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一定能成为大师吗？
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5）海报
整个夏天，德国城市卡塞尔都沉浸在艺术的狂欢中。这场五年一度的盛事波及着所有从业者的心。赏作品、看趋势，抑或游玩，其承载了诸多期望。作为艺术家，个人作品曾展出于此更是职业生涯的“勋章”。但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就可以成为大师吗？今天，时尚芭莎艺术与你探讨。
01
权威的奠基
八月暑气正盛，卡塞尔在人潮汹涌中愈发显得如火如荼：为期百天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至此已过大半，盛会即将落下帷幕。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参展艺术家中的“新面孔”似乎格外多。而翻看策展团体ruangrupa早于去年公布的名单，除金狮奖得主吉米·德拉姆（Jimmie Durham）、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酷儿黑人女性二人组“黑色量子未来主义”（Black Quantum Futurism）等艺术家或机构外，此名单里基本没有“叫得响”的大师名字。
不了解这场艺术界顶级盛会的观者一定又要发问了：卡塞尔文献展？就这？
实际上，卡塞尔文献展从来不缺大师。回顾历史，其得以声名远扬除非凡的学术与理论引领地位外，还有众多如今仍在霸占艺术界视野的人物为它奠基。譬如在1955年举办的首届卡塞尔文献展中，人们就观摩到了几乎所有欧洲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毕加索、马蒂斯、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艺术家的架上绘画；亨利·摩尔、汉斯·阿尔普、考尔德的雕塑……
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展厅，1955年
四年后，一众抽象表现主义的关键艺术家也被邀请至第二届文献展。16件杰克逊·波洛克的大尺幅“行动绘画”被安置在图书馆阅览室，劳森伯格、丰塔纳、沃尔斯等艺术家亦在参展名列中。彼时，该流派刚在美国立足，正风生水起。而此届也被视为将美国艺术正式引入欧洲的发端。
威廉·德·库宁的作品展出于第二届卡塞尔文献展，1959年
其后的早期文献展一步步展露出其具有前瞻性的野心。装置、行为、观念艺术的重要人物陆续登场，如约瑟夫·博伊斯自第三届起就未缺席过该展；随之而来的是波普艺术、色域绘画、硬边绘画，安迪·沃霍尔、朱利斯·奥利茨基、埃尔斯沃斯·凯利等艺术家顺理成章地霸占了这片沃土。国际性与先锋性尽现，而策展人拥有的最高决策权则将高度“艺术自由”赋予卡塞尔，加上诸多“权威”的参与，文献展自此风头无两。
但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家皆为大师吗？不尽然。
02
参加卡塞尔=未来大师？
乔纳森·博罗夫斯基（Jonathan Borofsky）《走向天空的人》，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1992年
卡塞尔文献展之所以盛大，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数量”上的碾压。自首届起，该展就汇集了来自148位艺术家的670件作品；第二届，这两个数字已达到339与1770。至五年前，第14届文献展亦有163位参展艺术家。
玛塔·米努欣（Marta Minujin）《书之帕特农神庙》，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2017年
庞大的数字决定了此展绝非以艺术家为主体，被誉为“关于展览的展览”也表明出其对策展的侧重。文献展的成功因此并不完全由是否有大师之作来判定。然而，由于大胆的策展理念，其勇于引入实验性艺术，不少“绩优股”皆于生涯早期在此留下了惊鸿掠影。
1968年，刚开始“包裹艺术”实践的克里斯托已抱着所有材料来到了文献展。多次尝试后，卡尔斯奥厄草坪上终于升起了一件巨大的白色“香肠”。这件被命名为《5600立方米的包裹》的作品令其迅速在圈内声名鹊起。
克里斯托·克劳德（Christo Claude）《5600立方米的包裹》，第四届卡塞尔文献展，1968年
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
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 George）
几年后，初出茅庐的行为艺术组合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 George）扮演的“活体雕塑”也来到了这里，二人像艺术品一样在展厅内诡异地游荡。随后三届，该组合皆参与其中，并于1986年荣膺透纳奖。文献展对二人生涯的加持作用可想而知。
而前卫如卡塞尔，亦拥有决定“何为艺术”的话语权。历年中最受关注的第五届文献展便呈现了瑞士艺术家阿道夫·沃尔夫利（Adolf Wölfli）的作品。彼时，其还不为艺术界所知，但来自文献展的肯定令其在后续成为了“局外艺术”的重要成员。
阿道夫·沃尔夫利（Adolf Wölfli）《Rückseitig am Ende des 16 zeiligen Textes signiert Skt》，铅笔纸本，50×69.5cm，1928年
