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药·格非《江南三部曲》：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 | 茅盾文学奖
格非《江南三部曲》
格非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2
by格非
仍旧是“桃花源”（花家舍）的延续，但相比《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不少读者发现《春尽江南》里“梦”的比重明显少了许多，文字风格和叙事节奏上也不同于前两部的诗意。对于这种风格的断裂，格非觉得，当所有的老板都在谈乌托邦，且沦为私人会所之类的“布尔乔亚趣味”时，他对花家舍就已经失去兴趣。这次他选择直白地呈现出“肮脏的、乌糟的社会”，因为粉饰这个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也寄望于每一个读者透过《春尽江南》审视自己“但非常多的人给我写信，说你没有给我们指出出路，还有很多人在网上骂我，搞得我也很难受。”说这话时，头发花白的格非显得委屈。因为在新作结尾，他试图用一首诗与这个世界达成一定意义上的和解，并借小说中的人物传递出他的救赎之道：“只有做一个简单、朴素的人才是合乎道德的。”
近四五个月来，除了学校教学，格非忙于各种场合宣传新书，发表了太多的言论，阐释新书显得有些过度。在他眼里，与读者间真正的交流是在暗中完成的。格非将作家的作品比作海中孤岛；作为航海者，读者能否发现岛屿，既取决于岛屿的规模和辨识度，还取决于风向、洋流———三年前的一次南亚之旅，为他思考当下中国敞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就在本次采访结束一周之后，格非将同韩少功、翟永明、西川、欧阳江河等人一行，奔赴印度，与印度作家就文学、政治、历史等话题展开对话。这项一年一度的民间活动已持续三年，格非都参加了。他感叹道：“你跟印度任何一个作家、诗人交谈，会发现他们都是哲学家，他们办学校，帮助贫困儿童，实在做事儿特别重要。”2009年首次访印后，格非写了一万多字的游记《印度纪行》，其中这样写道“印度古老文明在近代的殖民史中几乎未受撼动。相比之下，中国倒是成了另一个极端的试验田———被深翻的泥土中已看不到什么杂草，似乎随时适合改种任何植物。”
最开始写《春尽江南》的七八万字都删了
记者：从《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乌托邦”三部曲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格非：我在写第一部《人面桃花》时，曾经大致地对三部曲的走向有过一个设计：第一部当然我就放在辛亥革命前后来考虑；第二部可能到了上世纪50年代；第三部写的是当下———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关于乌托邦三部曲，第一部的时候当然乌托邦的气氛很浓；第二部里面社会主义这个过程也是很清晰的；到了第三部的时候，我最初是想从经济方面入手做乌托邦的批判性。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经济话语之外，我觉得不存在其他的话语，当初有这么一个设想。
但是这个设想我最后放弃了，我觉得可能经济的问题已经不是最大的问题了，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想法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应该说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三部曲之间的联系不是太重要了。我简单地做了一些勾连，就是三部之间有些连续性。当然你可以三部一起读，因为它里面都写到了花家舍，情节上也有些层级关系，但是也可以分开。
记者：你刚才提到，写作《春尽江南》开始阶段想法发生很大变化，具体怎么变？又是通过什么促成的这种改变？
格非：在我写《春尽江南》之前，有很多人喜欢《山河入梦》，另外一部分人喜欢《人面桃花》，这两派的人都给我写信，说你应该怎么写第三部，给我出主意，然后说文字一定要注意。当然我就受他们影响很大，太想把《春尽江南》跟前面两部统筹起来考虑了吧，希望能够延续过去那种比较注重氛围、精雕细琢的文字。
我2009年开始动笔，写了有七八万字，但是我发现文字上感觉不对。我觉得在我们这样肮脏的、乌糟的社会里面，你要写一种很美的文字很可笑，我觉得说不过去的，无法回避。我觉得句子还是要自然一些，所以虽然第一稿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承受这么漂亮的东西，我觉得很恶心，有点做作，受不了，所以我把它废掉了。2009年的下半年又开始重新写。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上来就是一个性爱的场面，我希望它更加直截了当，直接地进入社会得了，不要有那么多的铺垫，然后让句子、语言更加自然一些，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记者：社会现实的“粗糙”与文字的“漂亮”与否之间有必然关系吗？
格非：当然，我要描写当代生活、当代社会的现实，那么你要用一种带有浪漫的，特别注重氛围和诗意的语句，我觉得有点虚假，感觉上不够有力量；另外节奏上也过于缓慢。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生活中充满了即用即弃的东西。我觉得越来越速食化的社会趋向与叙事节奏不相配。我确实很少有文章写废掉的，《人面桃花》刚开始写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情况，但是（像这次）写了七八万字再废掉很少见。当然如果我不废，这么写下去可能是另外一个小说。最重要的是节奏太慢，我觉得不能忍受。
记者：“乌托邦”三部曲里，《人面桃花》里的秀米，《山河入梦》里的姚佩佩，以及《春尽江南》里的家玉，都是女性形象示人，这方面你是不是有自己的倾向性？
格非：对，我觉得可能我们一般倾向于把女性作为一个美好事物的象征。在我的日常经验当中，我觉得她们比男的可能更纯洁、更勇敢。这是我的经验当中的一部分，有些女孩子你别看她很柔弱，其实她很较真，很多事情她敢做。男孩子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圆滑，社会经验需要他扮演一种角色，女孩子可能更情感化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孩子可能更敏感，另外由于男女在文化上形成很大的差异性，导致了女的在社会生活当中遭受到的痛苦、感受到的痛苦可能要更深、更容易被人忽略，所以我可能会选择女性作为很重要的人物。
对于“商标”：“我已经很节制了”
记者：明显感觉《春尽江南》中对物品“商标”的事无巨细，例如化妆品是兰蔻、香奈儿，咖啡是星巴克，这与你此前作品有很大差异。有评论认为你作为“实力派作家”，新作中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陈列太过频繁了，你怎么看？
格非：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的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比如说很多人对小说中出现“7-11”（便利店商标）表示很吃惊，觉得不应该写。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小资”，它就是在你家楼下，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
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我希望《春尽江南》也有这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比较细碎，另外一方面，也能把我个人对这个社会比较大的观感写出来。两者缺一不可。“新写实小说”非常好的一面是确实注意到了现实，但问题在于流于鸡毛蒜皮。你不能说，你想要描述一个相对重要的经验，但你对日常生活却视而不见。所以这种看法完全割裂了小说的这两个基本材料。
记者：另外，有作者质疑在《春尽江南》第104页出现了一个单独被特殊强调的黑体字“钱”，这种对时代的剖析是否过于直白了？
格非：我就是希望读者读到这里稍微留意一下“钱”这个字，我也没用黑体字，只是作为单独一段处理。我不知道书上有没有被处理成黑体字。这是写作时即兴的写法，没有特别深思熟虑。突出“钱”很重要，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最后都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现在这个社会，出了重大事故，比如一群孩子死于非命，我觉得最悲哀的是，孩子尸骨未冷，马上就讲到赔偿数额，若有比较高的赔偿，会立刻住口。每次遇到这种事情我都非常悲伤。小说里面写到老奶奶也是这样，她不管孩子是不是医疗事故，她反正要钱。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特征，至少获得钱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如果我告诉读者，这个社会很好，我觉得更不负责任
……
（本文选自南方都市报，凤凰读书《读药——春有尽，诗无涯：评述格非《春尽江南》）
一次偶然欢愉和未完成的诗歌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问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汩汩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
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五点二十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祗。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这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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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niaasai）
责编：Choq（choq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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