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报道 | 边境缉毒者自述：枪口曾指向昔日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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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湄公河行动》正在热映，而《智族GQ》也曾报道过云南边境的真实缉毒故事。作为一名缉毒武警，主人公田浩游走于中缅边境，第一次与毒贩相遇，他就差点倒在对方的扫射声中，而后来，他已习惯了在百米之外终结对手的性命。他曾因为对毒品的仇恨而骑着摩托车在不到两米宽的山路上追捕嫌犯，但却不曾想到，自己的枪口竟有一天会指向昔日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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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者

编辑：蔡崇达 采访、撰文：何瑫 摄影：贾睿

凌晨四五点钟，天刚蒙蒙亮，睡意未消的我第一次看到吸毒者的尸体。

那个时候，我16岁，刚刚来到云南一个多月，参加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营。训练营旁边有一座拘留审查所，那天凌晨我路过门口，看到里面抬出一具尸体，脸上已几乎没有皮肤，额骨、颧骨、牙齿全部露了出来，整个身体萎缩成一团，手脚颜色死灰。从那一刻起，我对毒品模糊地抵触乃至仇恨，一下子具体起来。

我的家乡在安徽滁州一个小山村里。16岁那年，我初中毕业，报名参军。2005年12月，我来到云南公安边防部队，进行为期一年的特训。训练分为3个阶段，强度逐步增加，地点也由新兵训练营移到怒江峡谷，再移到我至今都不知是何地的荒漠和高原。

每次更换训练地，至少有一半的人被调离。后来我得知，一年的特训中进行了六七轮淘汰，但我无法分辨这一次次的淘汰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留下来，与周围的人相比，我体格瘦弱，没有好胜心，似乎对一切都缺乏欲望。

在我真正穿上缉毒制服后，陆续有人告诉我，我之所以通过重重考核，是因为我在新兵特训时所表现出的出众的射击能力。

我用过的第一支枪是81-1自动步枪。我和战友们趴在半山腰上，面对100米外对面山腰上的胸环靶练习了5天空枪瞄准后，大队长为我换上了弹匣。下达射击命令前，他在我耳旁念叨：有意瞄准，无心击发，感受风速，注意虚光。我扣动板机，“啪”的一声，枪托向后重重地顶了一下我锁骨下方的肌肉。

10环。这是我射出的第一发子弹。一个星期之后，新兵连射击考核，我5枪打出了49环。从此以后，枪成了我缉毒生涯中从不离身的伙伴，大队长所说的那4句话在我射出每一发子弹之前都会在耳旁响起。第一次去丛林中参加实战抓捕，我就险些被毒贩扫射致死，这让我意识到，枪支，对于一个缉毒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吸毒者萎缩干枯的尸体、毒贩突如其来的扫射，这两个画面在此后5年里总是不时浮现在我的面前，它们促使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构建起了正邪对立的价值框架。

回头看来，入伍头一年的特训，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把我的这种观念不断巩固和强化。说得夸张一点儿，我在心理层面上几乎成了另一个人。回到云南之前，我的排长告诉我，回去后请到驻地的猪圈走一走。我一头雾水，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去做了。我离猪圈还有好几米的距离，就看到它们乱跑乱蹦，发出嘶叫声。排长后来告诉我，这是因为我已经练出了满身杀气。

2006年的初冬，训练营正式解散。收到这条消息的士兵们，通过了所谓的终极特训。穿上军装的那一天，300多人和我一同迎受新的人生。而在一年之后，和我一起回到云南加入边境缉毒部队的，只有3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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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云南之后，我们被安排在边防检查站进行3个月的实习，之后才能正式进入特勤大队。在检查站的日子相对枯燥，但见识到了五花八门的藏毒方式，掌握了部分搜捕技术。这在后来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也让我感慨，在边境，毒品实在太多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不可能想到，会有人将十几千克的海洛因缝入因剖腹产失败而死亡的孕妇尸体里。不久之后，我在一场葬礼上，发现成捆的海洛因沉在装有化尸水的瓷坛底部。抛开这类特殊案例，在日常执勤中，我需要一次次提醒长途客车司机或是内地来的漂亮女游客：看看你的客车底盘，或是化妆包里，是不是被人悄悄藏上了毒品。

对于内地的军人而言，获得一个三等功或二等功，将是无上光荣，但对我们来说，遍地都是立功的机会。曾有一个女兵在边防站检查一辆大巴车时，随手拉过一个蛇皮袋坐在上面休息，感觉里面有块状物，打开一看，是3块菱形的海洛因。就因为这随意的一坐，她获了三等功。

当然，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危险。与毒贩的正面对抗自不必说，更多的时候，危险以诱惑的面目出现。我曾经一次次面对这样的场景：在一个宾馆房间里，或是一片茂密的丛林中，交货的毒贩打开装满现金的箱子向我请求：钱全部归你，让我们走吧。

