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6周年回顾·报道 | 审判
本文来自《智族GQ》杂志2011年9月刊
编者回顾：事情过去五年了，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场葬礼。张妙的父母在女儿入土的瞬间突然撕心的嚎哭，当时自称受害方代表的张显正拉着他邀请来的、红歌会的成员一起高唱国歌，那些自发从全国各地赶来送行的人，正就现场的各个细节拍照准备上传微博……众生喧哗中，我的眼神一直离不开张妙的孩子，他一会盯着贡品发呆，一会惶惑不安地看着大人们的激烈表情。总有人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想抱抱这孩子，并和他拍照。他听不懂那些意义，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意义和他有关，嘴里只喃喃问着：妈妈呢？
十几年的媒体的生涯，我去过几百个重大事件的现场，这些现场留存在我脑海里，是一个诡异的意象：像黑云压城一般漂浮在上空的，是各种被描绘真相，逻辑和意义，而那团浓稠的“真相”底下，却是与之毫不相干的迷惑的人，虽然他们被冠以所谓事件的“主人公”。
这样的现场总让我困惑，人们究竟是为什么在表达：确实对他者的关心，还是自己陈述的快感；试图理解他人的努力，还是展现自己思考力的借口？
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然而，这样的结果，真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最适合的对待方式？这样的方式下，人真的被看到了吗？而我们真的能从这个他者身上，看到对我们意义重大的反射吗？
做记者第二年开始，我就在困惑，报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写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表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一开始觉得是帮大众找到理解事情的框架（写作者经常有的傲慢），再来是觉得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最终，我找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心安的理解：一个事件之所以被人关注，成为新闻，在于这事件本身肯定有触及人内心在乎的原因，而再复杂的事件都是人构成的，通过对事件中主人公的抵达，最终也会照亮我们内心里的某部分。
事实上，我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在六年前，从广州奔赴北京，到 GQ 来的。记得上飞机时，我给王锋发了条短信：我们一起来建教堂吧。来 GQ 前，他给我杂志的创刊词“日常生活的革命”，他说 GQ 的核心价值观是关注、尊重人心和人性——我知道，他不只是想搬现实的砖，他想建教堂。
在飞往厦门的飞机上写下这些文字，内心百种滋味。GQ 六年了，而我也已经离开 GQ 两年。我偶尔还会骄傲地和别人提及我的 GQ 岁月，提及 GQ，我自认为它确实曾长出一个我们期望中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其中到底贡献了多重要的力量，也不确定，自己试图通过文字参与构建的教堂 ，自己完成了多少。甚至不确定，这几年的努力，是否对人心真的有所抵达，这曾经是我最初的愿望。
还记得，当时决定做《审判》选题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选题太不 GQ。我和王锋却认定这是一个非常 GQ 的选题，那么多人对一个小孩被宣判死刑拍手称快，多半只是因为猜测他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身份，这是多么幼稚和荒唐的民众情绪，药家鑫究竟是死于车祸还是民众义愤，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个社会的照妖镜。现在回想，我骄傲当时做了这个选题，因为通过这个选题，我看见了自己的一部分。也感谢这样的尝试，同行和一些读者也通过这个选题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审判》被《南方周末》在年底致敬中，给予年度特稿的肯定。这篇特稿还先后成为复旦、中山大学等高校新闻专业研究生的研究命题。
类似的，当时要在GQ里发起这样用力的特稿，一路都是他人的不解：一本时尚杂志究竟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提问，贯穿了我在 GQ 工作的四年，我相信，至今王锋还偶尔要回答。我想，无论是对 GQ 过往的回顾，还是对 GQ 未来的展望，或许都应该回到那个一直追问着 GQ 的问题：一本时尚杂志究竟为了什么坚持这么做？
我的理解是，人心和人性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了解人性和抵达人心的任何努力，都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我热爱我们在GQ的岁月，也感恩 GQ 曾为这样的理念提供庇护之所。在我心目中，GQ 本身已经是“美好的事物”。（蔡崇达 前报道总监）
《审判》
编辑：蔡崇达 采访、撰文：蔡崇达、褚玥
摄影：张雷、路超、孔璞
你以为你知道这个故事，其实你知道的只是结局——2011年6月7日，万众期待中，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然而，这个激起公愤，被公众舆论呼吁处决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究竟是惊慌之间的犯罪，还是冷血残杀？是否真有一股隐秘的力量试图保住他？这真是一场庶民对权贵的司法决斗？
