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请放心

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正式对两个月前的雪地陈情事件进行公开回应：“目前已经得到相关政府的重视，问题也在进行解决，自己会继续增加在东北投资”。

他还说之所以有底气，除了企业本身没有问题，营商大环境的变化是另一个因素，“十九大支持（企业发展）的大环境。对于我们这样坚持搞‘亲’‘清’关系的人来讲，心里面很有底”。

这离2018年新年伊始，毛振华“喊冤”事件已过去2个月。

此事当时迅速发酵，引起全国关注，当天下午省委省政府进驻调查，再到高效公布调查结果，亚布力管委会向阳光度假村道歉，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三天，但其影响显然更长久。

毛本人此后坦诚说到，“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影响，引起那么多舆论的反应”。

毛振华的雪地“控诉”似平地一声雷，炸出企业家上诉当地政府的先行路。今年的春节期间，皇明董事长黄鸣公开举报山东德州市委书记，不久后山东临沂再现民营企业家举报官员事件。2018年不到3个月，企业家喊冤已有3起，件件暴露企业对所在地政府的不满、营商环境的恶劣。

前不久，黄鸣对外表示，“我六十岁了，2018是我的本命年，都劝我要格外小心。我都一笑应之。”

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也是营商环境大升级的一年。营商环境是企业家创业的乐土、创新的高地，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新时代，企业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又有哪些升级方向？

作 者：正和岛研究院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企业家如今搞得像个上访户，跟窦娥似的”的企业家，毛振华、黄鸣们并不是个案。

早在2016年的12月，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诉说做企业的辛酸，“乱七八糟的费太多了，光我们就要交500多种费，今年（2016年）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

为此，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专门作出回应，称在核查过程中，尚未发现乱收费问题。娃哈哈集团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剔除重复计算后，实际为212项。

当时就有人称：比起乱收费，没“乱收费”的调查结论更值得反思。

同一年的更早些日子，“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这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成本进行细致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彼时，他正准备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

不管是曹德旺对比中美税收差距，还是宗庆后曝出企业上交500种费用、毛振华雪地喊冤，每一次知名企业家为企业发声，总能引来大量的关注，公众报以震惊、同情甚至误解的复杂心情。

震惊和同情的是堂堂大企业家的背后，有这么多艰难和心酸，而误解则是因为对企业家行为做了表面的简单推断，比如曹德旺沸沸扬扬的“被逃跑”。

这三个现象，连同山东两名企业家公开举报政府官员，难道只是偶然事件吗？企业家们的委屈曝光，其实是冰山一角。一家企业得以做大做强，内部需有管理者卓越的领导力，外部还需要健康的成长环境。

当我们细细思考时，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共同的问题：营商环境没有达到企业家的预期。

企业家理想的营商环境长什么样？

“营商环境”是企业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关注的重点话题。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越来越成为地方经济的新抓手，近两年尤其成为政府各类会议、报告中常提及的词，也日益进入公众的视线。

而过去几年常提“投资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相比之下，“营商环境”有什么新内涵？

就在3月1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明确提出：招商引资目前正在从拼抢优惠政策，逐渐转变为营商环境的比拼。

这无疑传递了营商环境升级的强烈信号。

正和岛研究院一直在持续关注营商环境，经过大量的企业案例梳理与调研，提出以下观点：

营商环境不只是重视招商引资的前期条件和要素优惠，更多以企业发展为视角，也会关注区域内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和发展需求；并据此来优化服务和资源、政策供给。

营商环境贯穿企业成立、发展和壮大的整个生命周期，它是一个系统、全方位工程，一个大环境的概念。

营商环境包括六个环境，即要素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创新环境。

具体而言，“要素环境”指的是基本条件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它围绕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用地保障与成本、水电气暖、物流运输等方面。

时至今日，这看似基本的需求在一些地方还没有得到满足。2017年12月，我们在一个中部某高新园区调研过程中，惊讶地发现没有提前通知，断水断电断气等现象还时有发生。某大型医药企业负责人吐苦水：药还在生产线上，突然没了电。我们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做预案，企业一天就损失了几十万。

“法治环境”指的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涉法事务和合法权益保护，主要包括产权保护、司法公正、企业维权、法治氛围。

早在2017年2月，毛振华就呼吁说，民营企业选择走出去，一个很大因素是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遇到了一定挑战，“很多地方理直气壮地剥夺民营企业”，而今年他雪地陈情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在当地投资的）23万平米的土地被非法侵占”。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企业家本可以选择正常的维权途径。而毛振华事件的爆发则是通过一段视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的传播，这显然有他的无奈，亦反映出企业维权通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我今天来这里来是要迎接省委书记。听说他要来亚布力视察，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

一个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与政府高层对话的难度更可见一斑。讽刺的是，我们注意到省政府企业投诉中心一起参与了此事的后期调查，是否有被打脸的尴尬？

