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懦弱到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编者按：初中一年级时看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我把里面一句刻在作家哈特费尔德墓碑上的话——“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抄在了笔记本扉页上，当时很流行那么干，把座右铭抄在本子上、或者干脆刻在课桌上。自然，我后来知道了这句话出自尼采。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颇以跟这句话心有戚戚而沾沾自喜，并在此方针指导下狂啃当时不见得能看明白的张爱玲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跟彼时已红透半边天的韩寒、郭敬明热对抗。
作为80后的我如期长大了，毕业，工作，而我再也说不出“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这样狂妄的话，甚至想起来都会红着脸躲避。我的自信短暂、羸弱、凋谢而去，对弱者的慈悲，对权威的反抗，对智慧的尊重，这些本应是成为现代人条件的东西被丢在一边。我困惑但已习惯，习惯我们中的“创新者”征途相似，不是在高科技创业，就是在满世界流浪；习惯我们的梦想千篇一律，名牌包包、房子、车子、拍电影。
杨庆祥
我所谓的失败，是指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没有形成这一代人独有的品质，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反叛和抵抗。
大概是在2011年2月份，当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旁边，突然被房东赶走，房子不再租给我了。我是一个焦虑型的人格，当时放寒假了，我特别抓狂，在火车上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给很多中介公司。我回来就要有房子住，要不然没地方工作。
找房子的同时，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奋斗却无功而返。我读博士，留在人民大学任教，还落得如此下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比我的处境更困难。我对此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于是那个寒假，我开始在家里构思这篇文章。这就是我写作的最基本动机，我希望通过我个人生活上的困境来观照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不光是我们这代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最为典型。
杨庆祥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恰恰在30岁的时候，我进入社会，当我和这个社会遭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世界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我有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该怎么办？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把这本书本限定为纯粹文学的研究；我希望在更大范围之内，在更普遍的问题上跟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我们的父辈，还有我们的后来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2006年我在广东的东莞有一段近乎农民工的生活，两三个月我一直生活在东莞，跟农民工朝夕相处。当时我做一个社会调查，了解东莞农民工的思想状况。80后的农民工有一亿人，这个庞大、沉默的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世界有什么想法？我觉得，仅仅从我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书写或者观察是不充分的，所以我就又补充了一些访谈、采访。2014年4月，我又去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在东莞采访了一些农民工，私企的老板，同时还有一些在国企的员工，我想从不同的层面，通过一些代表性的80后普通青年，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采访的时候我尽量不设问，就是聊天，不想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东西影响他们思考，想让他们呈现出一个自然的精神状态。
昨天刚刚看到龙应台一篇文章，其中有个观点，我很认同。她说，“这个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大部分人都是坐在这个车上，不看车外，随波逐流，这个车把他们带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但是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很好奇，就像幼儿园的小孩，有叛逆感，一定要伸头，伸出车窗外看看这个车到底往哪里开。如果发现车开得方向好像和他们想得不一样，他就喊出来，这个车开错了，要调整一下。”她说这些人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思考者，这种人越多，我们生活的社会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更好、更高级的社会，如果这种人很少，这个社会就可能非常危险。