这些追问似乎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条生命，却在仓皇之间被剥夺了。
或许药家鑫获得了合法的判决，然而，除此之外，置药家鑫于死地的，仅仅是他的罪，还是隐含了我们对阴谋的想像？审判他的，确实是法律，还是被道德情绪绑架的人群；最后，正义真的获胜了吗？
张平选是死者张妙的父亲，其代理律师许涛说，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案件，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被赋予那么多的命题。因为全民参与，这已经注定成为载入史册的判决，然而这判决本身，又是否经得起每个人自我内心的审视？
关于暴力，孟德斯鸠有个很哲学的判断：哪个人以为自己能当别人最后的审判官，他的所作所为就是暴力。在药家鑫案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无意中充当了这样的审判官，实施了这样的暴力。
GQ 记者在药家鑫被处决当天抵达西安，随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拜访了遇害者张妙的父亲、弟弟、妹妹、丈夫、公婆等家属，面访了受害者的代理人张显、双方的辩护律师，说服药父在案后接受了采访，并参加了张妙最后的葬礼。
现在我们试图讲述的不仅是案件，更尝试还原参与这个案件的每一个个人，他们的性格，生活境况，在事件中的角色和位势，关键言行的来龙和去脉。我们尽力清除覆盖在这案件之上的种种谣言和想像，尽可能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接近真相。
两个多月的采访和写作之后，我们发现，就整个审理过程而言，这确实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参与者不只是与事件直接相关的十多个人，案件现场也不仅仅是西安翰林路郭南村口，这是一个巨大的现场，从现实到网络，从案件直接关联者到影响每一步判决的芸芸众生，没有局外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诚意和勇气，接受这起案件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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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
挂完电话，张平选才发觉自己不太记得药家鑫的长相，几次庭审，他从来只能远远地看着。这娃到底是个性格怎么样的人？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也才意识到自己对药家鑫的陌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杀害了自己的女儿，因为自己的起诉，“在今天早上被执行死刑了”，电话里代理律师说。
律师的声音很激动，张平选还是如往常说话那般的平淡：哦，谢谢。
这一年来，因为这样平淡的语调，张平选被一些人怪罪过——“您能尽量再表现得开心一点儿”，或者“您能尽量难过一点儿吗？”
虽然无数人试图引导，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表情，但他永远是那样的神情：一种带着压抑和执拗的平静。他不了解周围人的要求，让一个人死“应该开心成那样”？面对亲人的死亡最负责任的就是无限制地难过？
就像农地里的作物一样，认为生老病死就和四季一样平常，平淡地立在生活里。他似乎一直不相信这种格外的情绪。接电话时，他正在吃午饭，一碗捏面片，拌了点辣椒油。他没舍得也没习惯加一块腊汁肉。他挂完电话，继续如以前那样一口一口吃完。和贫困相处多年，没激起他另外的情绪，反而让他更加认定了许多本分：一碗面要怎么吃，一个事要怎么讲道理，他有他的顽固。
这天是6月7日，药家鑫被二审判决死刑的第17天。
法院宣布二审判决那天，一走出法院门口，他的女婿、妻子和小女儿都激动到痛哭，一堆闪光灯围着他们闪。身边那些庆贺的人说着“匡扶正义”等这类大话，他只是想了几个事情：这下对张妙有个交代了，对女婿有个交代了。但他还想了另外的事情：张妙的儿子毛蛋以后怎么办？药家鑫的父母怎么办？我还三个娃，他们家就一个。
这几个月来，他听了很多药家鑫的故事，还有些故事，“据说是他讲的”，被外面的人说了一圈才到他耳朵里。
农村生活，使得他对每句话都听得很重，他因此好几次困惑，不得不问身边的人：有人和我说他家是军代表，势力很大，也有人和我说他父亲其实只是一般退休员工，家境实在一般，哪个才会是真的？那娃前几天听人说特别蛮横，后来又听说其实还是个好学生，还挺孝顺。
总会有人提醒说“张老不要被他们家释放的烟雾弹蒙骗，要不张妙的公平讨不回来”。他就马上噤声了。
这是他最惧怕的一点。但他也抑制不住自己对这么一个年轻罪犯的困惑和好奇，毕竟，这个诉讼请求确实是他发出的，但他发觉自己控制不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事件正在被各种传言、各种超出他理解范围的“阴谋论”主导。他就像秋耕之后，放火烧草的农民，看着想像和流言的火势失控地吞噬一切而毫无办法。
判决结束，记者开始散了，贺喜的人少了，时间开始多出来了，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显得更空了。妻子刘小欠在家里总是坐立难安，张妙的死让她耳朵一下子失聪了，仿佛是内心自发地用这种方式来抵挡这个消息。但那消息又真实地在她内心里鼓捣，让她整天急躁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窝在一个地方呜呜咽咽地哭。
那空出来的房间也是确实的。张妙在去世前一直住的那个房间，像只巨大的眼睛盯着他。这压力让张平选很不舒服。
