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如何面对经济危机？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Cotton Pickers》，布面油画，60.96×76.2cm，1935年

疫情当前，各行各业每一天都在经历损失，艺术市场也同样如此。每年惯例的拍卖会、艺博会和众多展览纷纷取消或延期，艺术家无法销售作品，面临“断炊”。那么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下，艺术家如何生存？我们应如何帮助艺术家渡过难关？

抱团的艺术家们

娜迪亚·阿图拉（Nadia Attura）《Cactus Pool》，摄影，70×50cm，2019年，以#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在Instagram上出售

目前，全球抗疫挑战依然严峻，也给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4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称，新冠肺炎疫情将引发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艺术市场也无法幸免，艺术家们在集体“休假”的同时，很多也在挣扎中求生。

简·奥平（Jen Orpin）《Eye Spy With My Little Eye Something Beginning With....》，布面油画，15×20cm，以200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出售

索菲·奥利里（Sophie O'Leary）《Barton Hills》，板面油画，40×30cm，以200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出售

为帮助新兴艺术家们度过危机，英国艺术家马修·伯罗斯（Matthew Burrows）自3月16日起发起了名为“Artist Support Pledge”的互买活动。这一倡议邀请艺术家们使用#Artist Support Pledge（ASP）的标签在Instagram上以200英镑以下的价格出售其作品，如果有人的销售额达到1000英镑，那他必须得花200英镑并使用标签购买另一位艺术家的作品。

珍妮·艾特肯（Jenny Aitken）《A splashy bluebell study》，板面丙烯，40×50cm，以200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售出

马修·伯罗斯于3月16日在Instagram上使用“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出售作品《先知》

马修·伯罗斯率先出售了版画作品《先知》（The Seer），并在一天之内完成了1000英镑的销售目标，继而又购买了英国艺术家科尔登·德莱斯顿（Colden Drystone）的两幅作品。

马修·伯罗斯于3月17日在Instagram上发起“Artist Support Pledge”互买活动

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Aspiration》，板面油画，58×58cm，以195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出售

尽管这一活动是自发的，最初目的也只是构建一个微小的虚拟画廊，但它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在仅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将近9000个帖子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以每天2000个的速度在增长。参与其中的艺术家遍及全球，涉及绘画、印刷品、雕塑、纺织品等各个门类。

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Monteriggioni Tuscany》，板面油画，40×51cm，2020年，以175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出售

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Taormina Sicily》，板面油画，40×51cm，2020年，以175英镑的价格在Instagram上出售

这项活动也很快引发各地发起类似的支持艺术创作的活动。中国台湾艺术家王建扬在Facebook上发起了“艺起加油ART作品展览平台”，也以互买的方式进行操作；香港艺术界也发起了“＃艺术支持誓言”活动，在Instagram上完成在线交易。

英国艺术家西安·麦吉尔（Sian McGill）以“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在Instagram上出售作品

英国艺术家布赖恩·切斯赖特（Brian Cheeswright）以“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在Instagram上出售作品

互买倡议不仅缓解了青年艺术家们的经济困境，也为他们结交了更多艺术圈人士。ASP推出了泰森艺术奖（Tyson Award），以奖励由艺术界名人评选出的五位艺术家，评委包括英国黑斯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伊丽莎白·吉尔莫（Elizabeth Gilmore）、艺术家马修·科林斯（Matthew Collings）和英国维格画廊老板托比·克拉克（Toby Clarke）等人。

英国艺术家艾玛·斯通·约翰逊（Emma Stone-Johnson）以“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在Instagram上出售作品

英国艺术家苏·尼科尔（Sue Nichol）以“Artist Support Pledge”标签在Instagram上出售作品

除了推动青年艺术家在疫情期间的发展外，这一活动还另有深意。它不仅使艺术家们更加团结，也提出了一种基于诚实和奉献的可持续艺术市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优秀艺术家们不仅能更快地被发现，收藏家们也能投资原本可能无法负担得起的艺术品。

 领津贴的缪斯们

玛克辛·阿尔布罗（Maxine Albro）《California》，壁画（左半部分），1934年，旧金山科伊特大厦，由公共工程艺术计划资助。

然而新兴艺术家们大多收入有限，在ASP上出售的艺术品定价也不高，疫情期间一直依靠互买作为经济来源并不现实。疫情给艺术市场带来的剧烈冲击也非这些抱团的艺术家们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国家紧急政策与资金支持。

《California Life》，壁画，1933-1934年，旧金山科伊特大厦，由公共工程艺术计划资助

目前，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ACE）已拨款1.6亿英镑支持艺术家；德国联邦政府也通过了高达500亿欧元的专款，以支持新冠疫情下的德国艺术界；美国也已拨款2.3亿美元支持艺术人文行业。

拉尔夫·斯塔克波尔（Ralph Stackpole）《Industries of California》，壁画，旧金山科伊特塔，由公共工程艺术计划资助。

在现代世界中，艺术资助作为政府治理的内容之一萌芽于上世纪的大萧条时期，本身就是经济危机的产物。那时的艺术领域是重灾区，经济危机使得私人艺术赞助急剧缩水。艺术家们还组成了“失业艺术家协会”举行示威，敦促政府为改善艺术家生活采取必要措施。

