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灯管价值百万？！看MoMA电梯工人如何成为极简主义大师！

艺术家丹·弗莱文（Dan Flavin）

20世纪初，人造光源的普及使光可以批量生产。这一原本神圣的物质逐渐转化为路灯、霓虹、广告牌等人人都可接触到的日常物，并逐渐进入了以创新和反叛为先的艺术家们的视野。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大师丹·弗莱文（Dan Flavin）使用商用荧光灯作为媒介，创作了在雕塑和绘画之外的光装置艺术，将灯光“玩”到了极致。

▲「 精神之光 」

当光射入教堂的彩色镶嵌玻璃时，就如同圣灵显现。光在人类历史上也的确保持着这份神圣和神秘：普罗米修斯窃取了智慧之火让人类有能力以火焰来操纵光这一物质 ；在《圣经》中，光被用来象征美德和救世主 ；柏拉图以世间之光暗喻真理……直到爱迪生与特斯拉改良电灯泡并推及到世界，才让光成为可批量生产的东西、一种臣服于人类需求的商品，其廉价也暗含了一丝渎神的嘲讽。

丹·弗莱文《无题》，米兰圣母领报红教堂永久装置，1996年

对于艺术家丹·弗莱文（Dan Flavin）而言，影响其研究创作的最根本因素，就是和天主教爱恨交织的关系。在因创作荧光灯装置系列闻名之前，弗莱文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14 岁时就读于布鲁克林区的神学院，那时的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其早期的经历似乎和艺术毫无关系，但艺术家从小耳濡目染，对教堂庆祝宗教节日和举办葬礼时的音乐和灯光印象深刻。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for Frederika and Ian) 3》，粉色、黄色和蓝色荧光灯，对角线长183cm，1987年

由于厌倦了教堂日复一日的单调，丹·弗莱文选择了截然相反的生活——19岁时离开纽约在韩国加入美国空军服役，担任空中气象技术员。入伍期间，他参加了马里兰大学韩国分校成人扩展计划提供的艺术课，就此重燃了儿时对艺术的热爱。

因此回到美国后，弗莱文成为了画廊的常客，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艺术史学位，以支持他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但这位经历丰富、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再次改变了既定路线——仅三个学期后，他便开始在博物馆从事各种各样的零工，如古根海姆的收信员、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保安、MoMA的电梯工……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for Véronique)》，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荧光灯，243.8×35cm，1987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Barnett Newman) four》，黄色、蓝色和红色荧光灯，243.5×121.6×20cm，1971年

1961年，正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保安一职的弗莱文在上班之余开始创作关于荧光灯装置的草图。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光装置作品《偶像》（Icons）系列，该系列中的八件作品都是悬挂在墙上并用灯泡进行装饰的彩绘盒子。“icon”一词在基督教艺术中特指圣像画，由创作者借助昂贵而稀有的媒材、在严格的标准要求下精心制作而成，一般用作教堂内饰，供圣徒瞻仰。

《偶像》系列也部分受到了俄罗斯和希腊东正教教堂中尺寸轻巧、神奇庄严的圣像画影响，这些圣像画以金色为底，圣光璀璨，由此烘托出一种脱离人间烟火、神秘莫测的气氛。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Eleanor McGovern)》，蓝色、粉红色和黄色荧光灯，高245cm，1972年

但弗莱文的那些空盒子被方形的光圈所包围，近似于圣像画中明亮的金色圣光，看似神圣，却都是由廉价的、商业化的材料所制成，观众与之相接触时不会产生一种“令人窒息的神圣感”。因此，尽管“偶像”一词相当明确地指出了艺术家的个人经历和宗教信仰，但他的“偶像”没有在精心设计的大教堂中庇佑虔诚的信徒们，反而在简洁明快的白立方空间中展出，成为了纯粹的视觉艺术形式，对宗教隐喻敬而远之。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Frank Stella)》，粉色和黄色荧光灯，61×183cm，1966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Ileana and Michael Sonnabend)》，蓝色、黄色和粉红色荧光灯，长244cm，1970年

 ▲「 除却所见，别无他物 」

《偶像》系列开始使弗莱文克服了对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媒介的依赖，寻求全新的材料以突破艺术的现有界限。

正如艺术家作于1961年的一首诗中所写，“荧光灯的两端微微颤动 /光芒闪烁 / 变得昏暗了/ 如同纪念碑 / 艺术的开关”。但真正确立其风格的作品应该是《1963年5月25日的对角线》（Diagonal of May25, 1963），这是弗莱文第一次直接采用商业化大量生产的直式荧光灯管作为创作工具。

丹·弗莱文《1963年5月25日的对角线，致康斯坦丁·布朗库西》（Diagonal of May 25, 1963, to Constantin Brancusi），荧光灯和金属灯具，180.3×177.8×11.4cm，1963年

在对荧光灯管的呈现方式进行大量研究之后，弗莱文选定了呈45度对角线的摆放方式。而这直接来源于抽象主义创始人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点线面艺术论。在康定斯基看来，斜线由于角度的倾斜比垂直和水平线都更具运动感，其中对角线是表现运动感最为简洁的形式。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Janie Lee) two》，蓝色、绿色、黄色和粉红色荧光灯，长244cm，1971年

形式的简化始终是吸引弗莱文的关键因素。作为极简主义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他热衷于排除任何形象带来的视错觉。在其眼中，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作品是“最后的架上绘画”：突出几何图案最简单的平面性，强调以克制用色及剥去个人情感影响的笔触作画。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Ksenija)》，绿色、蓝色、粉红色和黄色荧光灯，高243.8cm，1985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Mr. and Mrs. Giuseppe Agrati)》，粉色、日光、绿色和黄色荧光灯，243.8×25.4cm，1964年

