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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影响是负面的吗?| 文史知识

2017-05-25 [日]冈田英弘 等 凤凰读书 凤凰读书

从支那到中国


首先要说的是,本书所论述的明清历史,可以概括为"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


现在所谓的中国,其地域范围非常广阔,包括以黄河和长江为中心的支那地区、古称满洲的东北地区、蒙古高原、从天山北麓延伸出去的准噶尔草原、东土耳其斯坦及其南部的塔里木沙漠、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地区、西藏地区等。这些地区不仅气候水土各不相同,民族、语言、宗教、生活方式、经济条件等方面也颇具特色。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仅民族的数量就超过五十个,在国家统一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由不同元素统一起来的国家。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些已经是常识了。但是我们偶尔仍在有关中国的内容上犯错误。譬如我们笼统地称呼"中国人"时,大都是指代在支那地区居住的汉族人。还有譬如"中文",指的是作为汉族语言的汉语。但是通常来说,中国人中包括蒙古人和西藏人等,而且中文里当然也包括蒙古语和藏语等。虽然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本书要清楚地界定"中国"的含义,因此在叙述过程中将区别使用"支那"和"中国"、"汉人"和"中国人"、"汉语"和"中文"等名词。


现在作为多民族政治统一体的中国概念,其原型早在明清之前的元朝时就已经形成了。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原本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国家,仅仅是由生产力低下的游牧区构成的帝国,其经济基础薄弱,也很难稳定地发展。直到第五代君主薛禅汗将蒙古游牧区与支那农耕区合并统治后,帝国才最终得以稳固。中国概念就是从这里诞生的,而元朝也正是最早将多个地区合并统治的新中国之雏形。


但是元帝国在联合各地区的问题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各个地区自行其是,各自为政,一旦作为统治力量基础的蒙古游牧军队由于一些原因被削弱,帝国就必将分崩离析,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支那地区建立了明朝。蒙古高原和准噶尔草原由北元统治。满洲也由明朝统治,朝鲜半岛上则建立起独立的李氏朝鲜王朝。随着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土耳其斯坦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土。


明朝实际上打算在其所继承的元帝国的全部疆域内建立统治。不过,这种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汉族由爱好和平的农民组成,其军事力量存在极限,不可能期望其像元帝国那样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


所以,现代中国概念的真正成形,必须要等到清帝国建立之后。研究继承元朝的明朝乃至之后清朝的历史,就要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开始叙述。本书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对明清时期进行探究,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南北支那的对立


那么,鉴于中国广大的地域范围,各地区的由来自然有其各不相同的历史原因。但是,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支那地区内部的南北关系问题。


总的来说,支那历史的大趋势通常是北方统治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支那相对于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支那来说,一直保有相当大的政治优势。


4世纪初的东亚民族大迁徙使南支那开始进入支那历史发展的主流。因为五胡侵入北支那,汉族被迫向南迁徙,因此南支那迅速地得到了开发,除去黄河流域仍然是支那地区的中心之外,另一个中心在长江流域建立起来。总之,得益于高产的水田耕作,南支那成长为中国的粮仓,同时也成为经济中心。


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支那。即便到了隋唐时期,诸王朝的国都也大都设置在北支那。为了南北支那的沟通和联络,隋朝开凿了闻名于世的大运河。这个通道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从而维持了支那地区的统一。


俗话说"南船北马",北支那以陆路交通为主,但是运送粮食等大宗物资还是水运较为方便。所以在运送物资时,当然要尽可能地利用自然河流。迅速建立起大一统国家的秦朝,在秦始皇时期将开封附近的黄河分流,开通了通往南方淮河的水路。到了汉代,水路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南方延伸,楚州(江苏省淮安县)到扬州之间的水路将淮河和长江也联系起来。总而言之,船舶可以从长江口向北行进,横穿淮河进入黄河,然后沿河上溯,最终将物资输送到位于渭河流域的国都长安。


但是,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十分棘手,因此维护运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运河的兴衰也与国力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随着时代的变迁,南支那的经济重要性日益凸显。到了宋代,诸如"江浙(江苏省和浙江省)熟,天下足;江浙歉,天下饥"这样的谚语广泛流传,也象征着南支那控制了整个支那地区的经济命脉。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在世祖忽必烈时征服南宋并夺取了这个谷仓地带,所以蒙古帝国向大元帝国的转变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即使到了元代,支那地区重心南移的进程仍不可阻止。当时访问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Battuta,1304-1377)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中将"汗沙城",即浙江省杭州市称为地球上最大的城市,另外还将"刺桐城",实际上即泉州附近的外港,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伊本·白图泰21岁时立志到麦加朝圣,离开故乡摩洛哥,向着他所憧憬的未知世界--东亚进发。他的前半生几乎都奉献给了旅行事业,直到45岁才返回摩洛哥。因此,他实地考察了诸如麦加、开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等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并耳闻目睹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故而其对南支那的评价也是可信的。