今天他特意让小女儿带着妻子到外面走走，而儿子当的晚班在睡觉。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拉了个小板凳，先是坐在自家厅里，但张妙的房间就在那儿盯着，他又挪到门外。外面不断有得到消息的人向他致意，他终究还是搬回自己的院里，一个人抽着烟，不断回想，这乱哄哄的半年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在想，药家鑫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又一个电话来了，是小女儿张朗。这个喜讯理所当然地被律师兴奋地到处传递。张朗说话很冲，脾气也是：“你知道了？”
“知道了。”
“怎么样？”
“没怎么样。”
对话到此结束了。
过一会儿，张朗带着妻子刘小欠回来了，妻子一路上是边哭边笑。他没和她说话，抽着自己的烟。
晚饭很简单，他坚持一口口吃完，早早躺倒床上去了。一躺上床，发觉有什么东西梗在胸口，整整一宿都没睡着，但他还是坚持躺在这儿，等到通常起床的时间才起身。
起身后，又到大厅里发了一下呆，终于忍不住了，打了电话给许涛——自己的律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很难过啊。”“大爷您是好人，这毕竟是一条人命。”许涛这么安慰他。
考虑了半天，张平选还是忍不住拨打了药家鑫代理律师路钢的电话：“他们家父母没事吧？你要多去安慰他们。你说这娃为什么要干这种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的罪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发了一连串的问话，张平选很仓促地挂了电话。张平选不想问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内心的疑问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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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妙
张妙遇害后，王辉说，儿子毛蛋一直问他，妈妈去哪呢？
“其实，我只想给张妙一个交代”，出事后张平选就经常这么自言自语。
交代，这是一开始张平选确定的底线，也是他全部的目标。他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逻辑，以清理内心的淤积，或者，他也希望能从对方身上找到可同情、可理解的部分，让对方帮助自己去宽恕。
内心的创伤分析起来并不是很复杂：不解、愤怒、失去的悲伤。他的方法很简单，就像对待一棵生病的大树，希望能用理解或者宽恕去除掉带给他那些伤痛的根系。这样才能让他，让他的家庭得以重新扎根在生活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张平选掩饰不住自己对张妙的愧疚。
出事之后，老伴刘小欠就一整天都窝在张妙生前的房间里，不断翻箱倒柜，寻寻觅觅地摸索了好多天，最终摸出一包用塑料袋包好的硬币。多是一毛一毛的，大概有一百多枚。从此老伴就抱着那硬币不放了——张平选这才明白过来，老伴是在寻点儿女儿的痕迹作为纪念。然而她寻觅了这么多天，却只有找到这包硬币。
自己这偌大的家之所以找不到张妙一张照片，确实是张平选的缘故。
但对于妹妹张朗，张妙是个太认命的人。小时候张朗总拉着弟弟，在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欺负张妙。被打伤了的张妙从不反击，而总是选择窝在一个角落躲着，暗自收拾自己的伤痕。等到父母回家，循着她身上的一些痕迹问话，她总是推推脱脱，是自己做农活笨拙自己伤了。
张妙太像父亲了，眼睛里认定的世界从来只有村子。姐弟仨出去玩，走到村口，她就不愿意再走了。从小到大，她只说过唯一一次愿望：我想当村里的小学老师。当时妹妹张朗不屑地说，你就这点出息。
张妙读初三的时候，张平选做工伤了腿，家里揭不开锅，妹妹弟弟的学费也发愁了，张妙挣扎了好几天，和父亲说，我到城里打工吧。父亲同意了。要出门那天，全家人把张妙第一次送到村口，妹妹张朗边骂边哭：不是胆小鬼吗？还逞什么英雄去打工。
第一份工作是肉铺，一个月二百多；第二份工作是饭店的服务员，一个月三百；然后是纺织女工。张平选的腿好了，弟弟妹妹的学费顶过去了，张妙马上回到村里来。
书读不了了，年龄也到了，该结婚了。这和作物的生根发芽一样正常。有个媒婆介绍了隔壁宫子村的王辉。张妙点点头，于是就嫁了。
生了孩子，张妙却突然常常回娘家。张平选几次赶她，她忍了许多天没来，又找各种理由来了。来的时候，手臂上、脸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
妹妹张朗记得那样的情形：每次张妙总是以家里的西红柿熟了、辣椒熟了等各个理由，往娘家里赶，早早地来，安安静静地呆着，似乎想伪装成家里的某种植物。然而一到夕阳沉了，张平选就一直盯着张妙看，直到张妙无法不离身，一步步往婆家挪，边挪边回头，走得异常缓慢。
终于到了2010年9月，张妙和父亲说：“我生完孩子一些日子了，该工作了，表哥在大学门口卖麻辣烫，他答应我去帮忙，一个月七百。这里离大学近，你就让我住下吧。”看父亲犹豫，她又接着说：“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其他原因。”
这个理由终于让张平选说服了自己，但他设定了一个壁垒——张妙是暂时借住的，所以他不允许她搬入太多私人的东西——“嫁出去的女儿是别人的”，他当着张妙的面又重申一次。
这无疑是个异常忙碌的活：每天八九点起床，买菜，切好，用竹签一根根穿好，穿到下午五六点，和表哥约着，挑着担子到大学门口，一直卖到凌晨12点……但张妙却如同迎来新生一样。每天这样忙着，隔几天抽个时间回去看自己的儿子，然后又匆匆赶回来。她开始存钱，表哥给的工资，大家拿去贴补家用，她只能收集各种原因来的零钱，一点点地攒。但张朗记得她脸上总是笑盈盈的。张妙说，她有个计划。
张朗带着心疼笑话她，这一毛一毛攒到什么时候？张妙腼腆地笑了笑，一副很满足的样子。
进入10月，有学生吃到食物中毒去告状，所有麻辣烫要休整，学校限定所有摊贩经营到10月20日。张妙在等着表哥的安排，才能知道是否跟着表哥转做其他，或者自己去找另外的工作。
她担心的是：如果重新找工作，她在这个家继续呆着的理由似乎也消失了，这份工作没了，难道要去城里找？
