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亏欠的红谍，一代才女的牺牲与被牺牲.....
春天里来百花香，
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这首脍炙人口，至今传唱不息的歌曲，
它的作者是曾与张爱玲等人，
并称中国“三大才女”的一代佳人。
她才华横溢，气质温婉，
然而却被定为“汉奸”，
坐完功德林监狱，又坐秦城监狱，
蒙受了43年的骂名，
她是周恩来最对不起的红谍，
她一生受尽委屈，却有口不能言，
她就是，关露。
关露，原名胡寿楣，
1907年生于山西一个官僚家庭，
父亲是一名举人，做过知县，
但在她八岁时，父亲病逝。
母亲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母亲，
教她和妹妹识字、读书，
在母亲的熏陶下，
她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然而不幸的事再次发生了，
在她15岁时，母亲也因病过世，
她和妹妹只能寄居在二姨家。
那时的她已出落的亭亭玉立，
著名诗人常任侠曾在《冰庐琐忆》中，
这样描写关露：
颀长玉立，秀眉隆准，
华服高履，体态盈盈。
她真的很亮眼，
当时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
但追求自由恋爱的她，
却对求婚很反感，
于是带着妹妹逃婚去了上海。
在上海她认识了中国同盟会的刘道衡，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刘道衡，
是孙中山的朋友，
受周恩来委派到湖南组建了，
特科分支及湖南情报网。
刘道衡认定她是一个人才，
便资助她和妹妹一起上大学。
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求学期间，
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8年，
她又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
随后，才华卓越的她，
逐渐在文坛上展露头角。
当时，
妹妹已和上海法学院教授李剑华成婚。
她们经常在家里举办左联聚会。
还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在妹妹和妹夫的感染下，
她也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那时，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
日本对上海实施了野蛮的侵略，
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惨状，
她写下了豪迈的诗句：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同时参加上海“抗日反帝大同盟”，
并担任宣传部副部长，
毅然决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担任诗歌组负责人的她，
手中的纸笔就仿佛有魔力一样，
激励着大家奋勇战斗。
次年，左联领导人丁玲被捕，
她接任了创作委员会负责人职务。
1936年发表诗集，
《太平洋上的歌声》。
从此在文坛名声大噪，
她为电影《十字街头》，
创作了经典主题曲《春天里》，
“春天里来百花香，
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
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至今仍传唱不息。
《春天里》简谱
不仅如此，博学多才的她，
还写出了《新旧时代》、
《马达响了》等小说、诗歌、散文，
还翻译了《邓肯自传》、
巴尔扎克《笑的肇祸》、
高尔基《海燕》等许多优秀作品。
一时间，她的才华得到大众的认可，
一跃成为了与张爱玲、丁玲，
齐名的“民国三大才女”。
1937对日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
那时她与茅盾、郁达夫等人，
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
在别人都纷纷逃离上海的时候，
她毅然决然的选择坚守在阵地。
坚守在上海的租界‘孤岛’，
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动荡时局下，
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
奋不顾身加入了抗日救亡中，
同时，她仍然没有停止写作，
面对日寇侵略，
她写了诸多激情澎湃的诗词，
一时间，她被誉为“民族之妻”。
然而，她怎么也没料想到，
随着1939年一位神秘访客的拜访，
她命运自此全都改变了！
该人是，
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刘少文。
刘少文带给她一封中共南方局的密电，
上面写着：“关露同志，
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署名叶剑英。
（当时的中共南方局，
是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
共产党成立的统管南方各省的机构。
书记是周恩来，常委是叶剑英。）
小廖就是廖承志，
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
而密电上只有简短的十几个字，
