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

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读书笔记・第14辑

2016-10-28 凤凰读书凤凰读书

我们在抄书，你来吗？

读书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章节、段落，一些好看的句子，基于我们自己认为的原因，你会希望记住它、给它做标记、在它旁边的空白处做笔记。

现在开始，凤凰读书开设一个新的版块，我们做一件古老的事：抄书。

我们现在就是要一起寻找和分享书里这样的闪光之处：一段话，几句话，击中你的。

参与方式：

直接在本文后留言，摘抄你特别喜欢的书中部分。

—— 读书笔记 ● 第14辑 ——

文学

1.我那时阅读都是为了考试，为了聊天之中能不落下风，为了完成某项工作。在这里我学会了为了快乐而阅读。我也学会了聊天。你知不知道谈话是生活至高无上的乐趣之一？可惜只有闲人才能体会。我以前都太忙了。过去生活中曾经对我那么重大的东西逐渐变得浅薄和粗俗了。那么奔忙，时时刻刻不停地奋斗，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想起芝加哥，只看到一个黑暗的灰色的城，全是砖石——就像监狱一样——和无止境的混乱。而这所有行为，最后又达成了什么呢？一个人能这样从生活中获取最美好的东西吗？我们来到世界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急急忙忙赶到办公室，一小时一小时干到夜里，又急急忙忙赶回家，吃个饭，赶去剧场？我的青春就要这样度过吗？贝特曼，青春实在太短暂了。等我再老一些，我能期待些什么？照样是早上从家里急急忙忙赶到办公室，一小时一小时地干到夜里，回家吃个饭，赶去剧场？要是你能赚大钱的话，这样还算值得；也不一定，还得看你的天性是怎样的人吧。但要是你赚不了多少钱，那还值得吗？贝特曼，我希望自己的人生不仅仅是那样的。

2.一个人极少有与美丽面对面的机会。仔细看看吧，亨特先生，你眼前的画面怕是此生都不会再见到了，因为任何时刻都是稍纵即逝的，但回忆却会留在你心里永不消退。此刻你碰触了永恒。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毛姆

摘自：Better me

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白俄罗斯]S.A.阿列克谢耶维基著/方祖芳译

摘自：萝卜

我们总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地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总是，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坦然面对那些罪恶，给自己心灵予救赎。

——《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

摘自：王艺侨

我厌恶任何形式的伪装。

——《傲慢与偏见》斯蒂芬·茨威格

摘自：sea

我平生对患有各种偏执狂的人，一个心眼儿到底的人最有兴趣，因为一个人知识面越有限，他离无限就越近；正是那些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不闻不问的人，在用他们的特殊材料像蚂蚁一样建造一个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微缩世界。

——《象棋的故事》

摘自：pingping

人是要长大的，有天你也会推着婴儿车幸福地在街上行走，而曾经的喜欢，不管曾经怎样，都会幻化成风，消失在时光隧道，所以向前走，向前走，无须回头。

——《猫的报恩》宫崎骏

摘自：黑猫不睡

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毛姆

摘自：椰子

全世界有没有一个能够而且有权宽恕的人？我不要和谐，出于对人类的爱我不希望和谐。我情愿保留未经报复的痛苦，最好还是保留我那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那未经平抑的愤怒，哪怕我错了也心甘情愿。再说大家对和谐的价值估计得也太高了，我们完全支付不起这张过于昂贵的入场券。所以我要赶紧退还这张入场券，只要我是个诚实的人，那就应该尽快退还。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廖沙，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入场券还给他。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