张妙确实曾小心翼翼地询问过到城里打工的可能。这对张妙真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现在村里的人到城里打工已经算是一次赌博——“车费、一开始的住、吃的费用都很贵，工作又不好找，很多人亏了几百块回到了家。”几百块，在这个村子里还是分量很重的金额。
而且，张妙确实不是那么愿意外出的人。
在张朗看来，姐姐张妙就是因为和父亲太像，当时有点走投无路了。现实是，城市来了。
张平选一家，和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迅速地被城市吞噬。随着大学城的扩张，这个村子，突然被称为“新南城”。
推土机、塔吊、从地里长出来的水泥高楼、“生活新天地”这类房地产开发广告，一点点从城里蔓延过来。这显然是尴尬的一片土地，作为城市的备用土地，它离城市不够远，远不到以“农家乐”的形式，在保全农村的同时也随便获取城市的经济乳汁；它离城市又不够近，货运等城市近郊的配套还没能放置到这里来。村里几个相对有钱的人，已经着急地把自己的房子改造成货运仓库，把自己连同房子等着城市的收编，却还迟迟没等到，等得满心的躁动和焦虑。
因为张平选的顽固，外面沸沸腾腾的世界一直被假装与这家人无关。虽然自家土地在被政府收走开发做大学城的用地，只剩下两亩多，这样的土地，全家的口粮都不够，但他依然坚持只在北雷村附近打散工。
“我只要离这村子几里地就不习惯”——后来在不得已进城去法院旁听庭审时张平选和周围的人说。而张妙，一看到车多就会头晕。
张平选察觉得到女儿的难处，但他终究没能给出办法。地里的事情他懂，城市的事情他实在没法给什么意见。他也知道，女儿就是因为太像自己而落入这样的难处。
城市的好处还没能抵达，但城市的问题已经逼近。每天晚上从北边传来的那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声音，而村里那些常有孩子嬉闹的小路，时常会有在主干道迷路而进入村里乱窜的运输车。“一不小心就会出事的。”张平选曾经看过一辆运货车差点儿撞到嬉闹的孩子。在他认为，城市的人都急躁的不行，而农村人都是慢慢来，两个节奏不对，太容易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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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车
药家鑫家在西安东边的老军工厂区。这一带区域的房子大都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
他没想到，自己的预言竟然成真。而印证这个预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
10月20日，张妙还是一早起来准备，拉着摊子来到大学门口。表哥答应明天给他最后的决定。她惴惴不安地做了最后一天的生意，收着担子往娘家走。
从大学走回家，需要拐三个路口，走大概三十分钟的路程。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张妙一路上想了些什么。然后第二个拐弯处，一辆红色雪佛兰车迎面冲了过来——
那辆红色雪佛兰一度就停在这个小区里，对比周围灰沉沉的一片，特别扎眼。
药家鑫家所在的二十街坊是华山厂众多街坊的一个，华山厂原名国营803和昆仑、黄河、西光等几家老军工国企，构成了西安的东城区。
这是一个平静的老街区，错落着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建成的工厂宿舍，每栋楼上还斑驳地写着共和国几十年工人阶级作为老大哥、铁饭碗的辉煌历史。院子里走动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稍微有钱的家庭已经搬走了，而许多躁动的年轻人耐不住这里的寡淡的气氛，早早就搬到更热闹的西安其他片区去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是西安城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旦进入军工厂，就意味着有了稳定的铁饭碗、优厚的福利以及工厂子弟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免费教育。而两个厂子的子弟也都结成自己的小圈子，不与当地的孩子往来。这些兵工厂子弟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工厂大院，相对于西安来说，倒好像是个外乡人。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削减军费支出，效益一路下滑。只好开始尝试甩掉一批人员和负债。这些人跟随着这块土地，体验着命运的落差。
药庆卫就是2003年被要求转业的那一批中的一个。
那一年，他一次性拿到了30万作为补贴，然后就要单独面对社会。
药庆卫算幸运，虽然此前的工作让他学会了过硬的技术和古板的性格，但也因此容易被人信任，被一些成功下海的前同事介绍着做兼职。还是许多人落地后就水土不服。2010年6月出过一个事：药庆卫的前同事潘洪强在车间里用车刀自尽，原因是买房之后无力还债。这个事情让这顽固坚持着尊严的老厂区，躁动了一阵，然而大家又陆续回到自己的轨道。
这样的气氛也凝结在药家鑫所处的这个家里。从外表上看，这是个干净到有点儿严厉的家，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老房子、铺设已久的地砖、经历过时间的白墙和老旧的沙发，却因为妻子段瑞华每天几遍的反复清洗，而依然非常整洁。这让这间房子虽然还是掩饰不住的老旧，但却格外精神。就像一个把每个衣角都熨平的老军人，顽固地笔挺着。
段瑞华至今不怎么和自己的丈夫药庆卫说话。从出事到现在，她从没提及怪罪药庆卫的任何一句话，甚至结婚以来，段瑞华都不曾责怪过药庆卫什么，但她还是忍不住几次和到访的人谈起，药庆卫没让他儿子来得及吃最后一次她做的饭。
