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彬：科塔萨尔广场（小说） | 星期天文学
雾中风景
科塔萨尔广场
作者：严彬
科塔萨尔广场是不是存在，人们一直对它存有怀疑。这种怀疑就像作家科塔萨尔的生活一般，可能是文学性的，是虚构的。人们常说，在科塔萨尔常年生活并死在那里的巴黎，有一座名叫科塔萨尔的广场，但我没有见过。我所见过的科塔萨尔广场，出现在他的祖国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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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附近的人都来到科塔萨尔广场，散步，跳舞，遛狗，喂鸽子……大约有三四十种不同的活动在此刻的科塔萨尔广场发生，人和动物，老人和狗，广场声色俱杂，人们各干各的事情，自得其乐——当然，也有看上去郁郁寡欢的人在那里坐着，在那里来回走动，乞丐则坐在人最多的地方乞讨。
类似的广场，相似的人，我在旅途中也多次见过。和科塔萨尔广场一样，人们在那里活动，散步，跳舞，遛狗，喂鸽子，情人依偎在一起，中年人推着自己的父亲走，没有多少特别值得关心的事情。当我来到科塔萨尔广场，在圆形水池边坐下来，自然想起那位我所钟爱的作家，这算是唯一与众不同之处了。
很多年前，我还记得，据《西班牙文学报》上发表的文森特论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小短篇里说，"追随科塔萨尔的读者已经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而不止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和地区。那好，让我也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个吧。
今年夏天，我闲了下来，辞了工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因为长途旅行，我路过阿根廷，特地去了小城圣帕里，看看那里的一个被命名为科塔萨尔的广场。
就在这里，我坐着的地方，三个老人站在那里聊天。
和其他南美地区一样，科塔萨尔广场所在的圣帕里城已经很少有纯正的美洲人，这里的人大多有着介于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面容，而又有不同的区分：有更接近黄种人的，宽阔的前额，皮肤比我这样的中国黄种人更黄；当然也有带着黄种人特征的明显的白人。不管如何，这些生活在科塔萨尔广场周围的人说起粗鲁的市民笑话，谈论白天打牌和逛妓院的事——当他们说起这些，放低了声音，也没有故意躲着我这样一个外地人——道听途说是作家的乐趣，我支起耳朵听着他们的话，早年学过的西班牙语又派上了用场。
他们说，贝拉最近心情不好，待人的态度也很恶劣。"昨天我去光顾她，推开她的门，看见她自己在那里喝酒。她和我干的时候，把酒喝完了，就说，'来吧，莫桑，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在她那张铺着红色床单的床上干了起来……唉"。一个老头说着。他摸着自己开裂的脸和胡子，说着这些，还砸吧着嘴，一幅仍然过了瘾的样子。
"是啊，我也很久没有见到贝拉在门口晒太阳了"。另外一个老头说。
他们像几只上了年纪的猫头鹰那样，穿着棉布大衣，缩着身子，就在广场中心小小的被旧喷泉包围的科塔萨尔雕塑旁边，他们聊着这些，不时发笑。后来还聊到吃饭和身体，药是每个人都要吃的，吃饭，尽量维持身体健康，保持着对女人的兴趣。
我听着他们说话，望着他们，向其中一个朝向我的老人点头致意。他也朝我欠了欠身子，米黄色的胡须向上翘着，看上去脏兮兮的，也并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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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朋友百合花还没有来。
我们约好在这里见面，在信中，他和我说起近几年的南美生活见闻，要带我去秘鲁的几个城市转转。前几天，我刚刚从 Ezeiza国际机场下来，被这里新鲜而金黄耀眼的阳光照着，很暖和。到了帕里，一路上坐车，火车上阳光直接晒进车厢，穿过卷柏、紫心木和猴面包树进入车厢，经过对面金黄色卷发的女孩的头发，照到我的脸上。
就这样我四处走，花了几天时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天气、人和车辆。当我来到这里，在不大的科塔萨尔广场，我不感到拥挤、烦闷和无聊，没有想起过去生活中的快乐或不快乐的事。我抽着烟，喝水壶里的水，看遍旁边发生的事，新鲜，但又不至过于激动。我并不是来寻新鲜，不过是想到处走走，时间难得，我也作了决定。