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形成我们所期待的“抵抗主义”。这种抵抗主义在最近的短短十年里变成了投机主义，大部分的80后变成了投机者。韩寒、郭敬明们利用他们在文学领域象征资本的积累，迅速服从于我们这个时代最主流的、也是最庸俗的价值观念--谁赚了钱财谁就是大人--之后立即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够最大程度上实现利润的领域，比如电影，我们还知道最近韩寒的团队在上海开了一个餐馆，叫“很高兴遇见你”，一开就是十几家。我觉得，如果一个时代处在最前面的思考者都如此简单地认同于这个世界的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我们这代人就玩儿完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愿意思考、不愿意服从简单规则的人，我要特别地反思我们这一代，从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提供一些抵抗式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说抵抗就说游行示威；抵抗有更多的途径，比如生产出特别有力量的文化产品，一本伟大的小说，一部经典的电影，从《小时代1》一直到《小时代4》，到韩寒的《后会无期》，再到何炅的《栀子花开》，我们的文化生态恶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稍微有一些思考能力和鉴赏能力的人都能明白。但是它们居然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面，我们怎么思考？80后正是社会最中间的力量，但 “中而不坚”，不坚硬，不坚挺，没有抵抗的力量，怎样在这种时候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和这个世界进行对话，这是我想通过这本书提供给大家的。
阎连科
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当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
在15年前，或者说10年前的时候，我对80后的认识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说句实在话，我很失望。我发现可能我这一代人，或者说很多人对80后这一代人有误判。那时候我们以为反叛是80后一代的标志，可是等到今天却发现，这代人几乎没有反叛的地方。30年代的鲁迅、郭沫若、巴金，那是真正反叛的一代人，说丢掉老婆就丢掉老婆，说丢掉孩子就丢掉孩子，说不要家庭就不要家庭；49年之后，我们发现真正的反叛者是我们的爷爷，他们真的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犹豫，说走就走，甚至说杀人就杀人了；后来到你们的父亲这一代人，不管是真正的反叛还是假的反叛，他们也反叛，说革命就革命，可以把父亲、母亲揭发出来，青年上山下乡时，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扒着火车就到乡村去了，到青海西藏这样的边疆去了。而我们以为的80后反叛完全是一个误判。
我们为什么当时会对80后抱那么大的希望？每一个人几乎都非常能够意识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实靠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反叛来推动的。但80后这一代人所谓的反叛，并没有给时代做出一个突出的贡献。
第二个误判，我们常常在谈论80一代时提到“以自我为中心”。过往谈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从家庭的角度考虑，因为他们是独生子女，所有人要围着他转来转去，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今天我们仔细去想，似乎不仅如此；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口红、名包、名衣服，他们想要、想买，父亲母亲、周围的人全都要为他们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的以自我为中心。
相对50、60，80后，这代人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阎连科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
我们从1949年之后很少有一代人完整地读完大学，完成学业，但是80后完成了。80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完成了学业，却恰恰出现这么多懦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找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心灵像一滴水泼向沙漠，完全消失掉了。
基于这些，当我拿起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看，我是那么的激动，就像当年毛泽东那一代人看到对中国农民那一系列调查报告一样，就像我这一代人看邓小平的“黑猫白猫，逮住老鼠都是好猫”的文章一样。终于有一个人，他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你可以反对他，但他起码站出来了，站出来认识自己，认识80后一代。
昨天下午去看《煎饼侠》，一个人告诉我，说老年证拿出来可以便宜一些。我这一代可能其实已经被淘汰了。从艺术到拍摄过程，《煎饼侠》几乎没什么可谈的地方。为什么我也喜欢？因为它提出了一点，触动了80后、90后内心的神经，那就是我们都是失败的一代人，仅存的那一点点梦想也是如此的难以实现。而《80后，怎么办？》这本书恰恰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都是失败的一代人。
张悦然
80后这代人急需抓住一股精神力量，使他们摆脱这种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有问题存在的，或者已经感受到极其不适应的、平庸的、日常的、毫无意义的生活。
我觉得阎老师作为一个外部观察者，提出一个问题，这代人至少对他来说是那么值得期待的一代人，当时以那么横空出世的姿态出现，现在却没有表达出任何不同于之前几代人的新思想，在文学领域也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有别于之前几代人的出色作品，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0后，怎么办？》这本书是庆祥作为一个内部的经历者所提出的一次自我反省。80后一代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使他们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可能封闭的、尖锐的东西，使他们变成了现在温和的，妥协的，极其适应体制的一代人？
在这本书里面，我的作品很荣幸作为杨庆祥的研究案例存在，放在其中叫《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一章中。他选取的我的那篇小说，名字叫《家》，大概内容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姑且认为他是80后的一对夫妻，在丈夫的公司给他升职后，却不约而同地一起离家出走，去四川做了地震灾区的志愿者了。