她说的是2010年10月23日的事情。那个上午，本来一个人安静的在自己房间的药家鑫突然走进自己的房间，哭着说，“妈妈，能不能再抱我一下。”又说：“能回到过去多好。”段瑞华听不明白，着急地问发生了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可能撞死了一个人。”
段瑞华急忙打电话给药庆卫——自从2003年转业后，他当时正在为一些公司做图纸校对，打零散的工。当时她哭着对丈夫说，娃撞死人了。一个小时左右，药庆卫打车回到了家，站在门口，鞋也没换，叫他们赶快走，一起去自首。药家鑫哭着说，我想再吃一顿妈妈做的饭。那时候将近中午11点了，而段瑞华有种不好的预感，心里萌发出一定要为儿子准备一顿好一点儿午饭。
药庆卫怒骂了一声：别吃了，来不及了，快走。
从此药家鑫便没再回来过了。
段瑞华说，有时候就非常厌恶药庆卫的这种刻板。
结婚这么多年，药庆卫总力图维持外表强悍，话总是不多，也没有什么表情，前几年患上心脏病，没说几句话就喘，他以此为由更加寡言。对于困难的，或者难过的事情，他的表情反而是脸一紧，似乎在把这些情绪压抑住，然后假装不动声色或者不在意。
段瑞华其实已经理解这种生硬的性格。药庆卫出生于山西一个偏远的农村，整个村子很少有人考学，大部分人认命地和土地打交道，从小自我期许很高的药庆卫一直非常顽固地坚持，这让他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考上了军事院校，成了整个家族目前唯一一个在城里的人。
他脱离土地靠的是那种不在意他人评论和眼光的顽固，而这种顽固，显然也让他此后的事业发展没那么顺利。毕业后药庆卫分在华山兵工厂里面从事生产线的质检工作，因为偏执而格外认真，也因为不会变通，他一直没有得到多么大的发展机会。
在段瑞华看来，儿子似乎继承了药庆卫的某些性格。在面对一些无法掌控的事情时，反而下意识地要维持强悍，越是手足无措，越是假装故作镇定。20日那个“车祸”的真实详情，直到23日药家鑫才说出口，这中间，药家鑫在家里硬生生的憋了三天，丝毫没有看到任何异样。
这种性格，让他们父子俩很容易被误解。邻居说，有时候小孩看到药庆卫的脸就哭。这种震摄人的压力连小孩都感觉得到。
身处于灰色片区的这个家，段瑞华很容易感觉到药庆卫和药家鑫身上的压力。他们一家人必须为挣脱这个地方找个办法。不能被这片停滞的土地掩埋。
药家鑫6岁的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夸奖说，“这孩子很有音乐天分，我唱了一遍歌，他就马上记住了。”第二天，药庆卫就决定让他儿子学钢琴。
这其实是个赌注，学琴的花费巨大，除了钢琴本身的费用，还有那每周都有的钢琴课。段瑞华早早退休后，他们的家庭收入一开始就在三四万，后来维持每年五万左右。而练琴往往要占用这个家庭一半的花费。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药庆卫不认为吃苦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所以为了教育孩子吃苦而采用体罚这一事，他也觉得是应该的。药家鑫的邻居回忆，药庆卫家里总是和睦而且安静，几乎每次大声嚷叫都和药家鑫耍脾气不练琴有关。药家鑫在后来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为了练琴，妈妈会打我，或者拿皮带抽我，妈妈不让我以学习压力大、作业多为借口（不练琴），要求我回到家里先弹琴，弹完琴才能写作业，我害怕作业写不完，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就一直在赶着写家庭作业……”“爸爸转业以后就没有再找工作，他学我的数理化（为了辅导我），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没有努力学，就把我关在地下室里面，除了吃饭能上楼以外，其他时间都得在地下室里待着……我觉得看不到希望，天天压力特别大，经常想自杀……”
这种严厉后来在药家鑫身上转化为苛刻了。练琴练到最后，药庆卫非但不用催，还反而劝告儿子不要太辛苦了。因为长期坐着练琴一度胖到一百四十多斤。药家鑫一个决心，半年就减了二十多斤。
在一次次确认无法那么自如面对外面世界的众多变动后，药庆卫和身处的这个小区一样，越发随意停留在传统的生活里。他讲话的词汇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用语，他的价值体系还是停留在部队时期那种充满大词汇的状态中。见到记者时，他很正式地说，“欢迎你的到来”，语言中常使用责任、国家、尊严等这类词。
药庆卫和这个家可以就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然而药家鑫不得不面对世界。从小因父亲的严厉而格外乖巧的药家鑫，因为读大学而离开了军工厂区，就越发躁动了。就像是重新发现生活一般，药家鑫变得对许多事情都异常有兴趣，他开始会买一些时尚杂志、流行的衣服，也会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着急拥抱一种以前未知的生活。他从大二起就带了很多的家教，赚钱贴补家用，也给自己一定的消费空间。到了大三，他提出要买车。
让药庆卫犹豫的是钱，家里的收入确实一般。此前药家鑫鼓捣着要买的手机，在出事后，还继续由段瑞华使用，至今依然还没交完按揭。
药庆卫表示过反对，但他心里知道，或许应该鼓励儿子去面对那个自己不理解的世界。他因而退让了，一开始表态想控制在五六万，然而，一种对着脸面和品质感的追求，药庆卫和药家鑫，预算一点点调高，最终买了十几万的红色雪佛兰——药庆卫找亲戚借来了四万块，剩下的办了按揭，让儿子做家教慢慢还。
看着儿子每天开车奔走在去接各个家教的路上，药庆卫甚至觉得家里总算要迎来真正的新变化了，他总算还能把儿子送上一条在现实中似乎对的路。虽然自己还无力带领这个家搬出这个老厂区，但这辆醒目的新车在这陈旧的小区中，成了他们家的一个象征。
直到2010年10月20日那个晚上，儿子就是开着这辆车，在那个拐角处迎面撞上张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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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药庆卫、段瑞华夫妇每天都要清洗、擦拭药家鑫的房间。房间里整齐地摆着药家鑫不同年龄段的照片。