文森特说得对，天知道有多少女孩因为《跳房子》无法自拔地爱上了已经离世的科塔萨尔，到处打听他生前的消息。就连科塔萨尔第一任妻子的发型也被她们模仿，模仿的照片被放到网上，你只要随意搜索，就能找到那熟悉的卷发。爱他的女孩们想象着成为科塔萨尔的某任妻子，时间再短都没有关系。人们还说，没有几个人有他那修长的大脚好看——看啊，那真是一双杰出作家的脚，注定是自由的，到处走动——有着巴黎咖啡馆的香味，巴黎的雨的印迹。
一切都归于作家科塔萨尔。他首先被作家们传承，才流入千万人之眼。
在科塔萨尔广场，我走过绿色啤酒瓶碎片铺成的环形小路，早年的西班牙语学习经历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这里，听到了比西班牙人还正宗的西班牙语，还有他们冒着干燥热气的南美小故事。我静静的听着，呼吸着这里的空气，在这样的傍晚，尽管没有等到我的朋友。
八点左右，下起了雨，路灯已经打开了，广场四周通向小城各地的路边亮着灯，在夜色的映照下连成一片，让我看到一个呈现深蓝色的生活广场，很别致。
我沿着其中一条路往外走，又过了几天，经过蒙帕纳斯深处他的墓地，那里长满了草和黄色小花，旁边不远处是一家人的院子，院子里停着半旧的雪佛兰汽车，一条狗在院子外面淋着雨——也许，他们正是科塔萨尔崇拜者团体中的一员，生活在科塔萨尔周围，看护着这位坚强而迷人的作家。
雨就那样下了几天，直到我从阿根廷出来，来到了阳光的西海岸。在那里，我读到了《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见到了《万火归一》中几乎是火鸟独有的颜色。非常新鲜，非常感动，我在一块朝海的巨石上站着，流了泪。
——我爱你！会吹号的科塔萨尔倚着扎布里斯！
——我们一起来爱你！
对着海我也想这样喊几句。但我制止了自己。
延续着假期，没有计划的旅行，我在南美洲的西海岸城市到处游荡，三个月竟过去了。夏末，我又回到了科塔萨尔广场，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长期住了下来，慢慢从一个游客变成这里的熟人，像一个流浪汉流到了这里。久而久之，我有了熟人和朋友，了解了这里的生活。
在科塔萨尔广场西街八十三号，住着一对中年的张姓华人夫妇。就在昨天晚上，他们又一次聊起了那个似乎永远也不会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我看来，这对夫妇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太值得可怜了。
§
"下次如果你爱上别的女人，我们该怎么办？"
张先生的妻子问。
张先生坐在灯下，翻着一本圣经故事集。他没有说话，没有回答，当然也没有继续看书。他的眼睛停在其中一页上。在那页书上，提到了壮年落难的摩西遇到妻子西波拉的故事。"先知摩西在放羊"。他的脑子里反复出现这样一行字，像打印机不断重复的工作。
"先知摩西在放羊"。他和自己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婚"。妻子又回。
该怎么回答呢？这个一脸黝黑的丑陋的丈夫在想。即便不是承诺，他也应该给妻子一个满意的答复，这并不难做到——妻子就坐在那里，坐在自己对面，在小桌前补一件白色与藏青色相见的长袍，正在等着自己的答案。可他没有说话。
这种沉默很快形成了惯性，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他闭上自己的嘴巴，感到双唇已经慢慢干燥、结痂，变得再也开不了口了。在他翻书的间隙，内心里曾生出一点想要说点什么的念头，没有成功。
唉，每天晚上，我从那片五十年代建成的楼前经过，看见墨绿色的墙面上灯光一片一片，想起我的新朋友就住在这里。这里生活方便，临街的店面有大半数十年不变地出售不同种类的生活用品，只有两家饭店。人们都在家里做饭，都是住了多年的人，熟悉科塔萨尔广场周围的一切。移民很少，观光客也很少，像我这样作为游客而来又久居不走的外地人少之又少。
我继续往前走，经过楼上正在讨论棘手问题的夫妇朋友。当然，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没有去安慰他们，只顾着自己要做的事情。后来张先生找我来喝酒，找我来倾诉，我们在科塔萨尔广场西二街一家饭馆见面。他在我面前伸出自己的手，我看到一双手心清晰地泛出一道道白纹的手。
一瞬间，我拉住了他的手，眼里含着泪水。我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这件事情必然要发生，和他没有说出的家庭矛盾没有直接的联系。我想安慰他，但我说不出口，也许他已经知道一切：一种先天性的不治之症，当白纹出现，他活在世上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
"一件事情太像电影，我反而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它"。他和我说。他蒙住了自己的脸。
"其实我应该向她坦白，哪怕说点什么，能说的事情不止一件，我应该开口说说话。总是逃不过的，她迟早要知道。"