摘自：陀思勃拉维特

冬季莫干山，也和温带的其他的山一样枯索荒凉，银雪盖在竹上，树上，屋顶上，巉岩上，石级上，就此温柔而繁华。下雪时，雪初霁时，无风，并不凛冽，比夏令还爽亮，雪光反映入室，天花板一片新白。不良的是融雪之日，融雪之夜，檐前滴滴答答，儿时作诗，称之为“晴天的雨声”。滴滴答答，极为丧气，像做错了事，懊悔不完了，屋角，石隙，凡背阳之处总有积雪，一直会待着，结成粗粗的冰粒，不白了，也不是透明。大雪后，总有此族灰色的日益肮脏的积雪。已经不是雪了——“笨雪”。半年山居，初回城市的头一两天，屡兴“再上山去多好”的感喟。几乎事事得重新视听适应。我已经山化，要蜕变，市化，重做市民。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程度。换言之，人的某些无耻的行径是由于害怕寂寞而作出来的。就文句而言，还是“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程度”这样比较清通。我算是害怕寂寞的人吗，粉蒸肉，老虎，羊腿，竹秀……再住半年，可能也会无耻了。在都市中，更寂寞。路灯杆子不会被雪压折，承不住多少雪，厚了，会自己掉落。

——《竹秀》木心

摘自：平秋

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早起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点儿？并且就庆幸并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我与地坛》史铁生

摘自：猫大妞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

——《一个人的鲁迅》（《同意和解释》，《准风月谈》，《全集5》P287)/林贤治/广西师大·新民说

摘自：三公里

思想・社科

雷海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无应付局面的能力。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

——《非常道——1840-1999年间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3月初版P236-237

摘自：荒野侦探

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或小说艺术中。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语速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

——《悲伤与理智》/约瑟夫·布罗茨基/刘文飞/上海译文出版社/P105

摘自：xiao nuan

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高层不但没有法治观念，更没有对法治的敬意；当时取消法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理由是有了马列主义，其它的知识体系就不需要了，这个判断中隐含着对知识体系的无知和自负，也是一元化知识逻辑的必然结果。知识体系中取消了法学、社会学，学部委员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再有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法学和社会学的恐惧，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无知的问题，而是垄断对所有复杂社会现象解释权力的一种选择，这也是专制社会对知识的一般态度，法学更不能例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一个解释：“社会科学即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

一般社会科学的命运如此，法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2月

摘自：荒野侦探

我们一直追求卓越的品质，并将永远如此。我们致力于通过道德采购的方式购买高品质的咖啡豆，用心烘焙。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努力提高咖啡种植户的生活水平。我们关心和咖啡有关的一切，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星巴克领先之道》/[美]约瑟夫·米歇利/中信出版社/P15

摘自：vinny

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在哈维尔看来，做一个公民，就应当意识到表明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权利和义务。他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这里所谓整体性，就是指不但自己是公民，别人也是公民，当别人的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和剥夺时，你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不只是对某个人的侵犯，而且是对公民权本身的侵犯。

——《与时代同行》徐友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摘自：荒野侦探

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忙把笼子修好呢？

——《旧山河》／刀尔登著／中信出版社

摘自：荒野侦探

史华兹教授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结尾处说了一段极有分量的话：“人们几乎无法对严复或者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对国家富强问题的探求作出评价。中国的确被深深地羞辱了，在近代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不具备国家力量而能幸存下来。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确实，自中国人接触西方观念以来，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自由、平等、民主”几乎从来都被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它们固有的独立价值很少得到承认，受到尊重，一如知识分子最好的地位也就是幕僚客卿和各层次上的工具而无独立人格一样。如果说：“富国强兵”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华民族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梦的话，那么，应该指出，它首先是中国统治者追求的目标。这个理想当然不应遭到非议，但它和近现代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即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应该自问一下，如果中国是一个国强而民弱、民穷、民愚之邦，我们会感到满意吗？

——《与时代同行》/徐友渔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摘自：荒野侦探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董时进对国民党政府取缔民盟很有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政府的下策，是害多于利的。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文章中奉劝国民党：“政府假使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觉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世人相信美国比苏联民主，最好的证明是美国允许华莱士一类的人在国内国外大事咆哮，而苏联则无论如何拿不出这样一个证据来。这样的事实胜过一切雄辩。”这样的认识，今天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四十年代末，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看问题，都能在两党之争中看出孰轻孰重的。在这一点上，董时进和储安平是有远见的。他们认为，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政府，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政府总是要好一些。这个简单的常识，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

——《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2月

摘自：荒野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