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大学从未建成“象牙塔”，何谈“走出”一说？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作者：尤小立
最近看到报纸上的一篇专题评论，主题是有关“象牙塔”的，大意是希望大学走出“象牙塔”，全方位地与社会对接，而且强调说，这是“高校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注：此处指人民日报《大学如何走出“象牙塔”》。后附文）
可是问题在于，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中国大学从来都未建成所谓“象牙塔”，又何来“走出”一说？
图源网络
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自从19世纪中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以来，大学本身的体制一直在完善之中。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的学科化进程，很快因为“九一八”事变而中断。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学者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是属于专心学问之人，他也确实公开提倡过建立“学术社会”的必要性，甚至极而言之，学者可以不受任何的外界影响，不对任何专业以外的事情负责。但抗战爆发后，他还是走出书斋，编《禹贡》杂志，成立通俗读物编刊社，以此来直接贡献于民族和社会。
所谓“象牙塔”的标志之一的学科，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作为单一学科建设被人提及；90年代初，作为整体的大学学科才开始恢复建设；到2000年，也还有大学校长从“学科”一词的ABC讲起。为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还特别形容“学科”是“大学的细胞”。
记得前些年，著名学者葛兆光曾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复旦的学生要敢于做“学院派”。这一呼吁自然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现今社会对大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多，安心读书者愈来愈少，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执着是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这一点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或更为重要。
这个呼吁同时也说明，直到最近，无论是“象牙塔”，还是“象牙塔”的核心——学院派——都没有真正出现。
实际上，我们对于大学之为大学的理解，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因而对于大学的要求和期待也始终在发生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各地兴建大学城时，似乎是在模仿美国大学。选址市郊小镇，旨在与都市保持距离。但现如今，所有的大学城似乎都不再满足于办大学、培养学生了。远离嚣市早已变成制造嚣市，“寂寥小镇”成了公司林立的“创业热土”。上世纪80年代，北大破墙开店，还引发了全国性争论。现在，即使大学仍旧有围墙，但校内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心理围墙早已不复存在。
没有“象牙塔”却奢言“走出象牙塔”，而且类似的说法几乎不绝于耳，没见有人提出异议，除了知识单一、人云亦云以外，也与所处的位置和所站的角度有关。
平心而论，校内、校外对大学及其状况的感受不同，实属正常。地方政府划地、拨款以后，是希望见到实效，以便突出政绩、增加GDP；企业更加现实，想让大学毕业生招之即来、来之能用，以减少成本、提高效益。他们抱怨大学没有体现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没有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学生“不上不下”，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或也情有可原，但这中间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其自身的追求和话语权也不能被忽视。
大学是分层的，管理也需要分层。如果真有“象牙塔”这个高等教育的选项，我们不妨就建它几座，看看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真的没有价值，再解构、转型或者“走出”也不迟。
即便是走斯坦福大学式的社会“服务器”的路子，这个“服务器”的内存软件也还有直接有用与间接有用之分。拿应用的标准来衡量各大学、各学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显然是不解大学风情的。因为与应用性科研相比，基础性的科研成果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转化成实际的效益。而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未必非要科研人员亲自走进市场，练摊吆喝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说的“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确实是逆耳忠言。
我们说，教育要百年树人，但实际做的时候却往往会以短期成效代替从长计议。其实，跟风赶场不应该是大学与有理性的学者的追求，更何况没有学问的支撑，不仅“伪学术”会打扮成真学术而畅行无阻，就是贡献智慧、出谋划策，也未必能提供最真实的意见和最合理的选择。
作为人才和科研的高地，服务社会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大学如何真正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实现全方位对接？这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
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学校，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上竟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本以上的大学，不少是研究型高校；二本、三本院校盲目效仿，一窝蜂往综合性大学这条路上挤；应用型高校缺乏发展空间，高水平应用人才严重短缺……求大求全、定位不准、缺乏特色、千校一面，是高校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大学要更好地服务社会，就必须改变同质化趋势。在这方面，国外经验值得借鉴。比如美国的一流高校特色鲜明、风格迥异，既有研究型大学，也有应用型大学，还有如纽约时装学院、美国烹饪学院等专门学院，都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在当前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中，引导高校明确自身定位，分清层次类型，办出特色水平，服务经济社会至关重要。怎样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怎样建成一批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地方高校；怎样建立健全高校分类指导、分类拨款、分类评估制度……都是推动高校合理定位、特色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高校服务社会，最根本的是人才培养。但我们现在培养的人，往往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从“高”的方面看，当今大学生对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关注不够，对科学技术创新有些乏力，对社会发展变革缺乏深刻认识。从“低”的方面看，部分学生眼高手低，实践技能低，工作能力差，小事也做不好。如何通过教育引导学生向应用型发展，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是高等教育需要应对的挑战。