更多地，如偶发艺术、激浪派以及在第六届文献展“压倒”绘画的观念艺术都曾是座上宾，诸多被写入历史的艺术家皆在这里粉墨登场。但参加文献展能否作为其职业生涯跃升的决定性因素则很难厘清，且这场顶级展览对趋势的敏锐性令参展名单变得“复杂”但又充满可能性。
事实上，名单中有不少创作者早已消失在人海；“平平无奇”、看似“不太成熟”的作品同样会被带至卡塞尔。尤其自1987年起，文献展关于艺术走向的单一探讨逐渐减弱，转而关注社会问题，目的便更非仅呈现某件大师之作。
本·沃杰（Ben Vautier）于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1972年
本·沃杰（Ben Vautier）《本是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最重要的艺术家，1972》（Be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tist at Documenta 5, 1972），1972年
换言之，参加文献展是成为未来大师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卡塞尔被视为对艺术家学术价值的认可。正如参加过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影像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所认为：于艺术家而言，拥有卡塞尔文献展的经历“是达到顶尖水平所必需”。
克拉斯·奥登伯格《镐》，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1982年
03
参加卡塞尔=畅销？
大师不一定畅销，畅销不一定是大师。在探讨卡塞尔与市场的关联前，这一点必须明了。况且，随着文献展理念性的先行，绘画作品逐渐减少，影像、行为、观念等不具有太高市场流通性的作品占据着这片土地。所以，媒介的多样性令“畅销”本身成为伪命题。
但对于已有市场基础的艺术家来说，卡塞尔文献展实则是“镀金”之旅。1992年，路易斯·布尔乔亚参加了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这提升了其国际知名度，也为艺术家二级市场的壮大埋下伏笔。此后十年，布尔乔亚的作品价格稳步上升，并于2002年首次突破百万美元大关。
一个更为近期的案例——今年六月，高古轩宣布与艺术家斯坦利·惠特尼（Stanley Whitney）达成代理关系。2017年，后者的作品在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中亮相。在此之前，惠特尼鲜少出现在二级市场，甚至在2013年至2015年间只有三件作品上拍，平均售价也仅约1.5万美元。
而在参加文献展后的第二年，其作在一级市场陡然攀升至六位数，热情瞬间波及至拍场。本季春拍也再次刷新了艺术家的最高成交价，一件名为《Nightwatch》的作品以172.9万英镑售出于苏富比伦敦。
斯坦利·惠特尼的作品于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中展出，2017年
斯坦利·惠特尼《Nightwatch》，油彩麻布，183×183cm，2012年，于2022年以172.9万英镑售出，为艺术家作品最高成交价。
即便卡塞尔文献展所具有的学术性与中立的态度令其“避开”市场，但它仍是考量艺术家的一杆秤。且若追踪曾经参展艺术家的去向，你会发现几乎所有有艺术家参加文献展的画廊，都会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巴塞尔艺术展。
或许文献展的学术、巴塞尔的市场与画廊的推广“三管齐下”，正是当代艺术市场最直接的“造星”之路？无论如何，参与文献展为创作者带来的声望与知名度无可比拟。而卡塞尔在做的也正是将那些被忽视、处于边缘化的艺术家带入人们的视野。
回到如今的卡塞尔，短短三个月，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小组ruangrupa将整座城市变为了集体式的公共社区。不同于人们常识中的展览：绘画悬挂于墙，装置肃然地摆在白立方中央，宽敞、明亮、一尘不染——策展小组以印度尼西亚农村的公共建筑“Lumbung”（米仓）为理念，将其中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模式“挪用”至了卡塞尔。
印度尼西亚艺术家小组ruangrupa
于是，游客尽可在这里参与多种开放式的体验项目，菜园、露天影院、棋牌桌游、手工活动……这一回，卡塞尔文献展如一场盛大集会。“艺术家的参与是为改变现状或做一些新事情。他们会与观者一起决定、一起讨论。”ruangrupa的创始人埃德·达玛万（Ade Darmawan）如此说道。令人瞠目之余也难免引发思考：这是否是艺术新趋势？毕竟这里是卡塞尔。
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内的手工项目，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2022年，摄影：Baruch Gottlieb
来自泰国的Baan Noorg合作艺术与文化创作的室内U型场地，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2022年
毕竟这里是卡塞尔，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且你还需将此当作一次“预热”，说不定其很快就将席卷艺术界的大小角落。而对于名单中的艺术家，我们则需更长时间地观察与等待。因为艺术界的脚步如此之快，那些出现在你眼前的名字，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