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已死？
大卫·霍克尼《Pool with Two Figures》，布面丙烯，213.3×305cm，1972年
上世纪80年代，当艺术世界仍被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统领时，异军突起的新表现主义却引领绘画进行了一场浓墨重彩的回归。在那个人尽哀叹“绘画已死”的年代，为何它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时至今日，绘画又是否早已丧失了曾经的话语权？
这是一场始于19世纪末的危机：伴随着摄影的发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全新视觉经验逐渐形成。当技法精湛的艺术家们在画布上营造的“真实性”在按下快门的瞬间就能达到时，绘画究竟该去往何处？
此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为绘画指明了出路：艺术家应该在保留传统表现技巧的基础上，赋予其“想象”和“诗意”。从那时起，绘画便不再是神明游戏的场所，也不再讲述历史故事，而逐渐成为了纯粹的审美对象。
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浪潮很快便席卷了整个艺术世界，绘画在第一次危机中得以幸存。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二战硝烟的终止，各类意识形态和民权运动高涨，被外框限制住的画布愈发难以承载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及其对时代的愤慨。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丝网印刷，91.5×91.5cm，1967年
安迪·沃霍尔《坎贝尔浓汤罐》，丝网印刷，50.8×40.6cm，1962年
这似乎预示着绘画第二次危机的到来。1966年，波普艺术明星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不再信仰绘画。他擅长使用大众图像和工业现成品进行二次创作，这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正以绘画所不能及的速度改变着公众感知世界的方式。
唐纳德·贾德《无题》，综合材料，22.8×101.6×78.7cm（单件），1967年
而极少主义者更是力图创造超越绘画的作品。从丹·弗莱文（Dan Flavin）的荧光灯管到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的钢架物体，都直接凸显了媒介的物质性；同时又在美术馆里为观众营造了一种“剧场体验”，突破了绘画在框内构建的世界。
此外，观念艺术更是将反审美主义（Anti-aestheticism）发挥到了极致。当越战的枪声响起时，再也没有出现第二幅痛诉战争之殇的《格尔尼卡》，取而代之的则是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发起的三次“为和平卧床”的行为表演。
那时，叙事性绘画被认为是陈词滥调，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甚至认为哲学已经剥夺了艺术。在他看来，艺术正逐渐形成一种自我意识，不仅艺术史无法将其囊括，绘画更是难以承载全部的真知灼见。当绘画已经被判处“死刑”时，是否会出现屹立不倒的主流艺术？它又是否会在某一天悄然回归？
托尼·史密斯《For W.A》，铜，152×83.3×83.3cm（单件），1969年
🌈
绘画，回归之路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后现代时期的到来，人类仿佛陷入了一个“奇观社会”。那时的文化如迷宫般复杂，“挪用”、“解构”和“观念转化”似乎成了全部的创作策略，艺术中的原创和复制品也变得无法区分。因此，艺术家们怀揣着对社会的批判回归了传统，并重新解读当下的艺术风格和语汇，架上绘画得到了复兴。
此外，由于80年代经济的复苏，大批资本开始流入艺术市场。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富裕阶层购买艺术品的渴望激增；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的绘画作品在拍卖会上更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其价格几乎超过其它所有艺术门类……这一切都为绘画的回归作了准备。
在德国，这种回归的绘画被称作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艺术，以艺术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和约尔格·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为代表。其中，基弗打破了历史画的框架，带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越走越远。
伊门多夫亦是如此，政治性的符号在他笔下变成了卡通图案，成为了艺术家书写历史的独特方式。当大多数人都质疑绘画的意义时，此时的回归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溯，而是从视觉和精神上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
无论是风格样式还是主题内容，绘画的这次回归都具有明显的国别和地区特征。在意大利，超前卫艺术（Transavantgarde）横空出世，以艺术家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和恩佐·库奇（Enzo Cucchi）为代表。他们不受任何规则限制，大胆涉及历史上的不同风格，并对其进行质疑和解构。
这股浪潮在世界艺术中心纽约则显得更为多元：艺术家们将不同艺术的精髓融会贯通，以多种图像的杂糅展现了时代特征。作为代表艺术家之一的朱利安·施奈伯（Julian Schnabel）拓展了绘画的媒介与材料，将破碎的盘子粘贴在画布上，赋予了其雕塑般的立体触觉感。
朱利安·施奈伯《Corinne》，综合材料，185.4×154.6×18.5cm，1987年
当绘画在全球掀起了一场回归热潮时，人们纷纷惊呼：“绘画又回来了！”实际上，后现代时期的绘画与以往大相径庭：艺术家摒弃了曾经的道德说教和再现法则，开始通过震惊眼球的美学与观众和社会谋求共生关系。
💡
绘画不死，艺术永存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谈论绘画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些什么？是新世纪对艺术世界话语权的争夺，还是资本和欲望并行的艺术市场？2004年，被称作当代美第奇的收藏家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突然卖掉了曾以高价购入的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装置作品，正式宣告与标榜“反美学”的YBA群体“决裂”。
第二年，萨奇又在画廊推出了“绘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Painting）展览，囊括了诸如珍妮·萨维尔（Jenny Saville）、马琳·杜马斯（Marlene Dumas）和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等致力于创作大幅架上绘画的艺术家。
马琳·杜马斯《The White Disease》，布面油画，130.5×110.5cm，1985年
作为一位以个人趣味引导公众审美的传奇收藏家，萨奇的行为无疑震惊了整个艺术圈。他又一次将资本的赌注全部压在了绘画上：“没有什么比站在一幅伟大的绘画前更令人激动。”他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那么这究竟是千禧年绘画的又一次胜利，还是艺术市场的阴谋？
不仅如此，在去年佳士得香港“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专场上，艺术家常玉、金焕基、艾迪·马丁内斯（Eddie Martinez）和尼古拉斯·帕蒂（Nicholas Party）等人的画作又一次刷新了拍卖纪录，成交率高达87%。其中，常玉的油画《五裸女》甚至以3.03亿港元的价格被售出。
安尼施·卡普尔《Destierro》，综合材料，2017年
源于人类劳动和原始巫术，自绘画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洞窟中时，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就获得了永生。它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中走出，经历了千百年的嬗变延续至今，从未死亡。
泰奥多尔·籍里柯《梅杜萨之筏》，布面油画，490×716cm，1818-1819年
尽管当代各类艺术形式层出不穷，再也没有绝对的主流艺术之说，绘画也从未远离过我们的精神生活。虽然摄影足以客观且精确地捕捉视觉可见之物，但是绘画却更加贴近人类最真实的情感。
如今，我们应该思考的不仅是绘画的未来，还有艺术的未来——当代艺术究竟该何去何从，才能在看似“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今天完成新一轮的文化构建？
精彩回顾：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