这个小说表现出了一种80后对于精神力量、历史现场感的极端需求。在2008年那几年，这种现象会表现得特别特别明显，这代人急需抓住一股精神力量，使他们摆脱这种可能他们已经觉得有问题，或者已经感受到极其不适应的、平庸的、日常的，他们觉得毫无意义的平凡的生活。
杨庆祥不仅是从一个角度，不仅是从一个群体，而是从80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群入手，比如里面既有东莞的打工者，也有像刚才说的生活还非常优越的这样一对衣食无忧的80后夫妻，然后去发现他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沉重的生活问题，比如说房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也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比如这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杨庆祥把这两点都表达得非常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本书是在为我们这代人寻找出路。
韩敬群老师提到这本书可能并没有为80后提出具体出路，但事实上，我们提出问题，停下来看到自己现在的处境，这可能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很多的变化，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十几年前，我自己感觉，在80后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群体走上舞台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会觉得是叛逆，只要一张嘴，就觉得你是在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你是陌生的，是特别的。对阎老师说，这是很新奇的物种。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张嘴，但说什么都不再新鲜。都是在用已经有的规则，已经有的话语方式在表达。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说到我自己所做的和文学创作有关的话题，我也觉得文学的环境确实特别差。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被叫作青春文学，很讨厌被作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看待；但是现在我们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当时作为不成熟群体时所发出的声音。那个时候我们还认为“残酷青春”是一种不深刻的状态，现在看来，残酷青春确实是一种叛逆的、尖锐的状态。不然，大家看看现在文学成了什么？清一色的鸡汤文学。为什么出版社会出那么多的鸡汤文学，因为读者需要。为什么读者会需要？为什么那样的书能够走进我们心里？这难道不是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吗？年轻一代需要的东西不再是叛逆的东西，而是安抚心灵，像甜食一样能够一点点安抚心灵的东西。所以我从写作上来看，如果我作为写作者，能够认清我的处境，不向这样的环境妥协，沿着自己的道路去走，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已经做到了像庆祥所说的，停下来思考和质疑这代人的失败。
韩敬群
这个时代资本逻辑让一切的反抗，一切的特立独行都会变成流俗。
庆祥和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是带着自己生命的印记的，有血肉的、有温度的，或者借刚才庆祥说，是在场的：一个是生活的场，一个是在文学的场。这样的文学批评，我觉得是我心向往之的文学批评。
《80后，怎么办？》这些稿子出来的时候，在网上有一些网友跟杨庆祥互动时，有的就提到作为人大的副教授，不就房子吗，不就钱吗，怎么那么矫情。实际上杨庆祥写这个书的时候是2011年的2月，那个时候他的状况跟今天可能还是有所不同的。当然那时已经是开始崭露头角的批评家，到今天也就是四年左右的时间，但凭借他自己的努力、勤奋、锐利杨庆祥已经成为80后这一代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的代表，他的境遇也就发生一些变化。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大家残酷的青春会过去，慢慢会随着自己的成长，个人生活上的，社会名望上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
像杨庆祥刚刚提到的资本的逻辑，资本的话语圈套，非常非常强大。其实不光是80后，它笼罩着这个时代一切，有人说“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大家所遭遇的是一样的，不会光是80后。
有个批评家说过，我们去反对某种模式的千篇一律，最后我们反对的方式也是千篇一律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吊诡的情况：我们努力的去破除，但这个时代资本逻辑是什么？它会让一切的反抗，一切的特立独行都会变成流俗。
80后，怎么办？
作者：杨庆祥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5-06
这是一部真诚、痛切的反思之书，也是一部振聋发聩的追问之作。它代表着80后一代人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和体验，他们希望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在这部80后文学评论家杨庆祥最新完成的深入探讨80后一代人的随笔集中，既有作家近年来有关80后一代人的文学评论，也有他与同代人之间文学思想上的对话。80后作为代际意识，在这本书里得到了集中、深刻和独有的叙述与思考。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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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niaasai）
责编：Choq（choq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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