔下的虢国夫人、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中在深宫里闲度的妇女、还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画中的大唐女子都个个面如满月、肌胜于骨,着酒晕妆或飞霞妆,充分展示着自身的美丽。
唐寅《秋风执扇图》,纸本设色,77.1×39.3cm,明
以唐寅的《秋风执扇图》为例,画中的女子肩膀低垂、樱桃小口,细眉小眼之下透露着女性的市井化、纤弱性和书卷气。虽然“秋风执扇”指的是汉成帝妃子班婕妤色衰恩弛的典故,文人士子却热衷于借此来抒发郁郁不得志的怨恨之感。
汉娜·赫希《漂亮女孩》(The Beautiful Girl),拼贴画,1920年
上世纪80年代,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带着海报和胶水走上了街头,毫不犹豫地扛起了反叛“理想美”的大旗。正如她们的张贴画《女性需要脱光衣服才能进入大都会吗?》,戏仿了安格尔的《大宫女》,颠覆了“斜倚的维纳斯”图式对女性标准美的定义。
珍妮·萨维尔《Strategy(South Face/Front Face/North Face)》,布面油画,274×640cm,1993-1994年
珍妮·萨维尔《方案》(Plan)局部,布面油画,274×213.5cm,1993年
公众对于“标准美”的质疑从来都无关性别。美国摄影师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作品中将男女的身体同质化,积极地混淆了性别的意义。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Lisa Lyon》,38.4×38.4cm,1982年
尽管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女歌手仍毫无顾忌地放声高歌,通过坚定的声音向世界宣告——只有充分肯定了“女性”本身的价值,这个群体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女性之美亦是如此,自我认同永远大于他人的评判。
随着时代的进步,理想美的藩篱逐渐被打破,“美”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多义词。对当代女性穿衣自由的强调,实际上是单一地将美视为眼睛的陷阱和肤浅的表象。美是一种触动心灵的方式,从“斜倚的维纳斯”到当代艺术中美与丑的感性交织,艺术不断向公众诉说着美的精神内涵——艺术从来都不无趣,美又怎么会单一呢?
精彩回顾:
[编辑、文/蔡雨彤]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