而弗莱文之所以会选择使用商用荧光灯管，也是因为这种批量生产的媒介经由工业制造，抹掉了任何情感与直觉判断的痕迹，没有任何指涉。他对错觉的排斥导致其不可避免地抛弃了绘画媒介，从而将人为因素减少至最小，突出材料本身的特点。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In honor of Leo Castelli at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his gallery)》，红色、粉红色、黄色、蓝色、绿色荧光灯，121.9×121.9cm，1987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黄色和粉红色荧光灯，61×61cm，1969年

但弗莱文对极简主义艺术的贡献不止如此。他在1964年用题为《献给塔特林的纪念碑》等几件灯光作品向构成主义者致敬。这些荧光灯管呈金字塔结构，让人想起塔特林在金属作品《第三国际纪念碑》里提议的螺旋形状。因此，尽管现成品在这里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弗莱文却是以一种构成主义的方式使用它，不同于达达主义，从而与艺术史上的现成品传统保持了距离。

丹·弗莱文《献给塔特林的纪念碑》（monument for V. Tatlin），荧光灯和金属灯具，1964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monument for V. Tatlin)》，冷白色荧光灯，243.5×82×11.8cm，1968年

并且，区别于将光线视为辅助媒材的艺术家，弗莱文把光本身当作唯一的创作素材。他摒弃画布，直接以灯光作为媒介，把普通灯管的作用提升到一种非凡的艺术地位，超越了灯管自身的制造、用途以及商业价值，极简艺术从而走向了更广泛的领域。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Ksenija)》，绿色、蓝色、黄色和粉红色荧光灯，243.8×16.5×11.7cm，1985年

▲「 房间的魔法 」

丹·弗莱文《Untitled（to Saskia, Sixtina, and Thordis）》，高244cm、宽度可变，1973年

由此，弗莱文摆脱了以往艺术形式里多余的形、色、思，以极少来最大限度地解放观者对作品最本质的意识。通过对光的深入探索与呈现，弗莱文更是把“色”向本质跨越了一步，直接用光来呈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即是用光去照射、用色彩去刷亮空间。

丹·弗莱文《穿过绿色（献给缺少绿色的皮埃尔·蒙德里安）》（Greens crossing greens, to Piet Mondrian who lacked green），绿色荧光灯，1966年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蓝色和红色荧光灯，1984年

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对光、色彩和空间的尝试中，艺术家开始完全拒绝在工作室里工作，而是倾向于将其安装在可以看到作品实际呈现效果的画廊空间中。创作于1966年的绿色荧光装置《穿过绿色（献给缺少绿色的皮埃尔·蒙德里安）》在荷兰首次展出，最后被安装在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交叉的栅栏状绿色荧光灯管发出的光芒笼罩了整个空间，并将原有的事物“雕刻”成了绿色，而灯泡本身看上去却变成了白色。

丹·弗莱文（Dan Flavin）《Untitled (To Véronique)》，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荧光灯，245.5×14.5×9cm，1987年

随着人们对其作品的喜爱日益加深，艺术家得以进入范围越来越广的建筑空间内进行展示。上世纪70-80年代，他开始把灯光装置运用于建筑，或者说，扩大到了整个建筑及建筑外围。

丹·弗莱文《无题（为了纪念阿罗德·H·约阿希姆 3）》（Untitled, in honor of Harold Joachim 3) ，荧光灯和金属灯具，243.8×243.8×25.4cm，1977年

1971年，装置作品《无题（致沃德·杰克逊）》（Untitled，to Ward Jackson）在第六届古根海姆国际艺术展上首次呈现，便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圆形大厅沐浴在蓝绿黄灯光的天堂中。当1992年在此展出时，作品产生了类似于大地艺术的巨大影响力，三色荧光灯笼罩了整个建筑的内壁。在建筑物中间望过去的景物被“雕刻”成新的颜色，同时产生了一种如同瀑布般的反光，美轮美奂的效果使得观众无不沉浸其中。

丹·弗莱文《无题（致巴尼特·纽曼2）》（Untitled, to Barnett Newman 2)，荧光灯，243.8×121.9cm，1971年

然而，弗莱文真正的成功就有赖于对灯管的直接体验。荧光灯迷人的光影吸引了观众，这正是艺术家通过灯光的空间运用和色彩的铺排晕染所烘托出来的沉浸式氛围。弗莱文的灯光仅是观众在作品面前可能拥有的体验的一部分，他们的整体体验可能远超艺术家预期。这些发光的灯管触及了人的心灵，通过不同形态的光线作品不断挑战着观众对于想象与现实、空间与界限、被动观看与沉浸式体验等方面的感官认知。

丹·弗莱文《无题（致惠灵桃红色的发明者）》（Untitled, to the “innovator” of Wheeling Peachblow），荧光灯和金属灯具，245×244.3×14.5cm，1968年

在此基础之上，这种光与空间精密组织的、如中式古典园林般移步换景的体验，更使得身体的感官体验成为了作品的内容本身。正是这点，将光装置艺术推向了新的层面，即光的感官体验成了艺术的对象。

丹·弗莱文（Dan Flavin）《Monument for V. Tatlin》，冷白色荧光灯，高244cm，1967年

由此，丹·弗莱文影响了后世著名的罗伯特·艾尔文（Robert Irwin）、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以及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等当代艺术家，他们的沉浸式灯光艺术成为了如今国际巡回展览中最炙手可热的类型。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4-5月合刊 ▲

精彩回顾：

策划  齐超

编辑、文  马钰坤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4-5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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