路钢律师每年要办理很多故意杀人案，按照他的经验，100个案子，至少有98个都是在一审前的最后时刻才达成和解协议的。
“出事后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要平息情绪，才能理性地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商量赔偿的金额。前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后一个过程需要一来一回折腾多次。”
这听上去是一种基于生命的讨价还价，其实有个现实原因：罪犯家庭一般都特别困难，而遇害者的损失又那么大，要寻找一个平衡点，这需要耐心和方法。
路钢自认为是有法律理想的。在加入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后，路钢代理的案件多为民商法领域，尤其对“合同法”、“侵权法”等债法研究颇深。但他仍然坚持涉及刑事案件。路刚说，一般从事刑法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理想主义。
他认定几个原则：法律最终是为了扬善，惩恶只是手段；生命确实是无价，但当生命已经失去后，最重要的是，不要这伤害继续在双方的生活中蔓延。这是路钢一直的理念。在接手药家鑫案件前，他比较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我手上走过”。去年比较惊险的一次，“有一个判死刑，但是二审还是打回来了”。
2000年11月初的事情，媒体还没关心这案子。路钢的同事约药庆卫见了面。按照常规的状态，他的建议是：一开始可以先等等，把双方的情绪消退点儿，然后由律师出面慢慢谈赔偿的事情。
药庆卫默认了这样的策略，他不熟悉法律，这也相对符合他的性格。
出事后，药庆卫越发寡言。无论面对妻子还是面对自己的律师路钢，他的话都非常精简。路钢后来坦言，即使和药庆卫一起打了一场生死关头的仗，但依然和药庆卫“不太熟悉”，甚至有知情者说，药庆卫这种寡言带来的神秘感，让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曾私底下纳闷，药家到底有没有背景。
找到他们这家律师事务所，其实也是偶然。药庆卫把孩子送去自首后，事情却仿佛停滞了。他不知道儿子到底确切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进展到什么情况。着急的段瑞华催药庆卫去警察局去问，每次的回答都是：正在侦查不方便透漏。
这个摧毁了整个家庭未来的巨大噩耗就立在那儿，但又密不透风、毫无声息。唯一得到的反馈就是长安县公安局给的一份拘留通知书，一份逮捕通知书。里面首次提及了“刑事犯罪”，里面还有“故意杀人”的字眼，但没有更详细的犯罪过程，也没有受害人的更多情况。
药庆卫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到底对谁犯罪了，犯了什么罪？儿子就这样被一个他至今不明晰的“刑事犯罪”给吞了，毫无声息。药庆卫打电话问了自己能问的朋友，有人说，你只能去找律师，让律师帮你问。按照药庆卫的说法，知道这个信息时，他正在爱人段瑞华的娘家，走出家门，看到对面就是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
在此之前，路钢的同事就尝试联系公安机关，试图让药庆卫夫妇去探望药家鑫，终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也尝试先和被害者家属联系并道歉，“早道歉早抢先机”。于是向公安机关提出能不能由公安干警协调，陪同药家去受害人家里看看。办案民警考虑了半天，以案件正在侦查阶段为由，表示拒绝。
然而，11月28日，也就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两天后，药庆卫在电视里看到了媒体在看守所对药家鑫进行采访，他才从电视里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儿子竟然是在撞到人后，害怕被索赔杀了人，那无辜的受害者的名字叫张妙。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电视台用了药家鑫一句话，“农村人难缠”。药庆卫至今很不理解警察局和电视台的做法，也反复在想象药家鑫怎么会说这话：“这句话肯定有上下文，他自己是农村来的，我们还每年回山西农村。”
内心的慌乱还没整理好，药庆卫发现自己的生活一瞬间完全改变了。上街买菜，别人不打招呼，而开始在背后指指点点。总有陌生人来小区打听她的情况，并且等着他下楼。到了第二天，楼下已经聚集了四五十个记者。他和妻子惶恐的躲在家里，听到偶尔的敲门声，心就收得紧紧地。外面的世界已经向他，迎头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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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
药家鑫有三个遗愿，因为家里经济紧张，最终只完成最便宜的一个：带着他的骨灰参观了西安园博会。
张平选已经在西安的街头毫无头绪的奔走了好多天。
从出事开始，女婿王辉陪着他几乎每天到公安局里，他们希望知道“对方”更多的信息：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家？然而，公安机关的回答总是还没侦查结束，让他们等等。
那几乎是他最难以面对的几天——女儿被杀了，对方是谁一点都不知道。总共有8刀，张妙尸体的样子一直浮现在他脑海。有一刀直接刺穿女儿的手掌——张评选想象，那是女儿疼到不行，试图用手去挡。
村里人开始有人传说，“应该是对方背景太强了，说不定这案子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还有人劝他认命，“这个社会这样的事情多着呢。”