正是如此,南支那越来越繁荣兴旺。最终到元末时,支那地区北方统治南方的历史原则被彻底推翻。于是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朱元璋集团建立明政权,并推翻了北京的元政权。南方打败了北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此外,明朝试图全盘继承元朝的版图进而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帝国,但位于支那北方的元朝发源地--蒙古本部则阻止了明朝的行动。


支那与蒙古


蒙古与支那同样是历史上构成中国的各区域中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必须让大家了解蒙古的概况。如果我们尝试回顾支那地区超过3000年的国家发展史,常常要将其与蒙古的关系作为背景。


让我们看一下地图。凡是较早开始发展的国家,其中心必定位于从蒙古高原到北支那平原必经之路的终点之上。从东算起,北京是春秋战国时强国燕国的国都,正好位于从内蒙古经张家口、居庸关迈入北支那平原一步可达的位置上。而河南安阳,即公元前14世纪的城市遗址——殷墟和战国时赵国的都城邯郸在黄河北岸呈一字排列。


这两座城市全都位于从山西高原太原方向沿河谷穿过太行山的断裂处并最终到达北支那平原的必经之路上。太原向北通过雁门关与大同盆地串联起来,而大同就与内蒙古直接相邻了。位于黄河南岸的洛阳盆地不仅是周朝的东都,同时也是从太原经太行山西侧南下路线的终点。在更西边的地方,西周的都城西安与秦都咸阳沿渭河河谷一字排列开来。这里也是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以及宁夏银川经固原南下路线的终点。


那么,为什么支那地区的古代都市大都位于蒙古高原、山西高原与北支那平原的交界处呢?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北支那平原上的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游牧民穿着用牲畜皮制作的衣服,饮用牛奶和酸奶,食用黄油和奶酪,住在用羊毛硬毡制成的帐篷中,这完全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为了获得人体必需的碳水化合物,游牧民就要向农民购买谷物。因此,从史前时代开始,高原上的游牧民就必须组织商队到北支那平原与那里的农民进行贸易。这样的交易场所或定期集市理所当然被设置在农耕地区的边缘,即北京、邯郸、安阳、洛阳、西安、咸阳等地。大量为进行贸易而从农耕地区腹地赶来的人聚集在这些地方开展贸易活动,不久定期集市就变为常设市场,市场附近的村落也开始发达起来。这就是北支那古代城市的产生过程。支那地区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职业商人,大概也是出于上述原因。


游牧民带到北支那边境城市交易场的货物中最多的是家畜,其次是高原盐湖所产的湖盐。家畜当中,牛主要是为满足农民耕地拉犁的需求,而羊肉则作为蛋白质资源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伙食水平。


但是马匹的输入在政治上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马使战争成为可能。古代支那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一样,用马拖曳战车作战,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将马用于骑乘。总之,得到马匹的边境城市逐渐成长为城市国家,在这些城市国家中殷、周、秦又发展为王国,最终统治了其他城市及周边的农耕地带。这就是为什么北支那统一国家的出现要比南支那更早的原因。


因为南支那不靠近边境,城市发展陷于停滞,又不能获得马匹,所以没有办法与北支那的军事力量进行对抗。


万里长城


到访北京的旅行者必定会选择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八达岭长城。站在由层叠的花岗岩石块与青砖筑成的宏伟长城之上眺望北方,人们势必会陷入深深的思考,正是这样的城墙阻止了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旅行者来说,长城已经成为中国的象征。


在这里,我绝对没有岔开话题的意思。但是要说清楚的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壮丽长城,实际上是在明代修筑的。而提到长城的历史与其说是光荣的,倒不如说是痛苦的。


上文多次提到兴起于南支那的明朝继承了元朝的遗产并统一了整个支那。此外,明朝也试图将元帝国的全部领土收入囊中,然而明军虽然将蒙古人逐出农耕区并控制了支那,但越过长城向北方的游牧区进攻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明朝从南到北的扩张便达到了极限。


这是由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本质区别决定的。农耕社会与土地紧密相连,必须定居耕作才能维持运转。如果土地条件较好,又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填饱肚子并不困难。因此在没有外来侵略的情况下,农耕社会显露出原本和平、非军事的特征,也不会考虑侵略别人。农耕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前往临近地区寻求新的耕地,而这不过是一种开拓性的发展罢了。