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要与各个政府部门打交道，这集中反映了“政务环境”。以中央政府“放管服”为指导，政府的政策制定、政策运作中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其中，政务诚信、便利化、涉企税费、政商关系格外重要。

再以毛振华事件为例，他在视频里控诉“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来了之后，是亚布力最黑暗的日子”；黄鸣指责德州主要领导不理旧政，长期未兑现承诺，导致皇明集团陷入资金危机；临沂企业家举报官员老赖不作为，造成企业损失过亿……这些都流露出企业家对当地政府失信行为的不满；政府没有给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甚至反而以其越位、粗暴行为引来企业家与公众的质疑。

而宗庆后交200多种费体现的是涉企费用过多，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前不久天津、内蒙古等地的经济数据“挤水分”，其中天津报出2017年GDP增速仅为3.6%，人民日报指出“和收费太多有关”，早在2016年天津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59.6%，即便2017年提高了9.9个百分点，也不到全国的平均数75%，“税不够、费来凑”，这折射出天津的企业隐性负担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营商环境欠优，从而直接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毛振华事件中，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查处企业，“一个正常经营企业，动不动就有执法机构来威胁我们，今天查这个，明天查那个，又是公安，又是什么食品检验，又是什么锅炉检查，天天找我们麻烦，他们没有为我们办一件事情”。这实则是“市场环境”中的市场监管不规范性。

我们观察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企业家越是尊重，反而在落后地区，缺少对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重视与尊重。这背后是“社会环境”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影响，主要包括舆论氛围、社会治理、企业家精神、公共设施与服务。

尽管东北营商环境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毛振华事件出现在东北，也是种必然。如果今天没有曝出毛振华，那有可能就有另外的“张振华”、“李振华”。

一个地域，国企比例大，官本位思想严重，对民营企业的壮大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阳光的心态。东北将加快混改，这是一个好消息，让商业契约精神扎根，给民企发展的土壤与水份，让当地经济尽快振兴起来。

企业家理想的营商环境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基本需求，包括前面提到的要素环境、法治环境，给企业、企业家提供基本的生产、生存的基本保证，让有恒心者有恒产。

第二层是政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共同发力，营造更好的大环境。

第三层是政府对营商环境的更高追求和主动作为，表现为创新环境。

全国经济是一盘大棋，各省市区发展水平有差异。成熟、发达企业或地区对营商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政策、文化、机构、金融等各方面有强烈的渴望，进而实现产业聚集和产业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已经从制造大国逐渐成为技术大国，对创新的需求也日益增强。事实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兴起，企业积极拥抱新技术与资本，这将是营商环境优化的契机。

最好的营商环境，无疑是能让企业家看得见未来的营商环境。企业家对市场、对营商环境保持着一种天然的敏锐度。我们相信一个城市若能营造好以上六个环境，放水养鱼，水大鱼才大。

营商环境的四个升级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里，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恰逢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这是总结过去、提炼经验的一年，也注定是营商环境大升级的一年，是企业家地位进一步得到认同的一年。

营商环境是企业家创业的乐土、创新的高地，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为了有更多适合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肥沃土地，我们提出四个升级方向。

升级方向1：政府释放政策红利

营商环境改变的重任主要在政府。一位学者这样总结政府在营商环境中发挥的三种作用：

画蛇添足，束缚市场主体活力；

雪中送炭，保证基本需求；

锦上添花，创新促发展。

不滥用职权、不任性作为，依法办事、诚信办事，保护企业家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让他们感到安全、安定、安心，成为企业家们对政府的真实呼喊。政府为优化营商环境，做了各类工作，下大力气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审批、减少收费、提高效率，除此之外，拥有法治思维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对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事实上，从去年9月份起，国家尤为密集地颁发或召开了一系列利好企业家、利好企业经营的政策及配套措施、会议，各省区也紧锣密鼓地推动有关营商环境的优化措施。

以近半个月的上海为例，1月16日上海高级法院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把握市场准入标准等5个方面提出19项工作举措；1月30日新一届上海市政府首个工作日调研座谈“优化营商环境”；1月31日以沪府规2018年1号文件的形式，再次取消和调整87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上海市税务部门从1月31日推出“新办企业涉税事项当天办结”。

这些都为营商环境升级提供了制度性的方向保证。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简称“意见”），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2018年1月2日最高法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进一步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水平，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财富安全感。

2018年1月3日，国务院开年第一会是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硬环境”同时不断优化“软环境”。

十九大以后中央政法委第一次会议，指出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更加注重完善产权保护机制。

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保护企业家产权的重要性。事实上，媒体上时不时曝出某个企业家转移资产到海外，这背后也折射出企业家对产权的担忧，对目前产权保护的不够信任。而中央层面显然越来越听到企业家们的呼声。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将依法再审张文中、顾雏军、李美兰三起涉产权案件，尽管重审不等同于翻案，但是保护产权的态度引来众多称赞；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加注重完善产权保护机制，促进市场主体立恒心、增信心；