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三百多元，而毒贩用来央求我的金额常常是6位数，甚至更多。我逐渐开始理解，为什么在入伍头一年要经历那样严酷的特训，不仅是重塑我们的躯体，还重塑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因为我们被灌输正邪两立的思维框架的同时，却时常要在二者的交界地带游走。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规束内心，也许我们的确会滑向跷跷板的另一端。

大多数时候，边境缉毒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杀机四伏。我们需要面对的首要困难是心理博弈，而非肉体搏斗。很多情况下，毒贩以一种弱势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一次，我在一辆奇瑞QQ的备胎里查获了6块350克的海洛因，车里是一对年轻情侣，男方声称自己是昆明一所中学的老师，女方是幼儿园教师。男方把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说自己第一次运毒，为了赚10万元购买婚房。

男嫌疑人反复向我们表示，愿意配合做一切事情，只要能够放过他的女友。我们决定开他们的车去昆明抓捕接货人，但他说接货的人认识他，而且路上有人盯梢。最终我和另外一个战友跟他们一起开车去了昆明，我们坐在车的后排座，男嫌疑人开车，他的女友坐副驾驶，我们把两人的脚锁在了一起。

对于我和战友来说，这是一场押上性命的赌注。男嫌疑人不出意外会判死刑，一路上几乎都是山路，他只要轻轻转动方向盘，我们就会同归于尽。之所以敢这样冒险，是因为我们判断，他对女友的极力袒护，应当是真情流露。

最终，我们赌对了。在昆明五华区，我们抓获了接货人。

少数情况下，我们也会和毒贩交火。电影里的枪战往往旷日持久，但我没有碰到过超过10分钟的交火，毒贩的首要目标是顺利交货，自然会低调行事，人数也很少。我们的主要困难是掌控对方行踪，在交货时准时出现，人赃俱获。

有一年在西双版纳，为了抓捕一名重要毒贩，我们5 个人开着一辆金杯车跟踪对方。吃饭、休息、甚至排便都在车上完成，中途没有下过一次车。终于在第28 天，对方和下家在国境线附近开始交货。我的队长将子弹上膛，由于过度疲劳，他没有控制好动作，发出了声响。毒贩听到后马上向国境线方向狂奔，我和队长冲下车去，几声枪响，对方应声倒地。

后来有人告诉我，其中一名毒贩被射中了大腿，那一枪是我打的。我只记得自己当时跟着队长冲了下去，至于有没有开枪，子弹射向了何处，已经没有印象。在车上生活28天后，我觉得自己几乎丧失了一切感知能力和欲望，如果胸口怀有一枚光荣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拉响。如果说我当时开枪射伤了对方，那肯定是出于本能。

这就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日子在一起起抓捕中推进，在抓捕成功的那一刻，我内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得以满足和释放，但马上又被下一起案件引发的紧张和焦虑所取代。5年里，我没有放过一天假，枪械从不离身，随时需要做好5分钟内出发执行任务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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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特勤大队3个月后，小栓死了。

小栓死在了山路上。那一天，他开着摩托去抓捕一名开车的毒贩，一路追到了盘山公路上，对方一个急刹车，小栓撞了上去，坠下了山崖。

小栓是我进入特勤大队后第一个死去的同伴。他的家人从远方赶来趴在他尸体上痛哭，我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从未觉得死亡离我如此之近。

不久之后，我在特勤大队荣誉室的墙上看到了小栓的照片。定期开放荣誉室让我们参观，是特勤大队的一项传统。墙上的照片分为左右两列，左边是功臣谱，右边是烈士谱，并会定期更新。看到小栓的照片挂在右边的那一刻起，我总会忍不住问自己：将来我的照片也会挂上去吗？左边还是右边？

进入特勤大队大约半年后，我逐渐开始理解，为何我体格如此瘦弱却依旧入选。事实上，当时的团队里基本没有所谓的“大块头”。在近身状态下，毒贩通常不会进行激烈的反抗，而在远距离时，我们往往用枪械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射击特长就派上了用场。

特勤大队通常只负责抓捕和初步审讯，然而在举枪瞄准的那一瞬间，我们会直接判定对方的生死。而我作为队中数一数二的枪手，总是被下达完成致命一击的指令。

我必须承认，尽管当时的我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正邪对立的价值体系，但当我扣动扳机射向毒贩的头颅时，依然感受复杂。这种感觉会伴随着射击距离的增长而增强，因为近距离射击时的自我防卫心理会盖过其他感受。我第一次射杀毒贩，是因为他开枪拒捕并打伤了我的战友，当他在我面前倒下时，我内心的愤怒压倒了一切。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远距离射杀，是在盘山公路上击毙一个曾经开枪拒捕的毒贩。当时我们埋伏在半山腰上，在望远镜里看到他出现在山脚，身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时候，开枪将他击毙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因为如果他进一步靠近我们，以那支步枪的威力，肯定会造成人员伤亡。