"但我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要为这短暂的未来作出保证吗——也许保证是必要的。你说呢？"他感到悲伤，又有些庆幸，他的余罪和沉默太需要那些启示录般的白色病症来弥补了。
想到这里，他放开了自己的双手：天性终于交给天性补偿，他又要被命运搭救了。
"唉——真好啊！"在我面前，他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有做，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才好。这里有酒馆，有棋牌室，还有红灯区，这些我都已经渐渐熟悉了，我该做个主人，带他去找找乐子吗？
唉，我也不知道。
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坐在对面，女人劝她的孩子多吃点东西，孩子则玩着自己手里的游戏机。女人拍了孩子两下，孩子叫了一声，"妈——"，女人停了下来，孩子又继续玩着游戏。一个老头坐在女人和孩子旁边，像是女人的父亲，孩子的爷爷，他一个人喝着酒，吃一盘我叫不出名来的菜，什么也没有说。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不少酒，而没有说什么话，直到几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老 45 33996 45 15535 0 0 2242 0 0:00:15 0:00:06 0:00:09 3014坐在我们邻桌和收银员一起数钱，后来又独自玩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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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立医院在科塔萨尔广场西街九号，邻着美丽花园最边上的住宅楼，楼下有动物商店、面包房，还有远近闻名的小辣椒理发店。上了年纪的体面人都知道这里，附近的中年二流子也对它熟悉，我是说小辣椒理发店，它曾经是这里最高级而老牌的理发店，有三位拿着市政府补贴的理发师，祖上还有公爵亲笔签名的营业执照，有两位美丽的洗头小姐——当然，他们做的绝对是正经生意，当年的小流氓喜欢在附近转，也无非是看看两位小姐的芳容，在外面吹吹口哨。
在我看来，没有人能从小辣椒理发店抢走美丽的洗头小姐红红和娜娜，他们都是科塔萨尔广场周围住着的体面的女孩子。红红曾给我洗过一次头，后来我就常常去请她为我洗头，价钱公道，很舒服。
而我提到的多立医院也就这附近，在这条街上，是家以赡养老人为主的私立医院。医院有九张床位，常年只有三位护士、一位保安，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营养科大夫。自从一位叫阿泰尔的老头去世，离开多立医院，空出来的七号床位就被挂牌出来，悬在医院门外的小黑板上：
消息：多立医院现余床位一位，编号7。
隔了一月，这则消息仍然留在那里，人们从动物商店买狗粮，在面包房买太太和孩子的面包，单身人在餐馆吃面，四五米宽的广场西街人来人往，但没有人去多立医院门口询问新床位的情况。八位老人和三个姑娘在刷成很浅的粉绿色外墙的多立医院里面慢慢走动，我想，不如我去问问，看看是否能搬进去——住上一段时间。
我知道那里有免费的住宿，只需要交一点微薄的伙食费。
一周以后，我就住进了多立医院，在它的七号床上边放好自己的杯子和牙刷。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携带的，我穿上了医院统一发放的衣服，和普通的医院病号服略有不同，它的上装是浅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大条纹，裤子却是纯白色，上衣的口袋附近绣着一条好看的多立狗，作为医院的标识。和隔壁六号和八号的老人一样，我的衣服、热水瓶、枕头、被子、被套，一应的东西都编上了七号，大家各有各的数字，又保留自己的名字，十分清净。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感到新奇而满意。前天傍晚吃了第一顿晚餐，土豆牛肉，西红柿汤，牛肉比一般的做法不同，炖得极软，西红柿汤带着一点浅浅的酸味。我和所有的老人都认识了，第二天早上，我和遇到的老人打招呼，和护士也打了招呼。护士推门进来，将早餐送到我的房间，而我在房间里完成了洗脸、刷牙、上厕所等早上必要做的事情。