1月26日，争议极大的吴英案迎来了极为罕见一幕：最高院立案庭派人前往浙江省高院，就吴英诉东阳市政府一事，举行立案再审听证会……

这些无疑给企业家们吃了一颗颗“定心丸”。

政策“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执行中，企业常常发现“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大量存在，期待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升级方向2：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政治生态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最直接、最深刻，其中对营商环境制约最大的是政商关系，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政府在处理政商关系时，要亲商、兴商、安商、富商。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要善待企业，善待企业家。重视企业家，亲近、爱护和尊重他们，让企业家在本地安定、安宁，让企业在本地实现盈利。

我们在企业调研中发现，“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被提出后，还处于一个落实过程中，存在被误解的现象。部分地区政府和部分工作人员与企业刻意保持距离，不愿走近企业，变得疏远；企业不敢走近政府，不清楚交往的界线。“权力就像一把火，企业家离远了得不到温暖，离得太近又会被烧伤。”

我们建议应处理好两种具体的关系：

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毛振华现象”折射出政府跨界行为，当政企不分，政府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凭借裁判的特权随意剥夺远动员的参赛权，最终会伤害整场比赛。政府更理应依法行政，与企业应各自归位，划清各自职权界线，发挥所长，政府提供好服务，在政言政，实现有原则的政治；企业专注做好经营，在商言商，实现与有道德的商业。

二要处理好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做到有交集不搞交换、有交往不搞交易。企业成为城市的合伙人，政府成为企业的店小二，这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探索，也应该是政府升级新营商环境时具备的思维。

升级方向3：提高开放意识

“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要隆重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

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1月24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

开放无疑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不仅仅是市场对外打开，更重要的是头脑、思维上的开放，开门接纳八方来客。

当年的小渔村深圳靠着开放市场政策一跃发展成为如今的“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如果说深圳还有靠近港澳的地理位置优势外，那么不靠海、身居内陆的义乌得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则与原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开放意识相关，他当年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果断决策开放第一代市场，支持农民经商。

我们亦观察到很多城市近几年，通过人才新政、产业优惠等多种政策，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并且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比如武汉、杭州、郑州、长沙等等。

不管各地营商环境的起点如何，我们相信所有的改变来自思维的转变，只要有开放意识，不管是城市还是企业都可以有新的天地。

升级方向4：打造企业家之城

国力较量在于企业，企业较量在于企业家。2018年，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时，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达6579.4万户，私营企业2726.3万户，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这个庞大的数字里蕴含着企业家队伍壮大的蓬勃之势。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培育、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方向是让更多的城市成为“企业家之城”。

企业不应只是一个城市的纳税大户，让生活在辖区的企业家有归属感、认同感，甚至成为城市的合作人，非常重要。这可以作为衡量城市营商环境优劣的参考标准，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建立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其重点是衡量企业家的感受，市场主体的感受，亦是一种更具体的“指挥棒”和“风向标”。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企业的数量，企业的发展程度也折射出所在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劣。

企业家是一座城市经济发展的脊梁，民营经济活跃的城市，如深圳、杭州和佛山等地正在成为企业家之城。

深圳如今有超过350家已上市公司和一大批待上市公司，培育出像华为、万科、平安、腾讯、华大基因等一批世界知名企业，明星企业人格化，他们的背后站着任正非、王石、马明哲、马化腾、汪健等企业家，把深圳称作民营企业家之城毫不为过。

这与深圳长期重视营商环境，坚持小政府大社会，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自由发展，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化，这种营商环境适合民营企业发展。

杭州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沃土，流淌着创业的血液，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建立“杭州市民营企业家智库”，在政府决策中传递企业家的需求。

佛山形成了充分尊重企业家的氛围，召开“佛山·脊梁企业”、“佛山·大城企业家”命名大会……

推动更多城市成为企业家之城，同样离不开企业家的参与和担当。尽管存在“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论调，尽管发生了毛振华事件，但此时刘强东站出来，他承诺京东未来三年要在东北投资超过200亿，“今天他们有了困难，大家都应该过去帮一把！我相信他们的营商环境一定会逐步改善！”

这种态度于深陷泥潭的东北而言至少给了一部分人极大的信心。东哥这种行为注定有很强的示范性，我们相信还会有下一个和更多的企业家跨过山海关。而毛振华时隔2个月后首度回应了“亚布力风波”，并表示会继续增加在东北的投资。

结语

柳传志在前些日子的采访中说“对企业家来说，现在是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亦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尤其是十九大以来政治生态向好，各省市越来越重视营商环境的优化。

2018年作为营商环境的升级年，我们相信政商沟通管道将更加顺畅，期待更多的企业家树立新使命，首先要规范做好企业。

同时，在与外部的企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做好失信预案，合法权益一旦被侵害时，有足够的应对策略。

除了通过媒体准确、客观地表达诉求时，还要善于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建言献策。

推动所在区域的营商环境升级，做参与者，不做旁观者，我们方可不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