枪声响起，一百多米外的对方摇摆了一下身体，缓缓倒了下去。战友们下山清理现场，我默不作声站在原地。每次击毙敌人，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杀了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好地活。

更多的时候，我坐在审讯室里，送嫌疑人走向最后一程。按照刑法规定，运输海洛因50克以上，就可能被判处死刑，接受我们审讯的人，大多难逃一死。面对他们，我最初会产生条件反射式的鄙视和愤怒，但后来我渐渐开始保持平静，甚至开始和他们交谈。

我开始尝试着理解毒品如何进入他们的生活，又如何主宰他们的命运。我常常忍不住想站起身来解下一些人的镣铐，但理性一次次把我按在自己的椅子上。冬天的时候，审讯室中的被子很薄，我已记不清自己给嫌疑人送出过多少件大衣了。

面对注定的结局，一些人会选择自行了断。为了防止自杀，审讯室的墙壁上都包裹着牛皮，下面还有大约10 公分厚的海绵。但我们仍然在一个清晨发现，一个20 多岁的女子坐在审讯椅上，侧身将头伸入扶手和坐垫间的空隙里，卡断了自己的颈椎。

在特勤大队里，并没有明确的纪律规定，不得讨论嫌疑人死亡的话题，但这一直是心照不宣的禁忌。每当我和战友一同抬起毒贩的尸体，或是送走审讯完毕的嫌犯，彼此眼神交接的时候，相互能够读懂对方内心的起伏，但不会有人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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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勤大队的那几年，我犯上了严重的烟瘾。

那几年间，我们被无数次规训：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克制各种欲望。从这个角度出发，烟草绝对是缉毒者的天敌，因为它在毁坏身体的同时，也消解意志。不过，理论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距离，特勤大队中没有人不吸烟，因为没有其他外物能帮助我们有效抵御身心的疲乏。

上瘾是一个隐秘的过程，当我总是觉得喉咙里缺点东西，并本能地掏出烟盒时，我已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并且，当身体适应了尼古丁之后，即便我成倍地增加吸烟的频率，也无法达到提神的效果了。

但我们想出了新的办法，把清凉油涂在烟体上，一口吸下去，整个肺里都是凉的。我当时一天至少这样抽两包，抽到嘴唇发肿、牙龈出血、胸腔刺痛，但还是要抽，因为身体已经无法抗拒那种通体舒畅的感觉。

我没有服用过毒品，不知道吸毒的真实感受。但根据部分吸毒者的描述，我在用这种方法吸烟时所获得的身体上的舒适感和心理上的愉悦感、抚慰感，和吸毒者的感受并无本质性的区别，只是程度上有差异。当然，前者的对人身心的伤害程度，和后者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在我退役之后，常常有人问我，你们有没有人染上毒瘾？的确，我们的工作疲乏苦闷，毒品又随手可得。我们常用牙床验毒，只要稍微一闪念，齿缝打开几毫米，从缉毒到吸毒，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但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战友吸毒。这不只是因为我们能够压制自己的欲望（否则我也不会犯上严重的烟瘾），还因为惩罚太重，成本过高。

在特勤大队，长期流传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言：上世纪90年代，我们附近的一个单位经历过全盘清洗，罪名是集体走私护私，以查养吸。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罪名，不管你是什么角色，一旦如此，不会再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无论这个传言是真是假，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任何人都不敢迈出一步。

在这里待的时间越久，我越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环境对于人的强大作用，开始尝试着理解跷跷板另一端的那些人们。

很多在内地生活的人会觉得，毒品是隐秘而邪恶的，吸毒的人大多道德沦丧。但在中缅边境，毒品是以一种更加公开而暧昧的姿态介入人们的生活。很多人终生吸食鸦片或低纯度海洛因，在他们的观念里，这和吸食烟草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为了满足日常消遣。

人们常常以为，吸毒者意志薄弱，没能抵挡诱惑，但在这里，很多人终生不曾觉得海洛因与诱惑有何关联。曾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子为了减肥而吸毒，并征得了丈夫的同意，出现严重的生理反应后，她的丈夫愤怒地举报了提供毒品的邻居，但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情。

执行抓捕任务之余，我们有时也会走访一些吸毒者的家庭。身处内地的人们常常听说吸毒者成功戒毒的案例，但在云南的5 年，我没有遇见过一个真正克服毒瘾的人。戒毒成功一个必备的条件是与毒品环境相隔绝，但在边境，除非远走他乡，否则无法摆脱毒品的统摄。