“如果通过大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激发创新意识、造就创业本领，能够激励和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那么未来他们必能成为有批判性思维和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建设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说。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走的路还很长：比如推动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注重实践，加强高校与产业、行业、企业深度合作；优化人才培养类型，提高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比重；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服务战略新兴产业、重大民生急需等。
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睡大觉”，一边是渴望新技术的企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此情形，并不罕见，正折射出当前科技成果与社会需求“两张皮”的脱节现象。
高校科研成果只有在生产中实现了转化，才能真正发挥出创新引领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事实上，很多高校科研在立项时就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选题不够“接地气”、市场定位不明确、考核指标不清晰等，导致项目成果大多停留在纸面上，自然也产生不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高校科研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具体说来，就是要求高校加大应用技术研究，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上来。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认为，要实现科研成果和社会需求的对接，关键要走好两步：第一步是应用型研究要注重选题的贴近需求；第二步是技术研发出来后，要与产业进行深度的合作研发。
“从样本到展品，最后成为废品”，对于高校科研成果，这样的说法或许略显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校科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困境。目前，我国高校在论文数量、专利数量方面有了大幅度提升，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却一直处在较低水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先进国家这一指标在60%至70%左右。
解决科研成果转化中的“肠梗阻”，关键在于调整“指挥棒”。长期以来，高校的考核评价体系往往“以论文论英雄”，重课题、重论文，轻应用、轻转化。在这样的导向下，许多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容易发论文的课题，而并不在意立项能否实现后期转化。加之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自然更是没人愿意用心于此。所以，调整科研评价标准，激发高校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国家打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组合拳”：去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实施；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若干规定，国办印发《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在下放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科技成果收益留归科研单位、大幅提高科研人员的奖励比例等措施下，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正在逐步破除。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推进计划的逐步实施，高校智库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创办《高校智库专刊》和“中国大学智库论坛”、设立首批42个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培育基地、累计提交咨询报告4万余篇……然而，在喜人的形势之下，高校智库也存在着一些“水分”，真正有分量、有影响的智库还很少。
“看到中央对于智库发展建设的重视之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涌现出了众多的智库。一些智库评估机构也纷纷兴起，在还没搞清楚智库的战略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的前提下就开始盲目排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高校智库与一般性大学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图一时热闹，混淆了基础研究和政策对策研究之间的区别，把所有高校都变成智库，那将是智库建设的悲剧。”
专家们认为，在智库建设中，百花齐放固然好，但朵朵鲜花还需有特色。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智库应当有明确的自身定位，警惕乱贴标签、一哄而上、只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只有站在国家发展的全局，潜心研究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核心和瓶颈问题，高校智库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为政府提供专业客观、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学者们指出，作为国家“智囊团”，高校智库要想真正为改革和发展凝聚力量，提供高质量的咨政服务，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环，就是如何将“智力”优势转化为“治理”效果，实现“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有效对接。要实现这样的对接，首先要厘清高校智库的特点。一方面，智库研究不同于纯学术，不能一味依赖逻辑思辨，纠缠理论学理，而是要“接地气”，牢牢把握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智库研究不同于商业化项目，必须站在服务国家决策的高度想国家之所想，绝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代言人。
要让政府对高校智库“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荣华认为，智库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而这种“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靠的是沉下身子、实践调研，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思考，最后才能提出具战略性、宏观性与前瞻性的决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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