但张平选知道自己容忍不了这样的结果。他越想起对张妙的愧疚，心里就越发恐慌。女婿王辉在张妙去世后，要花更多精力照顾家里，不能陪他前往了，他坚持每天到公安局报到。一连报道了几天，公安机关的人给了个建议——你应该去找律师，为接下来的事情准备。
这是事情发生以来，他得到的唯一明确的要求。
女婿不识字，家里的人也不知道如何找律师。他一个人在公安局附近转了半天，鼓起勇气终于进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有个年轻人来接待，听他结结巴巴把来意说了，就伸手找他要钱，一千块——这几乎是张平选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了。然后律师给了一些他听不懂的建议，他就被客气的请了出来。他手足无措的坐在那家事务所门口很久，不知道自己能干嘛。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0日，他又回到警察局，情绪激动的要求联系药家鑫的父母，警察的态度很好，但依然没有反馈，过了一天，警方说：药家的父母此时不想见死者家属。
放回到几年前，张平选难以相信，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迎头撞上城里人、撞上这城市。城市是他不熟悉的地方，那种无力在吞噬他。但他知道，自己一旦停止这种看似盲目的努力，自己将永远活在对女儿的愧疚中。他甚至想过极端的情况，想象自己会做出过激的事情。
11月27日，张平选依然如往常顽固的要去城里找办法。刚要出门，一个人立在自己家门口——他是《华商报》的记者，从公安机构中一个特约联络人那里得知了这么一个案件。张平选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总算有人愿意听他说，自己的女儿发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天，记者带着律师许涛过来了。
许涛的母亲是个皈依佛教的居士，从他开始做律师起，就不断叮嘱他，你的对手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藏在每个人心中那种伤害人的恶念。许涛知道母亲的潜台词：得饶人处且饶人。
许涛第一次去张妙家是11月29日，本地的电视台正播出对药家鑫的采访。他看着电视里那个羸弱的小孩，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做的事，牵涉到的是这么一个生命。心里不由得紧了一下。
许涛从小总好抱打不平，考取律师证后，就自荐当起了碑林区的志愿援助律师。当援助律师有几年了，他越发觉得，法律的作用是整理秩序，是给人情予法理的支持。他最骄傲的案例，全都是调解成功——每个人负该负的责任，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个下午，许涛分析了案情，这确实属于恶性、故意杀人——当时张妙被撞倒后，只是轻伤，而且按照各方人描述的性格，张妙应该不是一个被撞倒后会抄车牌号的人，更不用说一些对抗行为。药家鑫那刻被自己的想象统治，用包里随身携带的刀杀害了张妙。至于药家鑫为什么那一刻会有这种想象，“那孩子肯定也有压力和可怜的地方。”
许涛问平选和王辉，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张平选说，我不要钱，我要一个交代。他转过头看着王辉，王辉点点头表示赞成。
其实有点意外。在他此前的想象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定的修养不太可能那么冷静。后来他的判断是：“张平选不是冷静，他其实是善良，没有作恶的念头。”
许涛理解张平选不在乎钱，但作为一个律师，他个人总想多为受害者考虑。他看到这个家家徒四壁，也考虑到了张妙留下的孩子，他当时自己立下目标：要尽可能帮忙争取点赔偿。
经历过几个案件，许涛也知道诉讼这不需说明的潜规则——能赔偿到多少需要来回几次的磨。不过一旦双方都有律师，一接口就快了。西安的法律界就这么个圈子，他一确定担任张平选和王辉的辩护律师，他和路钢便很快联系上了。
第一次通话，彼此就心照不宣，路钢直接问，你们的开价是多少，许涛说这得算。这是策略，拖着时间让对方坐立难安，也是法律程序的需要——法院判决赔付多少需要一定的逻辑支持。路钢记得，当时报纸上有媒体宣称许涛说赔偿金额有一百多万。他要求许涛给估个数字吧，许涛随口一说：六七十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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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的价格”
药家鑫进监狱后和家人写的惟一一封信。
这注定是场让人内心难受的谈判。谈判的目标是一条人命的赔偿金额。谈判双方的代表，是各自为自己代理人忧心未来的两个律师。
路钢要去和许涛商谈赔偿金额前，做了两个事情。他首先让药家鑫、药庆卫夫妇在1月14日一起发布了道歉信，然后特意给药庆卫打了个电话商量能接受的赔偿金额。当时药庆卫表态，无论如何错是我儿子犯的，人家要提多少都不过分——他也希望赶紧了结这个事情。毫无推进的灾难，更让人难受绝望。然而他同时也承认，家里实在没钱，需要给一定时间筹。
路钢听得出药庆卫的诚意和无力，他安慰药庆卫，不要着急，钱我来谈，你们负责筹钱。毕竟，往后许多地方需要用到钱。
筹钱对药庆卫不是那么容易，老家在山西农村，亲戚都是种地的，指望不了，剩下的两条路，一个时段瑞华的娘家，还有就是华山厂的老同事。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段瑞华兵分两路。夫妻俩都脸皮薄，华山厂的老同事和娘家人，也没那么宽裕，而何况，他们的偿还能力确实太有限，许多人嘴巴里没说，但是那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问题是：你们还得起吗？
药庆卫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过了大半辈子的生活的幻想被打破了，因为这次借钱，他们触摸到了生活真实的面目。
