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这个地方，可能藏了50多种病菌
前几日，《三百万体检人群健康蓝皮书》发布，直接将我们的“双眼”送上了热搜。
一颗以毫米为直径计量单位的眼球，会出现多达50种以上不同的疾病：
白内障、青光眼、高度近视、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
这些看似遥远的眼科名词，早已渗入我们的生活。报告显示，目前有超7成人存在眼底异常。
受损的眼球、受限的视力，需要随身携带的眼药水，鼻梁上被框架眼镜压出的丑印子……
全国现有1700万余盲人和低视力患者，超过人口总数的1%；超过52.7%的青少儿患有不同程度的近视。
许多人在不经意间便加入了“眼科患者”的阵营。眼睛，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和脆弱。
我们常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错觉图片，这其实和大脑、眼睛的工作原理有关。
举个例子，当我们紧盯下图闪烁的红点时，会发现其它不动的蓝点渐渐消失了。
“视而不见”实验图
擦掉蓝点的并非计算机，而是人类的大脑。
大脑判断我们的视觉重点落在了闪烁的红点上，因此自动忽略了周围不变的信息。
从睡醒睁眼那一刻起，眼睛就如同高速摄像机一样不停地传递信息。大脑作为信息终端，也需要适当地偷懒，忽视熟悉的、不变的细节，以免“超负荷运作”。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东西明明就在眼皮底下，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
再比如，当我们用手遮住左眼，用右眼注视下图左侧圆形，并用余光扫视右侧方形，在逐渐向屏幕靠近约50厘米时会发现，方形消失了。
“生理盲点”实验图
这是因为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上，有一块1.5毫米的淡红色区域没有分布感光细胞。当光线和影像投射到此处时，我们恰好是看不见的。这就是眼睛的生理盲点。
“生理盲点”示意图
大脑犯懒，导致我们视而不见；而生理盲点，导致我们看不见。
这两种情况在生活中常常出现。
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注视舞台上的主角时，如果其它角色长时间不动，大脑就会开始犯懒，其他人便会自动成为了“背景板”；倒车时，由于眼睛生理盲点的存在，也很容易造成一些安全事故。
小而精的眼球结构决定了眼睛的复杂和眼科手术的超高难度，分毫之差都影响着手术的成败。
从眼科医学生到能出诊做手术，每一位站上手术台的医生都需要经过千锤百炼。
陶勇，作为全国知名的眼底疾病专家，他读书时常常坐公交车去到远郊屠宰场，买猪眼睛回来反复模拟手术。
为了方便做实验研究，他甚至在宿舍楼顶养起了小猪和兔子。陶勇回忆：“那些年，在我手下少说也过手了近千只猪眼。”
手术台上一分钟，台下不止十年功。
与成百上千只猪眼亲密接触后，医学生们也正式进入到临床阶段，开启眼科医生的成长。
2009年起，已经成为主治医师的陶勇，先后参加了四次国家级白内障义诊手术公益项目。
在江西乐安，陶勇遇到了一位失明多年、癌症晚期的王阿婆，她的腹中有一个巨大的恶性肿瘤，且阿婆驼背将近90度，根本无法躺平，手术难度极大。
王阿婆的丈夫和儿子早已离世，她的身体状况也无法支撑太久，她毕生最大的愿望便是能恢复视力，为自己制做一件寿衣。依照当地的风俗，只有穿着亲手缝制的寿衣，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被亲人认出。
陶勇陷入两难，如果手术失败，不仅是个人的职业污点，还会给公益项目造成负面影响。
可同为江西人的陶勇更懂患者内心的渴望。最终，陶勇选择接受这个挑战，为王阿婆进行了复明手术。
手术很成功。三个月后，当地联络员找到陶勇，告诉他阿婆术后一星期就过世了。
但那七天里，阿婆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为自己亲手缝制了一件寿衣，把丈夫和儿子的照片紧紧缝在了口袋里，安详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阿婆托联络员对陶勇说，谢谢他为自己带来了7天的光明，带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阿婆对亲情的渴望，在生命最后刹那绽放的力量，给了陶勇极大的鼓舞。此后的十几年里，像王阿婆一样在陶勇的帮助下恢复视力、收获温暖的病人不计其数。
医者仁心。面对每一位病人，陶勇关注的从不只是疾病本身，还有患者身处的困境。
陶勇曾接待过一位来自河北的患者，他是严重的低视力，只有微弱的光感，看不清具体的东西。在这样的视力条件下，这位患者却独自跨越了300公里从河北到北京找陶勇看病。
陶勇忍不住关心起来，这才得知，原来患者多年的眼疾，让他无法正常工作，全家就靠妻子打工支撑。前不久，妻子工作时不幸受伤，家里一下断了经济来源。
多方打听到陶勇医生后，患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孤身一人，一路靠“摸”来到北京求医。
得知患者情况，陶勇便自掏腰包垫付了医药费，退还了挂号费，还帮患者安排了手术治疗。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病人与同事们评价陶勇善良热心、菩萨心肠，而在陶勇看来，只是不想自己后悔。
网友评论/图源：哔哩哔哩
陶勇深知眼睛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
“眼科医生是光明的守护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攻克患者的病灶，还要在整个诊疗过程中，让温暖的阳光穿越一切阴霾，洒进每个人的心里。”
眼科手术既是在治疗眼睛的病，更是份治“心”的活。
在专业上，陶勇早已达到了国内同年龄段医生的超高水平，27岁北大医学博士毕业，35岁提为主任医师，37岁成为首都医科大学建校以来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学术上，他发表了近百篇高分SCI国际论文，还主持过多项国内外科研项目。
从一个不善言辞的小镇做题家，到侃侃而谈的青年学者，从最初的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再到开展教学、带团队、开辟新的研究课题——葡萄膜炎，在专业领域遥遥领先的陶勇，始终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用同事们的话来形容，研究葡萄膜炎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全国4.8万名眼科医生中，从事这一领域的专家不足50位。
葡萄膜炎的治疗难点在于其诱发病因不计其数，且每种病因症状类似，病因判断直接影响治疗效果，一旦判断有误甚至会加速病变、火上浇油。
而患者往往经济能力差、生活压力大、免疫力低，因此“葡萄膜炎”也被眼科同行们称为“穷病难病”。
别人望而却步的事，陶勇偏要迎难而上。对陶勇来说，啃下“葡萄膜炎”这块硬骨头，事在人为。
从一个人上路，到组成志同道合的团队，陶勇用了近十年时间，终于成功研发出一套完整的眼内液检测技术，并且找到了理想的药物载体来治疗眼底疾病，实现精准诊断和精准治疗。
从一对一为患者治疗到为一类患者做科研，离开手术台的陶勇步伐似乎迈得更大。
作为眼科医生，他的极致愿景就是天下无盲。以医疗和科研为核心，一方面帮助患者恢复视力，另一方面也用公益帮扶计划，改善中途失明人士的生活质量。
詹姆斯·卡斯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论述了人生的两种游戏：
一种是因物质欲望而发起的游戏，即“有限游戏”；另一种游戏是因精神满足而发起的，例如科学、艺术、宗教等，即“无限游戏”。陶勇更希望参与的，是后者。
从“上阵”前的几千颗猪眼睛，到不计其数的临床会诊、手术，再到向更高难度的科研发起挑战。一位眼科医生的几十年，需要不断倾注强大的热爱与关怀，才得以支撑着走下去。
陶勇在学术研究上永不止步，不懈挑战高难度群体性眼病，将眼科患者的光明与希望放在首位，是源于对生命的无限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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