对于贩毒者而言，同样如此。在中缅边境上，贩毒者的一大特征在于家族传承。假如你是毒枭的孩子，那你几乎生而就是毒贩，命运没有为你提供其他的选项。

渐渐地，“毒品是万恶之源”的观念在我心中一点点瓦解——作为一种化学药剂，它最初只是用于医疗，或是满足人的日常消遣。关键点在于，人类一次次地改变加工工艺，一再提纯，并加以滥用。

坦白地讲，逐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过程，并不是一段愉快的心理经历，因为它意味着对我原有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不再享有最初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快感，而是常常陷于两难的心境中并因此苦闷纠结。

在边境的后几年，这种心态尤其强烈。因为我们的侦查抓捕工作所面临的首要困难逐渐凸显出来，就是如何应对退役后回到边境贩毒的老兵。他们的大脑中存储着有关禁毒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如何逃避抓捕，而他们的合作伙伴，往往是他们此前曾经抓捕过的毒贩。

由于射术一流，我常被领导安排去抓捕贩毒老兵。有一次，我们得到情报，有毒贩会在山上交货，我们便提前打好了埋伏。当对方出现时，我竟然觉得这张面孔有些熟悉，仔细一看，竟是大熊。

大熊比我大六七岁，是云南昭通人，当时刚刚退役不到半年。大熊擅长野外生存，我这方面的技能大多有赖于他的传授。我躲在石头后面，看到他携带的毒品至少有几公斤，我有足够的权限向他射出子弹。但面对曾经的老师，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抬起握枪的手臂。

最终，我朝向天空鸣枪示警。大熊当时没有看到我，他掏出手枪向我所处的方向扫射。这样的行为是标准的开枪拒捕，我可以将他当场击毙。但我终究无法说服自己这样做，我躲在石头后面，任凭弹头在脚边弹跳，始终没有扣动扳机。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大熊射尽了所有的子弹，我转身出来，将枪口指向了他的头颅。

见到我后，大熊惊恐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去。他半低着头，没有和我发生眼神的交接。双方都没有说话，我默默地将他押送上车。

在车上，大熊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那是一个电影画面式的场景，像极了很多警匪片中的情节，我后来常常不由自已地怀疑那一幕是否真实，也从未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对我说：“田浩，你是我带过的最好的兵，想不到我最后竟然是被你抓了。”

这应当是大熊人生中最后一次跟我说话。我并不了解他最终的确切结果，但我们在他身上查获了6千克海洛因，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到了此时，往日的英雄主义情结在我身上的痕迹已经被洗刷得越来越淡。亲手送走了多条性命，身边的同伴也不时离我而去，对于死亡，我已没有惊慌和恐惧。我仍然会像过去那样每周写遗书，但只是对日常事务的记录。与其说是遗书，它更像是周记。

对我而言，缉毒越来越像是一份普通的职业，不再觉得像人们和我自己从前所想象的那样光荣神圣。但我也并未因此厌倦，因为日复一日的抓捕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

最终，是家人的意愿促使我离开了那里。我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我长大，哥哥姐姐不在身边，她自己独居。起初，她只知道我在云南当兵，并不知道我具体做什么。但她偶然看新闻得知我在缉毒部队，并且有战友因此去世。不久之后，我哥哥打电话告诉我，我妈因此得了抑郁症。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必须回去。退役申请只有一千多字，但我花了整整3天才写好。领导看完后叹了口气说：“满服役期再走吧。”

快退役的时候，我到内勤取回了过去几年每周写好交上去的遗书。我一个人躲在后山，静静地看完每封遗书的每一个字，几次哭出声来，却没有眼泪。看着几年间遗书内容的变化，我又忍不住干笑起来。哭了笑，笑了哭，折腾了好半天后，我呆滞地将所有的遗书全部烧掉。

退役后的几年里，我如孤魂野鬼般地在合肥和滁州两地之间来回游荡，朝九晚五、浑浑噩噩。只是偶尔熄灯后还会想起过去那些硝烟弥漫的日子，想起云南那些让我感觉到无尽疲惫的山头，想起那些带给我噩梦的眼神，想起那些离我而去的同伴。

过去几年间，不时有朋友约我去云南游玩，并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向导，我一一回绝。我心里非常清楚，无论我此行的目的如何，一旦我重新踏上那块熟悉的土地，便会立即受到边境缉毒人员的跟踪监控，就像当年上级授命我去监控曾经的前辈一样。我实在无法接受，曾经肩并着肩将枪口指向同一方向的伙伴，几年过后，竟要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相遇。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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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崇达 采访、撰文：何瑫 摄影：贾睿 部分图片来自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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