钱只能这样一点一点的筹集，他们定下目标，像场战争一样，一个个战场去开辟，这段日子对他们夫妻俩虽然难受，但却无比的踏实，他们在恍惚中开始有种不清晰的希望。这中间，药庆卫还去买了自学日语的教材，还有文学名著《飘》，托路钢转给药家鑫。药庆卫说，想让他通过这小说，知道能拯救一个灵魂的还是爱。
过不了多久，派出所通知要拿一万五的丧葬费，药庆卫赶紧送出去了，他莫名一阵心安。似乎送出去的钱越多，自己儿子的希望越大。他也在想，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探望老人。于是让律师打了电话给许涛。
从人情上，这决定是个对的事情，然而，许涛要想到关于赔偿金额的角力问题。许涛想了想，回答先拿十万慰问金吧，赔偿了再说。许涛当时从各方听说的药家的状态，初步判定了这么一个金额。事实上，许涛也就这么一说，为了受害方的权利，他需要不断充当黑脸抗住一些标准。
这十万确实难住了药庆卫，他们夫妇筹了这么多天，总共筹到了六七万，丧葬费前后拿了一万五，药庆卫手里只剩下5万了。
路钢大概也知道许涛的立场，鼓励药庆卫还是先拿已有的钱去探望，“剩余的钱以后再说”。然而，药庆卫紧张了，他还记得报纸上有说对方似乎要求过一百多万这样的数字，觉得对方的这次提法是让步了，如果不满足一切似乎会崩盘。他很着急的拒绝了路钢的建议，赶着再去找钱了。他说话时候的急促和严肃，让路刚一度以为药庆卫为这个价钱生气了。
直到后来，药庆卫才和他说，其实是自己怕了。“媒体上说我们家富，我才拿三万过去，人家肯定会生气。我怕过去了反而把事情闹大。”然而，药庆卫表现紧张的方式是严肃，段瑞华能理解，但路钢和许涛一下子理解不了。他们心里各自也就产生了一些猜测。
筹到的钱不够，一时不敢见对方，这样的挫折，让本来就疲惫的段瑞华生病了。而自己的住家，每天都有各种电话来，不断有莫名其妙的敲门声，这让他们一直都心神不宁。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夫妇俩的照片还没曝光，他们要去买菜的时候穿过记者的队伍被马上认出来。现在，只能靠药庆卫一个人每天偷偷摸摸溜出自己的家门，到不同人家去拜访借钱。
这个赔偿金额一开，药庆卫却迟迟没来，这回轮到徐涛着急了。
但是，这几天焦灼灼的不仅仅是药庆卫，对张平选来说，一天没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种不解、仇恨就压在自己的心头。他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被这样的情绪主导。
张平选不断地打电话给许涛，问药父怎么还不来，许涛只能回答说，对方正在筹钱。张平选只好一次次说：我只要交代，钱真没那么重要。
张平选着急了，直接撂下话：“钱赔多少不是问题，让他赶紧来道歉，一次不行来两次，两次不行来三次，总会行，总能帮我们原谅他们，这一切都好谈了，这大家都好过了。”
拗不住张平选的着急，许涛不得不主动去催路钢了——虽然这可能影响到后面赔偿金额的谈判——如果对方确实是个不厚道的人，会利用老人的这种心情压低赔偿的价格。
但他明白，这个电话已经不能不打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口气依然不能软，打电话过去，只是淡淡的问，为什么药家还不赶紧来？
路钢回答说，还在筹钱。
让他们快点，钱可以再说，许涛试探性的提示。
过几天还没有见人来，他只能再问了一次。路钢还是说，确实还在筹钱，而且“药家鑫母亲也病了”。
许涛只好把这样的回答带给张平选。老人非常不明白：“见个面的事情怎么这么难呢？”张平选又想起村里的种种传言——自从出事后，总有关心的村民，每天坐在他家，给他讲述城市和政府的种种“故事”。
眼看着要过春节，这段时间失去妻子后，王辉要当爹也要当妈，原本健壮的他一下子病了，终于被送到了医院。而这更加重家庭的负担了。孩子在那边闹，农活没有人帮忙弄，此前王辉也赞成张评选那样去沟通，但躺在病床上，又想起空等的这几个月，开始抑制不住怒火：“他们太欺负农村人了。”
王辉又想起另外的事情：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找张评选谈，不找我谈。死的是我妻子。王辉突然给许涛打了个电话表态，我不想再和对方协商了，我们要告死他们家。
路钢也确实一直只和张平选对接的比较多，他曾电话联系过王辉，被气头上的王辉给骂回来了。“这样的情绪没法谈事，而且在城市里，岳父肯定比女婿有生活经验，一般事情都和长辈谈。”“更主要的是，徐涛本来就是张平选和王辉共同的律师，我以为找他不就全代表了吗？”
情况看来有点着急了，许涛感觉到，如果失去了理性，协商就难谈了，那整个案件会倒向一个结果——毕竟在他认为中，从法律事实上，药家鑫是一定要被判死刑的，除非受害者家属的谅解。
按照许涛的说法，当时他不断催路钢赶紧带药家的人过来，路钢则告诉记者，当时药庆卫还是在拼命筹钱，路钢反过来催着许涛给个确定的数字。最终，许涛算出来的数字是，赔偿金额是236640元加30万精神损失费。
这个数字许涛拿去和张平选商量，张平选还是那句：我不要钱，我要交代。去找王辉，王辉已经情绪上来了：这个钱我不要，我只要他儿子的命。在许涛的安抚下，王辉还是同意了这样的金额，但许涛预感到，案件的协商开始有波折了。眼看着局势就僵在那儿了。按照张平选的说法，2011年1月23日左右，也就是2010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张平选通过警方找到了药庆卫的电话。他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拨通了电话。他希望自己和对方能过个好年：
请问是药庆卫吗？
是的，你是？
我是张妙的父亲张平选。
一阵沉默。大约两秒，电话那边传来断线的声音。
张平选拿着电话愣了很久。过了好几天他才和许涛说这件事，“难道他们一点都没有愧疚的意思？”末了，张平选补问了一句：“他们家真的是很有关系吗？”
张平选已经开始愿意相信这样的传言了，要不，他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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