上午在后门的小花园散步，又从前门出来，与两位老人结伴在科塔萨尔广场边溜达。下午开始写作，一直到傍晚五点，护士敲门进来，问我晚餐是否去大厅和其他人一块吃。我说好，旋上笔盖便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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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立医院的生活简单又清净，他们收留了我，让我免费住在这里，就像住在旅馆，唯一不同的是要多说几句话，但不用花什么钱。和我同住的老人没有嫌弃我，他们似乎接受了一个他们熟悉的黄种人住进来，就像他们中间某个人早年的同族兄弟。我觉得很感激。以科塔萨尔广场和多立医院为落脚点，我有时写作，有时去附近转转，也可以坐车去别的城市。很自由，我身上还有些钱，有平静但不错的心情。
我常常在花园里散步。
几天以后，就是传统的圣母升天节。在圣帕里，我还没有碰到一个真正像样的节日，现在人们开始准备橄榄枝，酸枣树上挂着彩条。八月清新的风透过窗户吹进来，吹起了薄窗帘。我坐在床边的桌子上，靠着窗户写作，这种场景也仿佛只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出现。
到了八月十五日这天，我的朋友张先生和他的妻子打来电话，在多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们一起去街上加入圣母升天节的游行队伍。看得出来，他们又和好了，张先生的妻子提着手袋，一前一后走在一起，站在门口等我。张先生的气色似乎还好。我穿上衣服出门，出门前他们送给我一个礼物，一盆小小的开着金黄色花朵的菊花。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只好和他们先出了门。
街上十分热闹，科塔萨尔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大大小小的圣母像到处都是，最大的一个竟和广场中间的科塔萨尔像差不多高。我们从西边的台阶下去，随着人流走，一路上看到了高跷舞和唱圣母颂歌的队伍，人们穿着节日的花衣服，做着平时不会做出的节日的动作，孩子们在人流中穿梭。
晚上，张先生又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张太太在厨房准备饭菜，他们的孩子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听我说中国故事。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女孩，都有了阿根廷风格的名字，都不过十岁的样子。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叫做佐伊，我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哥哥。佐伊说，怎么会有哥哥呢，妈妈早就讨厌生小孩了。我说，为什么啊。"有一回我偷偷看见妈妈和爸爸吵架，妈妈说她很后悔和我爸生了我们"。他们的小女儿站在我做的沙发上，用手抓着我的白头发，听她姐姐和我说着话。
晚上我们吃了南美大虾、披萨，两种我没有见过的肉食，我们喝了松子酒和红酒，和我在国内喝到的味道大不一样。
我和张先生说起了在多立医院的生活，他听得哈哈大笑，和妻子说，赶紧让我变成老头吧，让我和跃进（我的名字）先生一样住进多立医院。
张先生指着我。我说，欢迎你来——但是，要等到床位空出来，有人死了，或者有人被别人接走。接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些住进多立医院的老人最后几乎都死在了多立医院。
"你可以住我的床位。"我说。"今年就可以"。
张太太鼓着眼镜看着张先生。"你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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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写成一本小说集，取名叫做《科塔萨尔广场》。关于这本小说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在我的计划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起过要写它，这就像我居然在一家南美国家敬老院住过一段时间，谁能想到呢？南美之行，我听了不少故事，今天写的这些是在我的部分旅行日记，是我在圣帕里的见闻。这个南美小城没有中国饭店，也没有唐人街，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一年多后，我离开了这里。我离开的时候，张先生依然住在他科塔萨尔广场西街的房子里，和张太太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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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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