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越痛苦，作品越好吗？

玛丽·卡萨特《孩童沐浴》，布面油画，100.3×66.1cm，1893年

艺术总是与痛苦相伴而生。在那些鼓舞人心的苦难传奇中，艺术大师们在经历了身体残疾、丧失亲友等难以忍受的折磨后爆发出了惊人的突破力和创造性。仿佛只有洞察了苦难这一主题，他们才可能进入伟大艺术家的行列。但痛苦真的与创造力成正比吗？难道只有苦难才能滋养艺术？

▲「 越忧郁越出色？」

弗里达·卡洛《献给利昂·托洛茨基的自画像》，板面油画，76.2×61cm，1937年

艺术家的人生似乎总是荆棘遍地，不是历尽世事变迁，就是饱受病痛折磨；不是终生穷困潦倒，就是始终郁郁寡欢。但他们总是有能力突破局限，将常人难以逾越的苦难转化成耀眼的艺术佳作。

弗里达·卡洛《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板面油画，100×78.7cm，1931年

痛苦让人成长，绝地让人开悟，生活中的悲情与压抑使艺术家们更具创造力，弗里达·卡洛、草间弥生、贝多芬这些家喻户晓的艺术家都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历经苦难、最终绽放异彩。那些催人泪下的传记也一遍遍地激励着人们：艺术家都是罗曼·罗兰笔下勇于克服逆境的英雄，用不幸发展了个人的伟大禀性。

草间弥生《无题》，布面丙烯，18.1×14.3cm，1997年

草间弥生《花（草间309）》，石版画，51.6×36.2cm，2002年

但并非所有艺术家都能历经坎坷而不沉沦，苦难也并非总是能滋养艺术。美国布兰德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凯瑟琳·格拉迪（Kathryn Graddy）近年来发布的一项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

巴勃罗·毕加索《昂杰·费南德迪·索多的肖像》，板面油画，70.3×55.3cm，1903年

2016年12月，格拉迪在《管理科学》上发表了名为《死亡、丧亲和创造力》的论文，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艺术家的负面情绪，特别是在丧失亲友后所产生的悲痛情绪，实际上会大大降低艺术家的作品价值。

巴勃罗·毕加索《老吉他手》，板面油画，122.9×82.6cm，1903-1904年

这项研究一开始就针对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入手：一方面，在艺术史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丧失亲友所带来的痛苦经历能推动杰出艺术的产生。例如在1901年，挚友卡洛斯·卡萨奇马斯的自杀使毕加索深受打击，艺术家也因此常使用苦涩的蓝色来表达对死亡的认知，从而进入了长达三年的蓝色时期。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剑桥大学商学院教授阮邦当等人的研究已证实，亲属去世严重影响了管理人员的创造力，公司绩效明显下降。

巴勃罗·毕加索《汤》，布面油画，38.5×46cm，1902-1903年

因此，为了探究丧亲之痛对艺术创造力的确切影响，格拉迪搜集了夏加尔、马蒂斯、马克·罗斯科、德·库宁等48位现代艺术家的传记和报道，发现这些艺术家都曾在创作生涯中经历过至爱亲朋的离世。她将这些艺术家的1.2万幅作品的创作日期与艺术家亲友的去世时间相对照，并通过比对销售数据和博物馆收藏历史来衡量其价值。

马克·夏加尔《Le Printemps》，布面油画，46×54.9cm，1975年

研究者发现，艺术家们在丧失亲友一年后的创作效率大大降低，他们在这一年内创作作品的市场表现也不尽人意，其拍卖市场成交价降低了50%以上，而且也较少被收藏到大型博物馆中。

马克·夏加尔《构成》，布面油画，81×65cm，1980年

譬如莫奈，他在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无法创作。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在其生前也因为风格过于阴郁而难以出售，诞生于1901年的作品《浮华》（La Gommeuse）就是如此。它是毕加索在听闻好友卡萨奇马斯自杀后在极端悲痛下创作的，在2015年的苏富比纽约以675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但就在同一年的佳士得纽约，毕加索的另一幅作品《阿尔及尔女人（O版）》却创下了1.8亿美元的成交记录，是前者的1.65倍。

巴勃罗·毕加索《阿尔及尔女人（O版）》，布面油画，114×146.4cm，1955年

因此面对人生中的逆境，艺术家们不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创造力比起生命中其它时期还来得更低，这并不难理解。格拉迪解释，心情不好时，即便是普通人都很难完全投入工作，更不要说亲友离世给艺术家带来的致命打击了。

左起：巴勃罗·毕加索、昂杰·费南德迪·索多和卡萨奇马斯。

而艺术家创作的最高境界——“心流”（Flow state）的实现则需要他们百分百投入创作，达到精神集中、高度敏感的神驰状态后，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灵感迸发。但当艺术家的至爱死亡时，悲痛情绪很自然地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很难进入这种神驰状态。