雷金纳德·马什（Reginald Marsh）《Unloading the Mail》，华盛顿特区阿里尔·里奥斯联邦大楼壁画（Ariel Rios Federal Building），由美国财政部绘画和雕塑部资助

为解决就业和提振经济，在1933-1943年间，罗斯福政府陆续实行了“公共工程艺术计划”（Public Works of Art Project）和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 Project），给800万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工作，耗资约110亿美元。艺术家们创作了2500多幅壁画、一万多幅架上绘画、1.8万件雕塑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版画、摄影和海报作品。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Entrance to Subway》，1938年

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Portrait (Untitled)》，布面油画，101.6×76.5cm，1939年

尽管这些资助从一开始就不是永久性的，初衷也不是为了促进艺术的繁荣，但它们使美国人看到了国家资助艺术的巨大社会效益和培养本国艺术发展的能力。此外，欧洲很多国家都有着悠久的艺术资助传统，二战后，这一传统也被延续了下来。扶持健康的文化艺术、为社会提供美学福利已成为全球政府的共识和职责。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从波西米亚归来》（Return From Bohemia），1935年

格兰特·伍德（Grant Wood）《Spring in the Country》，板面油画，1941年

然而，政府资金支持并不是持续增加的，在经济危机爆发、政府深陷财务困境而减少公共开支时，艺术界也需要勒紧裤腰带。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终止了战后20多年持续增长的资金支持；英国受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10年大选后将ACE到2014年的经费砍掉了30%。其实，此次美国联邦政府分配给艺术行业的总金额也远低于美国博物馆联盟（AAM）向国会诉求的40亿美元，多达30%的博物馆在疫情过后将无法重新开放。

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Shipping Out》，布面油画，101.6×72.4cm，1942年

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Night Firing of Tobacco》，板面油画和蛋彩，45.7×74.3cm，1943年

此外，“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艺术”也是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补助”本身就蕴含着政治干预艺术的意味。通过补助，国家有权决定何种是“好”的艺术，这将导致艺术丧失自主性，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1989年的“梅普尔索普之战”就是知名案例。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Orchids》，明胶银印，39.2×39.2cm，1982年

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Frank Diaz》，明胶银印，35.3×35.5cm，1979年

当时，美国华盛顿考克兰美术馆原本计划组织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的、已过世艺术家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个展，展览中会包含大量与同性恋相关的作品。时任馆长的卡赫尔（Christina Orr-Cahall）认为这些作品可能会危及数十万美元的政府拨款，因此取消了展览计划。这一举动触怒了众多艺术家和媒体人，巨大的舆论压力导致卡赫尔被迫辞职。

现代“美第奇家族”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Lynn Wyatt》，布面丝网印刷油墨及合成聚合物，101.6×101.6cm，1980年，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通过佳士得捐售藏品

尽管很多艺术人士对国家资助感到不满，但政府并不是艺术家的唯一“金主”。尤其在美国，私人艺术赞助反而在社会总艺术资助金额占据优势，政府艺术资助仅起到引导作用，代表着国家艺术政策方向。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Jacob Weintraub》，布面丝网印刷油墨及合成聚合物，101.6×101.6cm，1986年，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通过佳士得捐售藏品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Dennis Hopper》，布面丝网印刷油墨及合成聚合物，101.6×101.6cm，1971年，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通过佳士得捐售藏品

在此次疫情中，私人艺术基金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盖蒂信托基金（Getty Trust）启动了1000万美元的救助基金，向洛杉矶艺术机构提供每笔2.5万至20万美元不等的单项捐助；劳森伯格基金和纽约艺术基金会合作，向视觉和媒体艺术家及编舞者提供最高5000美元的一次性补助金；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承诺向巴尔的摩、芝加哥、克利夫兰等16个城市的艺术家提供160万美元的资助……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Melic Meeting (Spread)》，综合材料，243.8×335.3×35.6cm，1979年，由劳森伯格艺术基金会捐赠给新奥尔良现代艺术博物馆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Gull (Jammer)》，综合材料，261.6×508×48.3cm，1979年，由劳森伯格艺术基金会捐赠给MoMA

这些基金会的赞助对艺术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它们作为政府艺术赞助的补充，有效帮助了那些刚刚起步的创意工作者，基本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不仅如此，这些捐助还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危机，同舟共济的精神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苏珊·麦卡利斯特（Susan McAllister）和内奥米·纳塔莱（Naomi Natale）《One Million Bones》，2015年劳森伯格艺术基金会艺术活动家奖（Artist as Activist）获奖作品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国内外艺术生态圈的运行几近按下暂停键。这时，社会力量的相互扶持对于艺术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来自艺术家内部、国家与社会团体的资助或许不能帮助所有人，或许不能满足所有艺术家的需求，但能看到如何凝聚公共力量来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它也提醒着艺术家们，他们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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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马钰坤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