并没有具体说明让她去执行什么任务。
但此时让她千里迢迢远赴香港，
可见这个任务非同小可，
且极具保密性。
她不能多问，选择服从。
之后便即刻动身去了香港，
见到廖承志，
以及一位原中共“特科”负责人潘汉年。
潘汉年
那是一次绝密的谈话，直到很多年后，
才有材料里第一次提过它。
潘汉年当时给她布置的任务是，
命令她到李士群身边做联络工作。
李士群
李士群何许人也？
他可相当的不一般，
可以说是，
中国间谍史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还在读大学时的他，
就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被选派到莫斯科学习。
当时苏联挑选留苏中共骨干，
进行军事训练。
他不仅被挑选参加专门军训，
还被选拔到苏军特种警察学校受训，
不久便成为苏军情报总局的直属情报员，
成为了一名，
以苏联为第一效忠对象的红色特工。
他回国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多年来，凭借过硬的专业，
使他即使经历了酷刑，
都没有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后来他被国民党逮捕，
在他们以他怀孕的妻子叶吉卿，
当威胁对象的情况下，
他叛变并加入中统，
条件是不出卖组织和同志。
关于他究竟是叛变投敌，还是潜伏，
至今仍是个谜团。
抗战爆发后，他又以国民党，
中尉情报员身份投靠日本，
后来，竟当上了，
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第一把手。
他执掌的”76号”特工组织在谍战中，
专杀国民党而从不杀共产党。
而这时潘汉年给关露的这个神秘的任务，
就是让她打入日伪特工组织“76号”，
从中获取情报，并找准时机策反李士群。
交代完任务，潘汉年一再嘱咐到：
“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
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组织交给她如此的重任，她怎能懈怠。
她坚定的回答：“我不辩护”。
至此一个知名的作家，
一个誓言“宁为祖国战斗死，
不做民族未亡人”的“女诗人”、
“民族之妻”，
突然就成了“文化汉奸”！
那为什么组织会派关露去策反李士群呢？
原来当初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时，
怀孕的妻子叶吉卿走投无路之时，
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了她，
并和丈夫李剑华一同参与营救李士群。
所以李士群夫妇一直心存感激。
本来党组织是打算派胡绣枫打入，
“76号”内部的，
但她因有其他的事情，无法分身，
提到姐姐关露和李士群全家也很熟，
就把她推荐给了党组织。
之后就是因为这层关系，
关露给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
打了一个电话，
一番叙旧后，她谎称自己失业了，
想给李士群来当英文秘书，
很快，李士群就同意了，并约见她。
但是见面的地点不是家里，
而是“76号”，
她从院口一进门，
就看到两侧站的笔挺的警卫，
76号森严戒备，荷枪实弹杀气汹汹，
这让她不寒而栗，
李士群似乎察觉出了她的恐惧，
笑着说：“关小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区区这点，哪能吓到你呢！”
紧接着，便带她直奔牢房和审讯室，
牢房里关押着几十名犯人；
审讯室里摆放着许多刑具，
李士群指着一名正在受严刑拷打的人，
对她说：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人员，
没有共产党，我从没抓过共产党的人”。
参观过后，他才带着她去了家里，
叶吉卿见到她很开心，
感恩当年她妹妹的帮助，
愿意每个月都可以对她予以资助，
但表示：不允许她到“76号"去。
关露回到家后，便马上联系潘汉年，
汇报了去李士群家的经过。
潘汉年指示她：要多去李士群家"作客"，
同时密切观察和监听李士群等人的言行。
于是，她就经常和李士群夫妇接近，
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很“可疑”，
她把重点放在和叶吉卿的来往上，
经常和她一起逛街、娱乐、吃饭。
李士群是国民党两统的眼中钉，
因此他们全家出门都倍加小心，
进出都有严密警卫，
76号的黑牌专车接送接送，
还有荷枪实弹的特工保镖，
令市人侧目。
由于她常到李公馆和76号，
与李士群夫妇交往过于亲密，
这一举动引起了诸多爱国人士的非议，
一时间，连过去的老友都唾骂她，
说她是大汉奸。
她的内心十分痛苦，
她不想扮演这个角色，
在完成几次任务后，
希望能尽快回到革命根据地。
据妹妹胡绣枫透露，
那时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说：
“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指的就是解放区延安。
而胡绣枫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
可给了她否定的答复。
关露只得继续留在上海，
就这样坚持做了两年，
只要有李士群的风吹草动，
她就报告给潘汉年情报系统。
她的付出没有白费，
经过两年多的接触，
李士群愿意与中共接触。
而经过她的搭桥，
潘汉年还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
并达成了共识。
可两年多的接触，
难道李士群真的对她没有过怀疑吗?