▲「 痛苦迷恋症 」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克里斯蒂娜》，布面油画，80×69cm，约1916年

这一发现告诉人们，想要提升艺术价值不一定要历经磨难，痛苦并非是创造力的先决条件。这可能有悖于人们以往的认知，但对艺术家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不必再去“自讨苦吃”了。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爱丽丝》，布面油画，78.5×39cm，1918年

其实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赞美，值得赞美的是艺术家战胜困难的能力以及从中获得的心灵感悟。在这一艰难抵抗的过程中，他们向艺术寻求救赎，将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面对逆境的无畏无惧使艺术家们就像经历了凤凰涅槃一样，其作品也具有了穿透人心的震撼力和生命力。

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蓝眼睛的女人》，布面油画，81×54cm，约1918年

因此许多艺术家感知到，人生危机和折磨在他们的创造性成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绝佳的灵感来源。他们长久以来也对一种颇具诱导性的观念深信不疑：只有在饱受折磨的状态下才能创作出高水平画作。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波瑟芬妮》，铅笔、水彩、阿拉伯胶，77.5×37.5cm，1878年

在这种观念的怂恿下，一些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在持续着近乎自虐式的行为。他们为了创作竭尽全力，罔顾自身的基本需求，以日复一日的创造性活动代替睡眠、均衡营养和锻炼，甚至会滥用酒精和毒品，带来不可弥补的身心创伤。他们相信，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伴随着不幸而来的创造力是一种补偿。一旦介入治疗，创造力就会受到抑制。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白日梦》，布面油画，1880年

那些被药物牢牢控制的艺术家们就在这种自我毁灭式的创作过程中逐渐堕落。藏在背心口袋里的药是艺术家随身携带的狂喜，也是痛苦的源泉。他们在飘飘欲仙中产生了无限灵感，作品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感染力。

达明安·赫斯特《博爱》，布面家用清漆和蝴蝶，106.7×130.5cm，2001年

吸食大麻后，身患肺结核的莫迪里阿尼画出了令人倾倒的长脖子和鹅蛋脸；拉斐尔前派画家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在吞云吐雾中画下了神情朦胧唯美的缪斯女神；豪饮等反叛生活方式也是达明安·赫斯特和翠西·艾敏等英国青年艺术家出位的标签之一。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红色骨架》，布面丙烯、油画棒和纸拼贴，152.4×152.4cm，1982年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瘾君子》，布面丙烯、油画棒、喷涂瓷漆和金属漆，182.8×213.3cm，1982年

但这些成就却是以毁灭为代价的，很多被药物控制的艺术家都失去了对人生的控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就是鼎鼎大名的瘾君子，这位绘画天才因涂鸦而声名鹊起，画中有着儿童般的无所顾忌和天马行空，但却长期混吸可卡因和海洛因，最终在28岁就英年早逝了。

▲「 艺术来源于痛苦？」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钓鱼者》，布面油画，54.1×65.2cm，1874年

艺术很美，但它绝不应带毒。苦难的黑暗可能伴有创造力的光明，但它背后的痛苦和不幸却常常被偏激的艺术家们忽视了。对于他们而言，平淡的生活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故意制造刺激，从事高危性的创作活动，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后都不去治疗，反而担心抑制内心激烈的情绪会给创作大打折扣。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遮阳伞》，布面油画，61.9×50.8cm，1878年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长头发的女人》，布面油画，46×38.2cm，1895年

人们当然为他们的献身精神而感动，但艺术创作一定要伴随着毁灭与伤害吗？难道从痛苦中得到滋养的艺术才能被称为杰作吗？丰沛的创作力与平顺的生活之间就不能取得平衡吗？

玛丽·卡萨特《缝衣服的年轻母亲》，布面油画，92.4×73.7cm，1900年

玛丽·卡萨特《母亲在给瞌睡的婴儿洗澡》，布面油画，99×63.5cm，1880年

当然不是，事实上以美好生活作为素材、作品广受赞誉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幸福的大师”雷诺阿、热衷于诠释母子温情的玛丽·卡萨特、几十年如一日为爱犬摆Pose的美国摄影师威廉·韦格曼（William Wegman）等人都是个中翘楚。他们用真挚的心去捕捉喜悦，在平凡当中寻找栩栩如生的画面，为自己赢得了尊严与掌声。

威廉·韦格曼《海景》，彩色打印，111.8×86.3cm，2015年

因此，苦难多少与艺术水平的高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也并非所有历经坎坷的艺术家最终都能脱颖而出。当然，我们并未否认克服痛苦为艺术带来的升华与超越，也极力赞美那些在苦难中破茧重生的艺术家。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有恬淡平静的人生，从日常的脉脉温情中寻找那些令人感动的细节，让艺术本身成为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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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  马钰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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