但游牧社会,则可以被称为以战争为目的的组织。正如上文所述,游牧民如果不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就无法生存,因此双方在边境城市维持着和平的贸易往来。但是,边境城市一旦发展为强大的王国,就可能不正当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游牧民又没有有效的对抗手段,必然遭受很大的损失,而这势必导致游牧民以暴力的手段获得粮食。所以,随着北支那古代王国的发展,与游牧民的边境冲突也越来越多,从殷周时期开始就已经有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侵犯、抢掠支那地区的记录。因此,古代王国为了防御游牧民的袭扰,大都在边境修筑长城并驻扎部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战国时秦、赵、燕都在边境修筑了长城,后来秦始皇统一了支那,立即将这些旧长城连接起来,进而建成了万里长城。


因为支那方面加强了边境防御,蒙古地区的游牧民为了像以前一样有效地进行掠夺战争,越来越有必要组建更大的组织。于是他们团结起来,选出一位有能力的战争领导者。游牧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最初就是以战争和掠夺为目的才建立起来的。


既然是为战争和掠夺而建立的组织,游牧国家必然与邻近的势力进行着无休止的征服战争。如果停止战争,就会失去国民收入,同时人民的生活也会遭受威胁。因此,游牧国家相互吞并,不久之后战争就从蒙古高原扩大到准噶尔草原,进而波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最终建立起一个覆盖广阔游牧地带的大帝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公元前2世纪初,也就是秦帝国统一支那后不久,匈奴便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游牧大帝国。


一旦游牧国家成长为大帝国,蒙古的游牧民就能与支那的农耕帝国势均力敌地进行交涉。只要双方在军力上保持平衡,边境城市的贸易就可以在正式条约的保护下和平地进行。


商路


除此之外,游牧帝国完成对北亚和中亚的统一,就可以安全地使用连接支那、西亚、东欧的商业渠道--丝绸之路。因此,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便兴盛起来,商队往来也变得十分频繁。作为保护游牧民通行安全之报偿而征收的商品税,成为游牧国家巨大的收入来源。同时,游牧民自身也通过投资、组织商队或委托居住在中亚绿洲城市中的职业商人来经营商业。


这时,在支那一侧的终点大多数成为发达的边境城市。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既是与游牧民交易的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地图。商路从西安、咸阳向西经过兰州、河西走廊到达安西。在这里道路被分为南北两条:南路绕道和田,经塔里木沙漠的南缘,抵达喀什;北路从哈密经天山南麓的吐鲁番盆地,在喀什与南路汇合。如果从喀什翻越葱岭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再沿锡尔河而下即可进入西亚。另外还有从吐鲁番盆地翻越天山到达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道路,从这里再沿伊犁河谷前进,经楚河河谷的托克马克、比什凯克,最后可以到达锡尔河畔的奥特拉尔和突厥斯坦等地。


这三条道路即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但实际上还有一条东西向的贸易路线,即从北京经张家口,径直穿过戈壁沙漠,到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现在莫斯科-北京国际铁路所经过的路线。然后从乌兰巴托走水路,沿色楞格河直达贝加尔湖,经安加拉河进入叶尼塞河,再从叶尼塞斯克改走陆路,穿越荒原到达鄂毕河畔的托木斯克。之后沿鄂毕河进入额尔齐斯河,逆流而上到达托博尔斯克。再逆土拉河而上,翻越乌拉尔山抵达卡马河上游的彼尔姆。从卡马河沿岸的喀山既可以向西经莫斯科到达波罗的海,也可以沿伏尔加河到达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再经顿河到达黑海。这条完全依赖水运的道路,在历史上由蒙古的一支--卫拉特人所掌握,俄国人也是凭借这条道路向西伯利亚进行渗透的。现在,这条道路进一步向东方延伸,可以经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直达东京。


总之,北京既是边境城市,同时也是西伯利亚路线的终点,而且还是通往满洲、朝鲜交通线的起点。从北京向东北方出古北口进入热河山地,经承德、朝阳渡辽河到达沈阳,自沈阳出发,南下辽阳渡鸭绿江可以进入朝鲜半岛并到达日本,北上可以直抵松花江、阿穆尔河流域。经过山海关的海岸大道虽然开通较晚,但是这条路线从明代开始便成为主要的贸易交通线。而北京则成为经此从朝鲜、满洲腹地进口珍贵毛皮、高丽人参的口岸。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请务必将北京的这些特点记在心上。