要知道，
他可是在苏军情报局专业训练过的人，
以他的精明和敏锐直觉，
区区一个毫无经验的女作家，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这两年发生的一切，
其实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果然，1941年9月的一天，
李士群派人把关露接到76号，
一见面，他就对她直说：
“关小姐，别再打哑谜了，
你不是潘汉年派来的吗？”
关露立刻辩称自己不是共产党，
只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李士群听完，哼了一声说：
“你不要辩护了，
从你踏进我76号那天起，
我就知根知底。”
关露只得说：“李先生，
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
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
叫我告诉你们，
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
李士群则爽快表示：
“如果老朋友需要我帮忙，我在所不辞。”
从关露‘打入’李士群身边的情况看，
潘汉年向她布置任务时，
并没有全对她交底。
因为要中共派胡绣枫来做联络员，
本是李士群要求的，
自然从关露踏进76号那天起，
他就心知肚明。
之后，潘汉年多次会面李士群，
还会见过日本华中派遣军高层。
会面中，他们签订，
新四军与日本华中派遣军‘互不侵犯’协定，
协定中表明：
新四军不破坏津浦铁路等重要交通线，
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的‘生存空间’。
通过这次达成共识，
使得新四军根据地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1万人壮大到主力部队20多万，
这里面除了潘汉年的功劳，
关露真是功不可没！
任务完成后的她，向党组织提出，
想到延安或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
但此时组织又没有同意她的请求，
而是按照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意见，
再次交给了她一个重任。
安排她以女作家身份，
潜入日本海军控制的《女声》杂志社，
做编辑，
以侦获日本军部和外务省的情报。
而这次任务给她带来的伤害，
却是致命的！
到了杂志社后，她行使编辑职权，
淡化刊物“大东亚共荣圈”的色彩，
把重点放在宣传中国女性解放，
还在该刊物发表了长篇小说《黎明》。
1943年，
日本在东京举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日军侵占下的东亚各国傀儡政权，
都派代表参加，
《女声》杂志社便准备派她出席。
可出席这一会议的代表，
会被登报，并附照片，
经过这样的亮相，
“文化汉奸”之名是真的坐实，
再也洗刷不掉了。
对此她有压力负担，
而党组织对她做了心里工作：
“放下包袱，大胆工作”。
想到这又是个能得到情报的好机会，
为了党的工作，
她再次做出自我牺牲，
义无反顾去了日本。
然而，正是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
她的“汉奸”生涯也就此到了一个顶点。
从此，“文化汉奸”的名声更为流传。
当时的《时事新报》是这样描述她的，
“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
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
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
她完全是在畸形下，
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从汪伪特工头子的座上宾，
到为日本文化侵华媒体效力的汉奸文人，
再到大东亚共荣圈的吹鼓手，
这“三部曲”将关露彻底推向了，
无法洗刷的文化汉奸深渊。
关露奉命去做‘文化汉奸’前，特意和养女照像，送给鲁迅夫人许广平留念，尘封60年后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提供。
对于千夫所指的境遇，
她时刻谨记当年潘汉年的嘱托，
一再坚持隐忍，保持沉默。
在日本大会上，有需要讲话的环节，
她被要求讲“大东亚共荣”，
她委婉拒绝，临场发挥，
谈起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的话题，
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比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
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
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
等她回到上海后，突然得到消息：
李士群在家中暴毙，
至此对她工作最了解的人没了。
不久对日抗战胜利，
关露被国民政府列入汉奸名单。
中共地下党得知了，
国民政府将要逮捕关露的情报，
考量如果出面澄清她的身份，
她落在国民党手里，
会暴露中共策反利用日伪高层的秘密，
成为蒋介石反对派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于是经周恩来指示，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将关露，
迅速转移到苏北淮阴的新四军根据地。
熬过了六年的敌营谍战生活，
她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革命队伍。
她渴望的新生活到来了，
她认定曾无数次畅想的未来已经到来。
她打算重新搞文学创作，
想发表诗作，
然而却被现实当头一棒，
由于她多年见不得人的“汉奸” 行为，
“关露”这个名字，
早已成为耻辱的代名词，
是会遭到人人唾骂的。
她被告知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
当时领导要她换一个署名，
说如果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
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
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组织上也教导她说：
“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
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
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
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她听后当场失声痛哭，
后来，一度精神受刺激，
患上轻微精神分裂症。
而此时她失去的，
不仅是名誉和文学创作事业，
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因为革命事业，
关露的前两次恋爱都不成功，
第三次恋爱的对象，
是杰出的外交家王炳南。
王炳南
王炳南是一名杰出的共产党员，
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周恩来的副手，
周恩来用“我的耳朵、嘴巴”，
来表达王炳南的重要性。
她的靓丽外表和过人的才气，
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他的睿智头脑也吸引了关露，
他们就这样爱上了彼此。
后来他调到外地工作，
临行前来向她道别。
她把自己的诗集签名送给了他，
分开时，他们握手告别。
她握着他的手，那么冰冷，
她关心的叫他把手放兜里暖和暖和。
就是一句温柔的关心，
瞬间打动了他的心。
后来，他们经常写信。
一次，他给她书信时，
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
她翻到照片背面，上面清晰的写着，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她满心欢喜，如获至宝，
将照片上的文字看了又看，