占据优势的游牧民


那么,在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之间能够维持友好关系的时期,贸易得以平稳地发展,但如果某些原因引起战争,游牧国家就赤裸裸地显露出军事性特征,其结果就是对农耕国家连年的侵犯和掠夺。但是游牧帝国的终极目的还是希望恢复与农耕帝国的和平贸易,而不是将对手彻底消灭。但是如果农耕帝国自身存在某种结构上的弱点,也可能因游牧帝国无意识的过激行动而被消灭。成吉思汗灭亡金帝国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管理农耕地带需要颇为烦琐的手段,游牧民族的征服者从来没有打算由自己直接进行统治,通常都是委托被征服地的土著豪族负责征收地租。耶律楚材就因被成吉思汗任命为中书令而成为地租的征收者和管理者。中书省被称为元帝国的最高政府机关,但实际上不过是负责征收支那农耕地带地租的税务所罢了,同时中书省也没有对游牧地带的管辖权。而且,中书省被设置在北京这个边境城市,而北京虽然在元代被称为大都,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首都。虽然大都建有宫殿建筑,但元朝的皇帝们绝对不在那里常住,他们每年只在大都的宫殿中接见一次汉臣,而且,在此期间皇帝们也都住在大都郊外的帐篷里。总而言之,北京在元代不过是蒙古人借以统治支那地区的一个窗口罢了。


在游牧帝国与农耕帝国的战争中,也曾出现过农耕帝国凭借极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暂时压制游牧帝国的情况。但是,这终究只是暂时的,而且农耕帝国还必须做好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准备。而这归根结底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战术上的本质区别造成的结果。


游牧民族的军队特点就是极为低廉的维持费用。此外,大体上也没有可称为薪俸的东西,夺取的战利品除去十分之一上交给指挥战斗的皇帝外,其余都归士兵个人所有。补给也较为方便,更没有辎重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们各自将奶酪和干肉置于腰间的皮囊中,这可以使他们持续进行大约三个月的作战行动。


与此相对,农耕民族的军队就极为耗费金钱。因为农民必须停止耕作应征入伍,一次出兵立刻就会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政府要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支付薪俸。而补给一直是最大的难题。农耕民族的军队在游牧地带作战时,在当地不可能获得粮食,必须预先将从内地征集来的粮食沿军队的行军路线运到前线。然而,辎重部队沿战斗部队的路线前进,就没有办法避开敌人的袭击,所以战斗部队也必须自己携带一部分粮食。但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有远超战斗人员数量的牛车和骆驼伴随作战,行军速度势必会极为缓慢。而如果编成这样的大部队,补给必然会变得更加困难,行军速度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农耕民族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必须以密集队形进行战斗,而游牧民族的军队全部是行动迅捷的骑兵,还可以轻松施展高速奇袭战术。所以,农耕民族的军队难以与游牧民族的军队进行较量,只有在装备比游牧民族军队更为先进的武器时才能获得胜利。汉军能打败匈奴,是因为汉军使用铁制武器,而匈奴还在使用青铜武器。洪武、永乐时期的明军能压制北元,也是因为明军装备了火器,而北元军的武器还以弓箭为主。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优势,农耕民族的士兵大都没有接受过在游牧地带恶劣自然条件下的生存训练,于行军中接二连三地掉队并最终死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如果不付出巨大的牺牲,农耕民族就不能获得胜利。虽然支那地区素称富庶,汉族的人口数量又很多,但也不可能长期承受这种消耗。实际上到了汉武帝和明成祖执政的末期,消耗殆尽的国力已经再难维持任何远征行动了。


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作战半径大,又快速机动,对农耕民族的军队来说,这意味着侦察敌人的行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是永乐帝的五次亲征,也仅有一次因偶然的机会才遭遇了北元军。而且北元军看到形势不利立即全速撤退,明军未能给予其决定性的打击。因此,农耕民族的军队进攻游牧地带,就像在沙漠中追逐海市蜃楼一样困难。这就是农耕民族总是被迫采取被动防御的原因。


尽管如此,支那地区的农耕帝国与蒙古地区的游牧帝国之间的战争,大都是前者为应对游牧民族的侵犯和掠夺而进行的预防性战争。


洪武帝时期对蒙古的远征正是这种预防性战争的体现。但是到了永乐帝时期,又增加了另一个动机,那就是永乐帝想要继承元帝国全部遗产的野心。在徒然损失了巨额军费和大量士兵之后,永乐帝最终一无所获。其结果就是明朝被迫退守长城沿线。


万里长城标示了明王朝统治的极限,也表现出其放弃长城以北的决心。永乐帝仿照大元帝国建立大明帝国的事业最终失败,换言之,明朝未能由支那进而成为中国,这也是明朝作为汉族王朝的悲剧象征。当然,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自然也是支那地区农耕经济实力和汉族繁荣昌盛的象征。但是以从"支那"到"中国"的历史视角来看,万里长城的意义仍是负面的。


其证据就是当清朝完成向中国的转变后,万里长城就完全失去意义,变成了多余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从明朝建国开始回顾支那向中国转变的历程。


本文选自《紫禁城的荣光:明清全史》/ [日] 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 著/ 王帅 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责编:彭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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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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