并悄悄将照片珍藏起来。
在敌区，他的书信就是她的精神支撑。
她每天都盼着抗战结束后，
能与王炳南在一起。
可她最终等到的却是一封绝交信。
原本他们是打算结婚的。
但当王炳南与周恩来、邓颖超汇报时，
由于她的身份和经历，
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与邓颖超以，
“会给社会和群众造成不良影响”为由，
不允许他们在一起。
为了革命事业，他只能无奈服从。
王炳南娶了德国妻子王安娜
关露万万没想到，
为了革命，除了名誉，
连爱情也要破灭，
她曾畅想的一切美好生活，
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这让她的精神世界完全失去了支柱。
从此这位曾充满激情的女诗人，
封闭了自己的情感世界，
心如死灰，不再触及任何感情，
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可是，她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她是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
本可以像丁玲一样，
成为驰名中外的作家；
可以像张爱玲一样，
有一个潇洒自我的人生。
可自从她奉命打入日伪政权，
去做文化汉奸，
她不能再写抗日的文章，
不能再写爱国的诗歌，
她的笔下再也不见，
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
而自抗战胜利后，
她的遭遇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审查，
写的是无尽无休的交待材料。
1955年，关露受“潘汉年案”的牵连，
被逮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
一关就是2年，两年里，
她被要求反复写自己的汉奸生涯。
她还一连写了四首诗，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都没有任何人相信她。
1967年她再次被捕，
那一年她已经是个61岁的老人了。
这一次关押在秦城监狱，
一关就是8年。
监狱里，她常常一个人，
呆呆的坐着，不吃不喝，
思维混乱，神情恍惚。
出狱时的结论是：
“定为汉奸，不戴帽子”。
她从监狱出来后，身体已十分衰弱，
为了便于看病，通过多方努力，
文化部借了一间，
约10平方米的宿舍给她。
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
一楼，阴面，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
因受潮，白灰脱落，
地面是坑洼不平的土地，
屋里就两张折叠床，
一向爱干净的她，
时而精神错乱，
常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臭气熏天。
晚年的关露
1980年5月的一天，
她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
经过一番抢救后，她醒过来了 ，
但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
出院后的她十分虚弱，
连拿笔的力气都丧失了。
1982年3月23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
来到她10平方米的小屋，
向躺在病床上的她宣读了平反决定：
“经查，关露同志原在上海做文化工作， 1939年秋开始为党做情报工作。
1942年春由组织派遣到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联合主办的《女声》杂志社工作，搜集日伪情报。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
9月15日，丁玲来看望她，
两位“左联”时期，
上海文坛齐名的女作家再次相见，
而命运早已大不相同！
丁玲告诉她：
“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潘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的她，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真的吗？
我盼的就是这一天！
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
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
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
我就想，我得活下去，
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平反了，她再也无所挂牵了。
几天后的1982年12月5日，
那一天，天气及其寒冷，
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
以及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
服下了安眠药，走完了凄苦的一生，
终年75岁，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她走时穿得干干净净，
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
脸色苍白而平静。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和两个小药瓶，
碗里还有两个煮鸡蛋。
事后人们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
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
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她的身边还放着一张王炳南的照片，
照片背后除了王炳南写的：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还有她写的两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后来文化部为她举行了葬礼，
在他的追悼会上，
有一个神情哀怨的老人，
他站在人群最后，默不作声。
直到最后才走上前，
向着关露的遗像，
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他就是王炳南。
他来送她了，她应该会看得到吧 ......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
关露把她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
为了革命，她失去孩子、失去爱人，
锒铛入狱，背负骂名43年！
她用自己的忠诚、坚持和生命，
谱写出了震撼辽阔的生命篇章！
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也请让我们知道，
这样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她叫关露，
她曾用一种特殊的身份，
默默为党的事业，为新中国，
无私，无悔，
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与韶华，
今天她值得，
我们所有人的致敬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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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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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非常难得，有意义的公益礼物，
送给全中国的大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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